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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之子的沉痛告白:中共殺人不用刀 (上)

文│紀曉峰

中國著名化學家紀育灃先生。(紀曉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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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紀育灃先生,中國著名化學家,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獲博士學位後為報效祖國,於1928年返回中國,長期在廈門大學、浙江大學、西南聯大、中央研究院、上海醫學院、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任教和從事有機藥物化學研究工作。

放棄離京:輕信中共承諾

1949年,中共竊奪北平,作為鑽學問的一介書獃子,爸爸捨不得丟棄他幾十年積累起來的書籍和資料(他的書籍,在北平研究院開了一個小圖書館),又天真以為「誰來當皇帝都不會影響」他的科研工作,於是拒絕了國民政府提供、從中共控北平東單機場(當時,傅作義已經宣佈投降,北平空城3天,允許拒絕同共產黨合作的國府人員,從東單臨時機場搭機離開)全家飛臺灣的機票。

很快,惲代英的弟弟惲子強(後來的科學院學部主任)出現在我家,要求爸爸幫忙接管北平研究院。因為進城的中共黨員對科學研究機構、設備乃至文件檔案一竅不通,惲子強表現得誠惶誠恐,千求百求,邀請我爸爸助中共進入科學界,並且承諾,一旦共產黨接管就緒,就讓我爸爸專心從事他的藥物化學科研工作。

1953年,中共成立了科學院,給了爸爸一個數理化學部委員的頭銜,工資加車馬費每月500人民幣(當時一般工人工資每月18元到30元),但他所期望的實驗室卻永久性關閉了!他的助理研究員也被強制調走。

爸爸只好在家裡默默看書寫筆記,嘴裡嘟囔著「中共殺人不用刀,一個科學研究人員的實驗室被搶走了,比用刀殺了他還狠」。惲子強及他以後的歷屆負責聯絡家父的人,每月都會派小嘍囉送工資到家,一直到爸爸1982年去世,算是中共對其言而無信的代價。

淪為花瓶:研究著作擱淺

共產黨的如意算盤是,養著紀育灃好當花瓶。於是,科學出版社奉命找上門來,要爸爸寫「專著」,爸爸正好在寫科研筆記,欣然接受。誰知,辛辛苦苦一年多,厚厚的樣本已經印出來了,科學出版社的幾個白痴編輯找上了門,說是書中列舉的研究數字和案例不附合共產黨的規定,強制要求改稿,否則不能出版。爸爸問他們:「是你寫書還是我寫書,書中的一個字也不能改。」經過幾次爭執之後,爸爸把稿費退給了這幫小共產黨,所謂的「專著」就此擱淺。

1955年,共產黨愚民報刊大吹,說是「世界首創、人工合成了胰島素」。接著,科學院送來了飛機票,接父親去上海開會,要爸爸為共產黨「人工合成了胰島素」背書。

爸爸從上海回來氣憤地說:「我根本沒進實驗室,更沒看到合成過程,而且我也不相信真的人工合成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怎麼能為他們背書;那高級賓館加飛機往返,算我去上海旅遊、散心,惲子強們真又白費心思了」。

慘澹度日:遷居且被監控

1955年後,我們家的厄運開始了。共產黨學部把我們家遷出了錢三強、紀育灃、陳尚義、顧功序、王序等七名高級研究員共住的北平大佛寺取燈衚衕王府,發配到了朝內南小街43號的大雜院。

那裡,街道居委會特務極端邪惡,他控制我們家請的保姆,每天向他彙報家裡的吃喝拉撒睡,試圖從中找出迫害父親的借口。媽媽一氣之下辭丟了保姆,從此自己操持家務、照顧父親直到父親去世。

爸爸幾十年不變的牛奶也被共產黨居委會斷掉,說是大家「一律平等」,爸爸必須排隊申請一週兩到三次的半磅瓶裝鮮奶。無奈之下,爸爸每天穿著西裝、戴著禮帽、拄著文明棍(這是爸爸回國後幾十年一貫的裝束),到對街小鋪去買豆漿、油條。那幫人跟在爸爸後面做鬼臉、大呼小叫:「特務來啦!特務來啦!」

大雜院裡藏著一名「北京日報」記者黎先耀,我們家從來不同魚龍混雜的周邊鄰居打交道,因此根本不知道大雜院中有這麼一個製造「階級鬥爭」的共產黨刀筆棍。

一天,正在上高三的我,突然遭到同學圍攻,說是北京日報報導:「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公子哥紀曉峰毒打保姆,其父紀育灃縱容兒子行凶。」隨之而來的是,北京各中學裡展開了批判「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資產階級思想運動」,可把我這個初入社會、一心只知道上學苦讀的青年嚇懵了,只好一次次按共產黨要求「低頭認罪」,生怕升大學時因此被共產黨除名。

其實,真實情況完全不是共產黨記者捏造的那樣。我自己有一個書房,我的東西都整理得有條有理,每天回家我就鑽在自己房間裡讀書。那天,我走進書房,發現我的東西被搜查過、全都搞亂了,我就叫來保姆詢問,她撒謊說是替我打掃衛生。

我責問她:「我告訴過你,我自己會打掃衛生,為什麼還要進我房間?」隨後,我請她離開,她發瘋似地要找我評理;我不想同她吵,推她出了書房,狠狠地把門關上了。流氓記者黎先耀,就是從這裡編造出了一個共產黨愚奴煽情需要的、批判「資產階級思想」故事。

受盡屈辱:遭街道居委會惡整

街道居委會比共產黨所謂的惡霸地主黃世仁還要壞得流膿。大約是1964年,共產黨正在搞打擊大片國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1962年走出共產黨監獄,軍事工程學院承諾我再次參加高考、重新上大學,可街道上的特務背後作祟,在我的檔案中寫了些不知什麼惡毒的東西。

當時北大校長周培源告訴我爸:「你兒子重考大學是枉然,考卷沒到評分老師手中,早就被抽掉銷毀了。」當時年輕氣盛、仍然相信共產黨不會作弊的我,怒氣沖沖、衝進了街道居委會頭頭家,眼前霍然發現,妹妹穿著短褲同他躺在昏暗骯髒的大炕上。街道居委會成員騙姦中國知名化學教授的女兒被曝光,共產黨愚奴喉舌、乃至共產黨科學院學部竟然沒有半點表示,我父親實在吞不下這口氣,毅然把我妹妹逐出家門,到死也不想看到她。

我不能再次進入大學,爸爸在北京中廊下給我買了個小四合院,四間小房加浴室廚房,算是我關門自修的世外桃源。然而,共產黨的打砸搶「文化革命」來了,小四合院又被街道小腳特務砸爛、搶走,說那是「資產階級」窩,而我被勒令立即「滾出北京」。

隨後,共產黨的黨衛軍(所謂紅衛兵),衝進了爸爸在什坊院衚衕的家,把他捆起來吊打,逼迫他交出他的「扎帽右派兒子」。爸爸根本不知道我流落何方,只好一次次遭皮鞭抽打,眼睜睜看著僅有的幾兩黃金棺材本、連同他小心保存的黃金試劑被洗劫一空。

最可惡的是,爸爸掛在牆上當寶貝的耶魯大學博士文憑、洛克菲勒獎金證書、導師約翰遜遺像,全都踹爛、付之一炬。

爸爸的導師約翰遜,是爸爸的大恩人,對他的一生意義重大。他當時在美國耶魯讀書,成績特別傑出,可惜得了三期肺病。約翰遜喜歡會讀書的學生,爸爸奄奄一息之下,是導師約翰遜掏錢給他治好了病,而且讓他在醫院中完成了博士學位考試。1953年,導師約翰遜去世,導師夫人專門寄來了導師遺像,供爸爸永遠緬懷。

文革結束後,我去找共產黨北京房管局要被搶占的房子,幾經周折,才給了我三千元;而且還告訴我,這是對我們「專家家庭」的照顧,一般北京市民,一毛錢都得不到,還得替那些搶占私產的「房客」維修住房。

忍辱負重:遭受不平等待遇

文革迫害並沒有結束,爸爸事後告訴我,他的500元工資變成了18元,手無縛雞之力的他必須靠媽媽的55元工資養活;他還必須每天到東郊的北京化學試劑廠掃大門。爸爸說,冬天零下十幾度、寒風刺骨,他必須提前一小時站在場門口拿著大柳條掃帚掃地,來上班的人為向共產黨打進步,人人朝他吐吐沫、罵一些難聽的髒話。

爸爸遭到的人格羞辱,實在是常人難以想像,可爸爸為了不再受皮肉之苦,只好像越王勾踐臥薪嘗膽般忍氣吞聲,任共產黨凌辱。說起北京化學試劑廠,還有一段故事,那是1955年我家被搬遷到什坊院衚衕同時發生的事。

共產黨科學院學部不想再繼續揹負爸爸這個在家寫筆記、拿乾薪的花瓶了,因為說起來,共產黨對待國際知名化學家的「名聲」實在不好聽。

惲子強把爸爸的「組織關係」,一腳踢給了北京東郊的一個小化工廠,美其名曰「北京化學試劑廠」﹔爸爸由此得到一個新頭銜:北京試劑研究所所長。那裡,既無研究人員,更無實驗室和試驗設備,有的只是一群一竅不通、每天混吃護黨的所謂「中專畢業生」﹔共產黨宣稱發揮「專家餘熱」,讓爸爸整天對驢彈琴。

於是,這幫「中專生」天天在實驗室裡瞎折騰,還圍著爸爸吵事,罵他「內鬥」專家。爸爸非常生氣,一次回家來說:「什麼中專畢業生,連硫酸稀釋這樣簡單的試劑操作都不懂,要不是我一把奪下燒瓶,險些釀成大禍」。

至於「試劑所」的共產黨書記伍國華,更是自以為他能「領導」專家,不許爸爸自己設定研究課題,得聽他安排,以致一個「試劑所」究竟研究什麼,多年吵不出結果。

爸爸算是看透了共產黨,他們根本不想搞什麼科學研究,不值得跟這幫傢伙磨舌頭、貶低自己,於是兩袖一甩、回家看美國化學會學報去了。就這樣,一直拖到了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化工廠的無賴們以為機會來了,就把爸爸當「白專」狠狠地鬥,讓爸爸吃盡這個世界上他從沒有見識過的共產黨法西斯地獄災難。(待續)

責任編輯:古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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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22 7:2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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