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7月14日訊】今年的7月1日是中共成立95週年建黨日，與中共95年曆史相伴隨的，是95年來罄竹難書的罪惡。中共犯下的最大的罪惡就是在破壞了中華文化的同時，殺戮和迫害中華民族的文化精英。
中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特別是在反右和文革中，殺戮和迫害了幾乎中國的全部文化精英。下邊看看這些中華精英受到的苦難和屈辱。
1、被迫害的文化界精英
向達
歷史學家，大師級人物，敦煌研究第一人，中外交通史專家。1935至1937年遊歷歐洲，在備受洋人歧視的情況下，於各大圖書館博物館手抄了數百萬字的敦煌資料帶回國內，奠定敦煌研究基礎。1957年被打為右派，文革初被殘酷批鬥，66歲的他被剃光頭，在曬得滾燙的房簷瓦上一跪就是幾小時，去世時無人施救。向達是一個純粹的學者，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和個別結論不能代替具體的歷史研究方法。他說「比如考古發掘，怎能說明這一鋤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那一鋤是馬列主義的？」 章詒和曾回憶：「向達是右派，算『前科』，受罪挨罰最多。他早有思想準備，曾對家人交代：如有三長兩短不要意外和驚恐。果然於數月後，死在勞動場所。發病時，北大革命師生無人為其呼救。」
吳宓
吳宓，原名玉衡，後改陀曼，又改宓，字雨生（又作雨僧），筆名餘生，陝西涇陽人，比較文學家、著名西洋文學家。
1966年「文革」中，吳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動學術權威」被關進「牛棚」，成為重點批鬥對象，戴白紙高帽遊街示眾，接受造反派的打罵與侮辱。其間，大量日記、文稿、藏書遭到洗劫。在一次批判大會上，已經72歲的他被勒令下跪，跪了兩個多小時。批鬥會結束後，有人偷偷問他身體可吃得消，他說「跪著比站著好些」。吳宓被架上高台示眾，頭暈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來跌斷左腿，之後又遭斷水斷飯之折磨。腿傷稍好，即令打掃廁所。到批林批孔時，吳宓不肯批判孔子，說「沒有孔子，中國仍在混沌之中」，並說「寧願殺頭也不批孔」，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1971年病重，右眼失明，左眼白內障嚴重，就只好讓他回重慶養病。1977年吳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讓其胞妹吳須曼領回陝西涇陽老家。這終於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顧和溫馨，吳宓每次吃飯時總要問：「還要請示嗎？」吳須曼告訴他說：「『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了，都不請示了。」有時候夜間，他起床喊，「快開燈，我是吳宓教授，我很餓，給我一碗稀飯喝吧。」1978年1月14日因突發老年性腦血管疾病入院治療，1月17日病逝解放軍513野戰醫院，終年84歲。
范煙橋
紅極一時的江南才子，詩詞小說文學批評均有極深造詣。文革中，他為避禍盡焚五十年來的手稿。但有一次念了一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紅衛兵聽到後說他誣蔑文革，對他殘酷迫害，含冤而逝（也有被活活打死一說）。與他並稱的才子周瘦鵑也遭迫害，他來弔唁，泣不成聲，不久後投井而死。
詹安泰
古典文學家，書法家，詞學造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詞宗」稱譽，任教於中大。1957年被打為右派，文革遭批鬥，多年文稿被燒燬，其子曾每天偷藏幾張手稿帶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數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復發，醫院不肯醫治，淒涼離世，家人隨後被中大趕至集體宿舍居住，其兩室藏書後被賤賣。
張東蓀
張東蓀（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萬田，字東蓀，曾用筆名聖心，晚年自號獨宜老人。浙江杭縣（今杭州市）人。中國哲學家、政治活動家、政論家、報人。曾為研究系、中國民主社會黨領袖之一，曾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書長。1949年以後留在中國大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控向美國洩漏國家機密情報，死於獄中。
1951年7月，建黨三十年大慶，學者文人們都在報上發表回憶慶祝文章。大師張東蓀卻依舊沉默，此時他已因捲入美國特務案而倍受壓力，葉篤義勸他趁此機會寫一篇，他拒絕，表示要保持「沉默的自由」。1953年5月，他被開除出民盟。1968年，82歲的他被關入秦城監獄，後有關方面告知其家人，他於1973年6月去世。秦城監獄作為特種監獄，除了對被關押者施行肉體和心理折磨外，還會將被關押者一個個單獨囚禁，數年裡不能和人說話，更不能和家人通信。所以張東蓀死後很久，家人才被告知。張東蓀長子是北大教授、生物學家張宗炳，也被關於秦城七年，被迫害至精神失常，次子張宗燧是劍橋博士，物理學家，自殺身亡，三子張宗穎夫妻雙雙自殺。兩個孫子亦遭判刑。
林同濟
林同濟（1906年－1980年11月18日），中國學者，涉獵頗廣。專長於政治學，也是莎士比亞專家。戰國策派主要成員之一。1958年被劃為右派。長期任教於復旦大學。1949年，林父對他說「以你這樣的思想，和共產黨相處會遭殃的」，勸他去台灣，林同濟說「中國若亡了，吾與汝偕亡」。思想改造時他被迫交萬言檢討，全面否定自己，反右中被劃為右派，文革中險些性命不保，1980年赴美講學時病故。大鳴大放時，林同濟說：「肅反時講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理解實際上是坦白從嚴，抗拒從寬」，針對中共戶籍管理制度，他說：「人本來是動物，現在卻成了植物，不能動了」。林同濟曾在美國大學任教，出於愛國，返回國內。1930年，他同時用中文和英文發表《日本對東三省的鐵路侵略：東北之死機》一書，用大量的資料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一年後不幸言中。
龍榆生
詞學大師，反右時被劃為右派，1961年得以摘帽，但1966年底遭造反派抄家，書稿文物被洗劫，結果含冤去世。他為何能被摘去右派帽子呢？1979年的《關於龍榆生錯劃右派的報告》中說，「約1961年起，龍曾協助公安機關做某對象的偵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大師為了保命變臥底，是那個年代的固有悲劇。龍先生一生收藏大量詞學文獻，包括極珍貴的明代琴譜和民間藝人詩詞集，抗戰中散失頗多，解放後曾將大批善本、大師間來往信札手稿捐贈予各大圖書館。文革時家中收藏均被洗劫，大量文物和自作詩詞稿遭毀。
李季谷
歷史學家，劍橋碩士，北大教授，後任國民政府浙江教育廳長，1949年隨國民政府撤退時偷偷留在上海。1955年肅反時被定為反革命分子，文革時被關入牛棚長期批鬥。1968年7月25日，他被審訊一天，跪在地上被香煙燙後背和脖頸，深夜時投河自殺。與其他眾多學者一樣，他的個人著述基本都在1949年前出版。在他死後，有關方面還召開了對他的「批鬥會」，表示「李季谷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這就是死硬分子的下場」，並畫了一張他的漫畫像，並打了大紅叉，由歷史系另外兩名「牛鬼蛇神」舉著這張漫畫像站在台前接受批鬥。
楊朔
散文作家，《荔枝蜜》等作品曾入選中學課本。文革時成「丁玲反黨集團黑干將」、三反分子，其作品被一一拿來作為罪證，如《荔枝蜜》中工蜂供奉蜂王是影射毛澤東。1968年8月3日死去，死因成謎，有被殺、自殺和病死三說，死後繼續被批判。1975年12月才舉行骨灰安放儀式。骨灰盒裡僅放置了其生前使用的老花鏡和鋼筆。
劉永濟
古典文學專家，曾任教於武大。1957年大鳴大放，他猛烈抨擊湖北省委，後內定為右派。文革時，重病的他被板車拖到武大操場上批鬥，含冤而死，其夫人不久後自縊。
張中曉
文藝思想家，1955年因胡風冤案牽連被捕入獄，被定性為「最反動的暗藏反革命分子」，他在獄中發病吐血，1956年保外就醫，在極度的貧病交加中仍筆耕不輟，文革初不幸離世，年僅37歲。他曾在《無夢樓隨筆》中寫道：「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於黑暗，惟一的辦法是使自己發光。」
趙樹理
作家，山藥蛋派代表人物，文革期間成為「黑標兵」，遭長期批鬥，屢屢遊街示眾，曾被打斷肋骨，斷骨刺穿肺葉，又在批鬥台上被推下，跌斷髖骨，就此殘廢，生活無法自理。臨死前幾天已奄奄一息，但領導說「爬過來也要挨批鬥」，於是被架到會場趴著被鬥。三天後他開始拒絕進食，再三天後慘死。1970年趙樹理參觀大慶油田時曾寫下詩句「鑽林不作銀蛇舞，也與天公試比高」，謳歌祖國「偉大成就」，此詩後招致極大罪名，指他陰謀改朝換代，要與毛澤東比高。此詩並未發表，只在好友間傳閱過，故注定是好友出賣。
舒蕪
文學評論家，上世紀40年代出道時得胡風大力提攜，50年代胡風案時主動交出與胡風的私人信件，斷章取義揭發其反黨。此案牽連兩千餘人，從此「揭發」成為歷屆運動的關鍵詞。晚年他以「對毛澤東的熱愛比較幼稚」來搪塞此事。其妻陳沅芷文革初便遭迫害，被中學生捆綁起來扯著頭髮在地上拖，然後活活打死。
袁昌英
與蘇雪林凌叔華並稱「珞珈山三女傑」，集學者、作家和翻譯家於一身，法國文學研究大家。後蘇、凌分別赴台灣、英國，她留在國內。後劃為右派，被武漢大學開除。次年又被判為歷史反革命，交街道監督勞動，每日掃大街，其子與之劃清界限斷絕關係。75歲時被遣送回原籍湖南醴陵鄉下，三年後死去。
白辛
作家，赫哲族戲劇家，作品有劇本《冰山上的來客》等。電影《冰山上的來客》在文革時被打成「大毒草」，白辛被點名批評，眼看噩運將至，又看著別人被批鬥侮辱，他便對朋友說「我可不能讓他們這麼折磨我，我決不受這罪」。第二天，帶著一瓶酒一聽罐頭一瓶敵敵畏，到松花江一小島上自殺身亡。
丁則良
歷史學家，史學界後起之秀，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歷史系主任，大鳴放時正在蘇聯開會，沒提意見自然沒反黨言論，但學校卻硬造了「余（瑞璜，物理學家）丁、徐（理治，數學家）反黨集團」，定成右派。丁返國後先到北大準備編教材，可東北人大卻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隨即投未名湖自殺，年僅42歲。
張滬
女作家，因對公車制度等特權不滿被打為右派，其丈夫作家從維熙和同為老黨員的父親、弟弟也成右派。她在勞改中受盡屈辱，吞安眠藥自殺但被搶救。出院時丈夫向院長道謝。女院長說「當時我們不知張滬是右派，不然不會費那麼大力氣搶救！」不久後，張滬就因「自絕於人民」被嚴懲，與丈夫入獄。（待續）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