【大紀元2014年02月23日訊】離港十多年後首次返港，恰遇李慧玲被商台炒魷魚事件，因此情不自禁參加香港記協組織的反禁聲、撐新聞自由遊行和集會。然而過程中所聞所見，卻頗有不甚和諧的感覺，尤梗在喉，不吐不快。
在特首辦前之集會，正好站在大紀元時報旗幟邊上，見證了記協多名工作人員要求將旗幟移走，而大紀元時報人員不願意配合的情況。過程的具體細節在此忽略不提，但其中一段對話令人印象深刻。
記協工作人員：請你們移開。（指挪走標示了大紀元時報的旗幟）
大紀元員工：我們有做錯任何事嗎？
記協人員：沒有。如果不介意，請將旗幟移開。
大紀元員工：對不起，我們很介意。
……
大紀元的介意一點也不意外。作為一個應勢而起的新型的媒體，大紀元的背景和立場極為鮮明，並且成為中國大陸共產黨政府最頭痛且極力打壓的對象。在台灣、香港甚至美國，過去十多年都有媒體人員和媒體老闆得到過中國政府的傳話：只要不和大紀元合作，其它一切都好商量。
（大紀元視頻：香港媒體爆發最大規模反滅聲示威 ）
我不太相信香港記協接獲了同樣的「誠懇勸誡」，以我對事件表面的觀察和膚淺的猜測，香港記協擔心的是，香港的電視台不願意把大紀元時報的旗幟納入事件報導的圖像當中，一旦電子媒體因此禁播新聞，將影響到事件通過媒體向社會傳播的力度。
然而在一個「撐新聞自由」的集會中，這樣的事情卻顯得尤其突兀和弔詭。
我想，自由不是一個抽像的泛化的概念，而必須是由一點一點具體的行為來確定的。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是自由，其它如獨立司法和民主，恰恰是為了保護自由的落實。如果香港記協為了擴大遊行集會的社會影響力或其它原因，而限制一直以來在香港遭遇被中共打壓最嚴重的媒體在反滅聲集會發言的機會，便失去了為李慧玲等新聞媒體人發聲爭取自由的道德支點。這正是在記協集會中我所親歷事件的弔詭之處。
大紀元在香港因被中共視為頭號敵人打壓，這些年發生印刷廠被砸、中共恐嚇大紀元廣告客戶、中共冒充大紀元來欺騙大紀元讀者和客戶等等，同時，在香港媒體老闆主動自我審查的生態環境下，「大紀元」成敏感詞，大家都心知肚明中共對待大紀元的態度。因此，大紀元時報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有更加深切的徹骨之痛，兼或背後有一大群極為主動的支持群體，而形成的一個特別場面。而這樣的場面，也是撐記協集會遊行的主旨。
就我瞭解，大紀元時報連同發報人員一百多人參加了遊行和集會，並曾經要求發言的機會，但被記協婉拒，原因也是四個字：「時間有限」。
因為自由是不能劃分彼此的，作為一種現代社會的普世價值，自由如同太陽一樣應有普照萬物之量。現代新自由主義的鼻祖，英國的約翰‧彌爾在《論自由》一書中所強調，「如果整個人類，除一人之外，意見都一致，而只有那一個人持相反意見，人類也沒有理由不讓那個人說話。正如那個人一旦大權在握，也沒有理由不讓人類說話一樣。」
自由是以寬容為基礎的，心中沒有真正的寬容，世界上就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再引約翰‧彌爾的講話：「如果……對一個平易的忠諫能比其他人對一筆大賄賂更重視，這就是最符合諸位的高尚行為的美德，而且只有最偉大和最賢明的人才能具有這種美德。」
廖仕明（香港媒體人，現在美國新聞機構任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