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未知，如何從不確定當中得到力量？
有時候害怕自己不知道和愛面子或想讓別人印象深刻無關，而是因為我們必須做出重要抉擇，卻缺乏足夠的知識。尤其當我們覺得那些選項沒有一個具吸引力時，這種焦慮最明顯。普立茲小說獎得主珍．史麥莉（Jane Smiley）寫到她進退維谷，不知道是否要與兩個女兒的父親離婚時，曾用一個令人難忘的句子來描述：「該留下還是離開，對我來說，這個抉擇就像要選擇自殺還是大屠殺。」
幾年前我的朋友威爾置身相同的困境。威爾覺得自己的婚姻不美滿，已經到了嚴重影響身心的地步，但他又擺脫不了一種想法，認為結束婚姻，相當於家破人亡――等於摧毀了妻兒的人生，難道他不該留下來，為他們盡一點心力嗎？還是說，這樣做是錯的？如果他對婚姻做出錯誤的示範，讓孩子留下深刻印象，傷害了他們日後幸福美滿姻緣的可能，又該如何？他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只希望能有什麼啟示出現，而在毫無線索之後，又陷入幻想，希望自己得了什麼不治之症――任何可以讓他不用選擇就脫離這段婚姻的方法。
他的問題在於不知道的危機――或者可以說知道兩種相互矛盾選擇的危機。他所知道的感受足以教他明白這段婚姻注定失敗，但他所知又不足以讓他盲目地相信離開必然能解決問題。很長一陣子，這兩種針鋒相對無懈可擊的知識，讓他陷入無從解脫的痛苦深淵。
有一天，威爾正好看到一個有關空軍傘降救援隊（Pararescue Jumper, PJ）的電視節目。空軍傘降救援隊屬於美國空軍特種部隊，負責執行非傳統、高風險的戰鬥任務，飛越敵軍戰線，搶救遭擊落的飛行員，執行人道工作，比如赴沙漠、叢林馳援，或拯救因天災海難身陷危境的平民等工作。他們必須先經過暱稱「超人學校」的兩年訓練，過程艱巨，淘汰率達九成――所有特種部隊中淘汰率最高的。這個電視節目主要是介紹因記者楊爾（Sebastian Junger）著作《超完美風暴》（The Perfect Storm，後改編為電影《天搖地動》）而名聞遐邇的空軍傘降救援隊。
在節目中，楊爾敘述空軍傘降救援隊隊員乘著海岸防衛隊的H-60直升機，在大西洋海面上拯救正下沉的民用帆船，可是直升機燃油已經用盡，必須迫降。機上兩名空軍傘降救援隊隊員史密斯（Rick Smith）和史比藍（John Spillane）按照規定，收拾了求生用具，蹲在直升機敞開的機門旁。楊爾在書中把海面比擬為「月球表面，被風吹蝕得坑坑洞洞，瘡瘡疤疤，全都變了形」。海水劇烈地攪動上衝，「連究竟是波峰或波谷都分辨不清，他們只知道自己要從三百英尺的高處躍下」。也就是說，史密斯和史比藍知道他們往下躍的時機攸關生死，也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下，時機根本難以預計。
史密斯一躍而下。片刻之後，史比藍緊隨其後。史比藍直墜七十英尺，撞上水面，摔斷了一隻手臂、一條腿、四根肋骨，腎臟破裂，並傷及胰臟。他抱著救生筏在水面上載浮載沉，數小時後才被海防隊救起，而史密斯則再也不見蹤影。很可能就在兩人相繼跳下的千鈞一髮之際， 海水正好升高到足以保護史比藍大難不死的高度。重點是，雖然史密斯和史比藍接受了那麼多訓練，兩人依舊無法預知何時該跳下，或者甚至該不該跳。倒是一直待在直升機上，直到飛機墜海的飛行員和飛航工程師兩人存活下來，只有最輕微的傷勢。
這個節目對威爾有莫大的啟示。這些經過嚴密訓練、藝高膽大的救難人員面對的是變化莫測的狀況，但他們卻非得做些什麼不可。威爾終於領悟到：他必須採取行動，在欠缺知識也難以保證後果的情況下，為他的婚姻做出抉擇。
面對不確定做出決定是人生常態，通常利害關係往往是：如果我走那條小路，會不會比較快抵達？如果我今天回他的電話，會不會顯得太猴急？如果我買比較有益健康的燕麥零食，孩子們會吃嗎？
但有些行業有慣常的不確定和可能極其嚴重的後果，消防員、外科醫生、預檢分診護士、人質談判員、礦工、伐木工、警察和士兵都常面對危急的情況，必須藉由不完整的知識來採取行動――而這些行動的後果可能意味著生死之別。這些人必須接受承認「我不知道」的不安焦慮，並且接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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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虛偽自白的現象，這經常發生在兩種虛假的「知識」相符之時，第一種是執法官員的虛偽知識。社會心理學家塔芙瑞斯（Carol Tavris）和亞隆森（Elliot Aronson）在《錯不在我？》（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中寫道：
目前大部分警察、探員、法官和律師的專業訓練幾乎都不包括關於他們自己的認知偏見、如何盡可能改正，以及當他們的信念碰到相互矛盾的證據時，如何處理他們感受到的不協調等資訊。
一旦審問者相信他們所質問的人就是罪犯，他們便一心一意要取得對方的自白，甚至可能採取極端手段。塔芙瑞斯和亞隆森引述《紐約時報》二○○四年一樁夫妻兩人遇害的殘酷殺人案報導，一名警探承認他為了取得嫌犯的自白口供撒謊。嫌犯是遇害夫妻十七歲的兒子，這名警探撒謊說，嫌犯父親臨死前自昏迷中醒來，告訴警方說他兒子是凶手。《紐約時報》寫道：「在脅迫、誘導式詢問和反覆的糾纏之下，嫌犯高聲說出他的疑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時昏頭，或者有雙重人格，犯下逆倫大罪卻毫無記憶。」他承認犯案，在獄中待了十七年才獲得平反。
警探撒謊的理由是什麼？因為他對自己「知道」這件事是真的深信不疑。「我不是認為那是他幹的。」他告訴《紐約時報》：「我知道是他幹的。」這種趾高氣昂的肯定不難想像，因為訓練警探的技巧鼓勵這樣的想法，並且再三向警探保證，無辜的人絕不會承認自己犯罪。
可是其實他們會。這是造成虛偽自白更教人困惑的第二種虛假知識：被告明明沒有犯罪，卻很確定自己犯了罪。藉由DNA測試和「無辜計畫」（The Innocence Project）等冤案平反組織的努力，我們終於有了確切的證據，證明無辜的人也會做出虛偽的自白。究竟他們為什麼會這麼做？許多人依舊認定只要遭到定罪的人就一定有罪，這種想法令人大惑不解。
半世紀前，心理學家勒納（Melvin Lerner）提出「公平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假說，這項假說的重點是，有些人把罪行發生的原因怪罪於無辜的受害者，他們以這種方式來保護我們的信念，認為世界公平而有保障。可是虛偽自白仍然使我們無法置信――有多少人能夠理解我們承認明明自己沒做的事？這非但證明了訊問技巧的陰險狡詐，也證明了我們自以為能夠承受它們的狂妄自大。我們確定自己知道我們所不知道的事物。
當然，有時候嫌犯刻意做出虛偽自白，避免審訊的痛苦。但有時他可能真的相信自己犯了他沒犯的罪。人怎麼可能對自己產生這樣混亂的想法？賀伯特（Ian Herbert）在美國心理學會期刊《觀察者》（Observer）中寫道：「警察訊問嫌犯的時間越長，越強調他的罪，並且在訊問中穿插罪行的細節，嫌犯越容易相信自己犯案。」
心理學家羅芙托斯（Elizabeth Loftus）對人類記憶可塑性的研究舉世矚目。在一項知名的研究中，她安插錯誤的記憶，讓受測者誤以為他們幼時曾在購物中心走失。結果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受測者不但宣稱他們記得走失的事，甚至可以提供鮮明的「記憶」細節。
換言之，他們確實認為自己知道這樁捏造的事件曾發生。
「這就是駭人的地方，」羅芙托斯說：「我們以為我們知道，我們全心全意相信的事實，未必是真相，這是真正恐怖的想法。」
這的確是說「我不知道」的另一層意義。想到我們對自己所知的感覺竟然如此容易曲折、如此不可靠、如此站不住腳、如此脆弱，實在教人心驚。放下控制感，讓我們覺得自己很容易受到傷害。但放下我們掌控一切的幻覺，會為我們帶來莫大的平靜――以及可能。
摘自 《我不知道》 臉譜出版社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