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6月04日訊】（大紀元記者王玉美國華盛頓DC報導）6月3日下午2點，美國《外交事務雜誌》主編吉迪恩•羅斯（Gideon Rose）與前美國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Winston Lord）探討了25年前的天安門六四事件。洛德在1985-1989年期間在里根總統時期任美國駐中國大使，1993-1997年克林頓總統時期任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幾家媒體記者通過電話連線參與了討論。
溫斯頓‧洛德回憶時稱，當時的事件是有一些故事背景的。那個年代沒有twitter或facebook，媒體也被政府控制。但是250多個城市都出現這樣的遊行，可見人心。
他說，不只是大學生在提出改革要求，官員、記者、學者、工人都在支持這場由大學生發起的活動。活動進行了差不多6個月，完全是以和平的方式，不是那種砸窗戶等暴力行為。所以說，後來的武力鎮壓實在是不應該的，釀成了悲劇。
1988年我和我太太到北京大學去會見大學生。他們當時在組織一系列演講。我們當時很小心，避免使用批評政府的語言。但是跟大學生的交流中，我們能感到他們對改革的熱情。這也說明後來的天安門事件不是突然就發生的。
幾天後，鄧小平私下給我傳話，說我不該去參加北大的活動。我出於禮貌回答他：「這其實是我們自己的事。我們一直都參加這些活動的，我們也願意見到這些優秀的大學生和高級學者。我們可從沒說不讓駐華盛頓的中國大使去耶魯或者哈佛。」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他們對當時局勢非常緊張。
他提到，從近幾年出版的一些回憶錄和新披露的文檔中，我們也瞭解到，當時，趙紫陽反對武力鎮壓，七個退休的將軍也不支持動用武力。還有一些北京的軍官也不同意鎮壓。因為附近的軍隊知道是怎麼回事，為了避免北京軍隊不服從命令，他們沒有動用北京附近的軍隊，而是調動遠方軍隊來執行鎮壓。並對他們說，在天安門廣場正在追捕罪犯。
趙紫陽做主席的時候，我和我太太還有一些官員還能一起討論政治體制改革甚麼的。現在就完全相反了，對內對外政策都在收緊。近年來越來越不好了，各種異見人士都被關押。情況很不樂觀。
對於美國在當時對於六四的回應，溫斯頓‧洛德回憶：總體來說，根據當時的情況，美國基本上做了能做的。當時沒人響應我們，商人們就關心訂單，也不關心政治這些；學者擔心他們的簽證會不會出問題；一些所謂的「中國專家」也在各種會議上迴避這個事。所以單靠政府實在很難起作用。其他國家政府也基本上沒有採取措施，他們不想影響了商業貿易合作。
溫斯頓‧洛德認為，中國經濟過去確實經歷了快速的增長，但人權問題已經越來越突出。不完善的政治體制，加上被全面控制的媒體，使國民無處表達不滿，最後就只能到街上去表達。對國民長期的政治壓迫會最終帶來後果。
溫斯頓‧洛德還說，中南海清楚的瞭解自己的問題。貧富差距、污染、腐敗等問題始終是難以解決的毒瘤，全國各地平均每天發生至少五百起抗議事件。他們想通過經濟發展的繁榮來掩蓋這些社會問題和一些歷史上的錯誤。
（責任編輯：李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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