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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之子的沉痛告白:中共杀人不用刀 (上)

文│纪晓峰

中国著名化学家纪育沣先生。(纪晓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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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纪育沣先生,中国著名化学家,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为报效祖国,于1928年返回中国,长期在厦门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上海医学院、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任教和从事有机药物化学研究工作。

放弃离京:轻信中共承诺

1949年,中共窃夺北平,作为钻学问的一介书呆子,爸爸舍不得丢弃他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书籍和资料(他的书籍,在北平研究院开了一个小图书馆),又天真以为“谁来当皇帝都不会影响”他的科研工作,于是拒绝了国民政府提供、从中共控北平东单机场(当时,傅作义已经宣布投降,北平空城3天,允许拒绝同共产党合作的国府人员,从东单临时机场搭机离开)全家飞台湾的机票。

很快,恽代英的弟弟恽子强(后来的科学院学部主任)出现在我家,要求爸爸帮忙接管北平研究院。因为进城的中共党员对科学研究机构、设备乃至文件档案一窍不通,恽子强表现得诚惶诚恐,千求百求,邀请我爸爸助中共进入科学界,并且承诺,一旦共产党接管就绪,就让我爸爸专心从事他的药物化学科研工作。

1953年,中共成立了科学院,给了爸爸一个数理化学部委员的头衔,工资加车马费每月500人民币(当时一般工人工资每月18元到30元),但他所期望的实验室却永久性关闭了!他的助理研究员也被强制调走。

爸爸只好在家里默默看书写笔记,嘴里嘟囔着“中共杀人不用刀,一个科学研究人员的实验室被抢走了,比用刀杀了他还狠”。恽子强及他以后的历届负责联络家父的人,每月都会派小喽啰送工资到家,一直到爸爸1982年去世,算是中共对其言而无信的代价。

沦为花瓶:研究著作搁浅

共产党的如意算盘是,养着纪育沣好当花瓶。于是,科学出版社奉命找上门来,要爸爸写“专著”,爸爸正好在写科研笔记,欣然接受。谁知,辛辛苦苦一年多,厚厚的样本已经印出来了,科学出版社的几个白痴编辑找上了门,说是书中列举的研究数字和案例不附合共产党的规定,强制要求改稿,否则不能出版。爸爸问他们:“是你写书还是我写书,书中的一个字也不能改。”经过几次争执之后,爸爸把稿费退给了这帮小共产党,所谓的“专著”就此搁浅。

1955年,共产党愚民报刊大吹,说是“世界首创、人工合成了胰岛素”。接着,科学院送来了飞机票,接父亲去上海开会,要爸爸为共产党“人工合成了胰岛素”背书。

爸爸从上海回来气愤地说:“我根本没进实验室,更没看到合成过程,而且我也不相信真的人工合成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怎么能为他们背书;那高级宾馆加飞机往返,算我去上海旅游、散心,恽子强们真又白费心思了”。

惨淡度日:迁居且被监控

1955年后,我们家的厄运开始了。共产党学部把我们家迁出了钱三强、纪育沣、陈尚义、顾功序、王序等七名高级研究员共住的北平大佛寺取灯胡同王府,发配到了朝内南小街43号的大杂院。

那里,街道居委会特务极端邪恶,他控制我们家请的保姆,每天向他汇报家里的吃喝拉撒睡,试图从中找出迫害父亲的借口。妈妈一气之下辞丢了保姆,从此自己操持家务、照顾父亲直到父亲去世。

爸爸几十年不变的牛奶也被共产党居委会断掉,说是大家“一律平等”,爸爸必须排队申请一周两到三次的半磅瓶装鲜奶。无奈之下,爸爸每天穿着西装、戴着礼帽、拄著文明棍(这是爸爸回国后几十年一贯的装束),到对街小铺去买豆浆、油条。那帮人跟在爸爸后面做鬼脸、大呼小叫:“特务来啦!特务来啦!”

大杂院里藏着一名“北京日报”记者黎先耀,我们家从来不同鱼龙混杂的周边邻居打交道,因此根本不知道大杂院中有这么一个制造“阶级斗争”的共产党刀笔棍。

一天,正在上高三的我,突然遭到同学围攻,说是北京日报报导:“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公子哥纪晓峰毒打保姆,其父纪育沣纵容儿子行凶。”随之而来的是,北京各中学里展开了批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可把我这个初入社会、一心只知道上学苦读的青年吓懵了,只好一次次按共产党要求“低头认罪”,生怕升大学时因此被共产党除名。

其实,真实情况完全不是共产党记者捏造的那样。我自己有一个书房,我的东西都整理得有条有理,每天回家我就钻在自己房间里读书。那天,我走进书房,发现我的东西被搜查过、全都搞乱了,我就叫来保姆询问,她撒谎说是替我打扫卫生。

我责问她:“我告诉过你,我自己会打扫卫生,为什么还要进我房间?”随后,我请她离开,她发疯似地要找我评理;我不想同她吵,推她出了书房,狠狠地把门关上了。流氓记者黎先耀,就是从这里编造出了一个共产党愚奴煽情需要的、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故事。

受尽屈辱:遭街道居委会恶整

街道居委会比共产党所谓的恶霸地主黄世仁还要坏得流脓。大约是1964年,共产党正在搞打击大片国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1962年走出共产党监狱,军事工程学院承诺我再次参加高考、重新上大学,可街道上的特务背后作祟,在我的档案中写了些不知什么恶毒的东西。

当时北大校长周培源告诉我爸:“你儿子重考大学是枉然,考卷没到评分老师手中,早就被抽掉销毁了。”当时年轻气盛、仍然相信共产党不会作弊的我,怒气冲冲、冲进了街道居委会头头家,眼前霍然发现,妹妹穿着短裤同他躺在昏暗肮脏的大炕上。街道居委会成员骗奸中国知名化学教授的女儿被曝光,共产党愚奴喉舌、乃至共产党科学院学部竟然没有半点表示,我父亲实在吞不下这口气,毅然把我妹妹逐出家门,到死也不想看到她。

我不能再次进入大学,爸爸在北京中廊下给我买了个小四合院,四间小房加浴室厨房,算是我关门自修的世外桃源。然而,共产党的打砸抢“文化革命”来了,小四合院又被街道小脚特务砸烂、抢走,说那是“资产阶级”窝,而我被勒令立即“滚出北京”。

随后,共产党的党卫军(所谓红卫兵),冲进了爸爸在什坊院胡同的家,把他捆起来吊打,逼迫他交出他的“扎帽右派儿子”。爸爸根本不知道我流落何方,只好一次次遭皮鞭抽打,眼睁睁看着仅有的几两黄金棺材本、连同他小心保存的黄金试剂被洗劫一空。

最可恶的是,爸爸挂在墙上当宝贝的耶鲁大学博士文凭、洛克菲勒奖金证书、导师约翰逊遗像,全都踹烂、付之一炬。

爸爸的导师约翰逊,是爸爸的大恩人,对他的一生意义重大。他当时在美国耶鲁读书,成绩特别杰出,可惜得了三期肺病。约翰逊喜欢会读书的学生,爸爸奄奄一息之下,是导师约翰逊掏钱给他治好了病,而且让他在医院中完成了博士学位考试。1953年,导师约翰逊去世,导师夫人专门寄来了导师遗像,供爸爸永远缅怀。

文革结束后,我去找共产党北京房管局要被抢占的房子,几经周折,才给了我三千元;而且还告诉我,这是对我们“专家家庭”的照顾,一般北京市民,一毛钱都得不到,还得替那些抢占私产的“房客”维修住房。

忍辱负重:遭受不平等待遇

文革迫害并没有结束,爸爸事后告诉我,他的500元工资变成了18元,手无缚鸡之力的他必须靠妈妈的55元工资养活;他还必须每天到东郊的北京化学试剂厂扫大门。爸爸说,冬天零下十几度、寒风刺骨,他必须提前一小时站在场门口拿着大柳条扫帚扫地,来上班的人为向共产党打进步,人人朝他吐吐沫、骂一些难听的脏话。

爸爸遭到的人格羞辱,实在是常人难以想像,可爸爸为了不再受皮肉之苦,只好像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般忍气吞声,任共产党凌辱。说起北京化学试剂厂,还有一段故事,那是1955年我家被搬迁到什坊院胡同同时发生的事。

共产党科学院学部不想再继续背负爸爸这个在家写笔记、拿干薪的花瓶了,因为说起来,共产党对待国际知名化学家的“名声”实在不好听。

恽子强把爸爸的“组织关系”,一脚踢给了北京东郊的一个小化工厂,美其名曰“北京化学试剂厂”﹔爸爸由此得到一个新头衔:北京试剂研究所所长。那里,既无研究人员,更无实验室和试验设备,有的只是一群一窍不通、每天混吃护党的所谓“中专毕业生”﹔共产党宣称发挥“专家余热”,让爸爸整天对驴弹琴。

于是,这帮“中专生”天天在实验室里瞎折腾,还围着爸爸吵事,骂他“内斗”专家。爸爸非常生气,一次回家来说:“什么中专毕业生,连硫酸稀释这样简单的试剂操作都不懂,要不是我一把夺下烧瓶,险些酿成大祸”。

至于“试剂所”的共产党书记伍国华,更是自以为他能“领导”专家,不许爸爸自己设定研究课题,得听他安排,以致一个“试剂所”究竟研究什么,多年吵不出结果。

爸爸算是看透了共产党,他们根本不想搞什么科学研究,不值得跟这帮家伙磨舌头、贬低自己,于是两袖一甩、回家看美国化学会学报去了。就这样,一直拖到了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化工厂的无赖们以为机会来了,就把爸爸当“白专”狠狠地斗,让爸爸吃尽这个世界上他从没有见识过的共产党法西斯地狱灾难。(待续)

责任编辑: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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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22 7:2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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