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3月30日訊】（接上文）
三，「鬥倒鬥垮斗臭」：「鬥爭會」功能
1966年8月8日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第八條說：「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鬥倒，鬥垮，斗臭。」如果站在文革領導人的立場上看問題，「鬥爭會」對這個目的確實是一種良好的設計，可以達到把文革的打擊對象「鬥倒鬥垮斗臭」的目的。
為了摧毀「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需要「鬥爭」校長和教員；為了摧毀「反革命文藝黑線」，需要「鬥爭」作家和演員；「鬥爭」各級黨政領導幹部，才能重建領導班子，實行和文革前有所不同的統治方法。
「鬥爭會」的實踐確實不但使得「鬥爭」對象失去權力和地位，也使得他們失去自尊和信心，而且使得他們失去影響大眾的可能。湊近來看在全中國實行長達十多年的大量「鬥爭會」實例，可以發現其如何實現其功能和目標。
1，人數和場地
「鬥爭會」的最主要的共同特徵之一是一定都有眾多人數參加。最少會有幾十人（比如學校一個班），多則可能成千上萬（比如全校），甚至十萬人以上（全市性的）。召開「鬥爭會」的場地有教室、操場、會議室、禮堂，劇場，音樂堂，體育場。
當1966年6月學校全面停課從事文革的時候，在學校的操場上或者禮堂裡開「鬥爭會」。7月底毛澤東指責劉少奇和鄧小平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鬥爭會」就開到了大型公共集會場所，主要是體育場和劇場。
1966年8月初，在北京當時最大的集會地點「工人體育場」舉行了一系列「鬥爭會」。那個體育場有十萬個座位。其中有清華附中紅衛兵舉行的十萬人「鬥爭」「小流氓」的大會，有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鬥爭」北京大學校一級和系一級負責幹部的大會。
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可以坐一千人，在文革中也成為重要「鬥爭會」場所之一。一批中小學校長在那裡遭到「鬥爭」。上文已經寫到1966年8月19日晚上那裡「鬥爭」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三個中學的領導和北京市教育部門領導人的大會。
此外，北京宣武區梁家園小學校長王慶萍（女）在這個音樂堂遭到「鬥爭」後，又被關押在學校樓上，8月20日墜樓身亡。當時她被說成「自殺」，她的同事和家人認為有充足證據說明她是被毒打後丟下樓的。
位於王府井大街的吉祥戲院，紅衛兵把一車一車押來的「牛鬼蛇神」放在戲院舞台上「鬥爭」和毒打，只有少數人生還。一名受訪的中學生講述了他的紅衛兵同學怎麼在舞台上一邊喊口號把一個二三十歲服裝髮式比較講究的男人幾大棒就打死。
文革中文藝演出和體育比賽都停止多年，體育場和劇場、音樂廳實際上就成為「鬥爭會」會場。這些建築的設計是為了展示美好的藝術以及精采的球賽等等，文革中用來展覽野蠻和殘酷。
在上海，舉行了電視「鬥爭會」。上海是文革的樣板城市，「四人幫」中有三個住在上海。上海的「鬥爭會」和其他地方的差不多，有「特色」的是用了現代技術，通過上海電視台實況播放「鬥爭會」。據《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文革後由官方撰寫但是沒有出版銷售）：據不完全統計，1967年一年中，上海電視台轉播了51場批鬥大會，每月轉播約4至6場，也有一天內轉播兩場的。
這份《史話》也具體描寫了「鬥爭會」：1967年1月15日在文化廣場召開的所謂「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石西民大會」，對陳丕顯，曹荻秋，石西民等一批領導幹部，「坐噴氣式」，掛大牌子，揪頭髮，罰跪，甚至推倒在地，腳踩背部。電視轉播這樣的場面，無疑是對「噴氣式」和「踏上一隻腳」的最好最快推廣手段。不過在北京並未使用這一方法，顯然出於其他考慮。
電視鬥爭大會通知
茲定於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下午一時半在人民雜技場召開文化系統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檢舉打擊右傾翻案妖風，揭發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其五翻案罪惡活動鬥爭大會，屆時電視台轉播實況，希各革命群眾組織準時組織群眾收看。
大會服務處電話 530220，
上海的受訪者說，當時一個工人一年的薪水（每月五十元左右）才夠買一個電視機（500多元），家中有電視機的人很少很少。工作單位有電視機，電視「鬥爭會」由工作單位組織工作人員一起收看。看完以後還立即組織座談，或者馬上把本單位的「階級敵人」拉出來「鬥爭」。上海當時有二百萬工作人員，還有大量大中小學校的學生。可以想見，每場「鬥爭會」都有數百萬人觀看。51場電視「鬥爭會」，觀看人次上億。
文革中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鬥爭會」，是1967年4月10日在清華大學「鬥爭」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那天清華校園裡人山人海。主辦「鬥爭會」的「清華井岡山兵團」廣播站聲稱有40萬人參加（後來一般的說法是30萬）。主席台設在模仿莫斯科大學建築的巨大主樓門前的台階上。
王光美低頭站在一張桌子上，身後兩側各有一名站在另外的桌子上的紅衛兵，一手按她的肩膀一手拉起她的一條手臂。（見照片）。幾百名高級幹部「陪斗」（前面已經介紹了這一漢語新詞）站在地面上，其中有原北京市長彭真、國務院副總理陸定一、薄一波以及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等等，每人身後也有兩個紅衛兵架其作「噴氣式」。
紅衛兵強迫王光美穿上了1960年她作為「國家主席夫人」訪問印度尼西亞時穿的天藍色旗袍，頭頸上掛了一片黑色的心臟形狀的牌子，表示她有「黑心」，另外還掛了用乒乓球穿成的「項鍊」——因為她出訪時佩戴了珍珠項鍊，三個月前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和大學生談話中特別講到了王光美的項鍊（1966年12月28日），否則學生不會想到11年前王光美在印度尼西亞戴了項鍊的事情。
「鬥爭會」由當時聞名全國的造反派紅衛兵領袖蒯大富作主要講話。美國人李敦白（Sidner Rittenberg，1946年在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一直在中國，文革後離開回美國）也在會上發言。這個「鬥爭會」開了兩小時40分。
一名受訪者說，他當時是初中生，從城裡趕到清華大學，人太多了，怎麼也擠不到主席台前去。「我站的地方太遠了，只看到了台上的一個小藍點。」（那是王光美的天藍色旗袍。）還有一名受訪者比較接近主席台，她看到了用乒乓球穿成的「珍珠項鍊」。
從主持開會的蒯大富，到背後操作的江青等人，顯然都認為要「鬥倒」王光美和她的丈夫劉少奇，那時剛被《人民日報》不點名地稱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需要開一個最大規模的「鬥爭會」。所以，已經開過很多次大型「鬥爭會」的體育場，已經不再是合適的場地。現在進清華大學南門看到主樓前方兩側蓋起的很多新大樓，不難想像出當年大片平地上的巨大人群的場面。
王光美身上掛有「黑心」和乒乓球「項鍊」，像京劇舞台上的演員一樣披掛登場，不過是反派角色的形象。一個美國人的出場，更給這個大會帶來了「世界性」的意味，似乎劉少奇已經不單被全中國人「打倒」，而且也被全世界人「打倒」。（李敦白在後來出版的自傳中沒有提到這件事情，儘管這顯然是他一生中所作的有最多觀眾的演講。）
王光美「鬥爭會」顯然鼓舞了別的大學的「造反派」。7月，在中南海西門的紅牆外，發生了幾十萬人參與的「揪劉」運動。北京的所有「造反派」組織全部積極參加，儘管他們已經分裂為兩大派正在互相打來打去。他們的要求是：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鬥爭」。為此他們在中南海門外靜坐甚至進行了絕食（是假絕食）。最高領導沒有把劉少奇交給他們「鬥爭」，而是在他們開始「揪劉」31天之後，8月5日，在中南海紅牆裡面召開了「鬥爭會」，「鬥爭」了劉少奇，還有鄧小平以及陶鑄。
在歷史事實的對比中，我們看到的是，在「表演性審判」之後，布哈林被判死刑，他祕密寫了一封信給未來世界的人們，讓他的妻子背誦下來銷毀了原稿。後來，她的妻子向世界公布了信的全文。劉少奇死於長期監禁中，卻沒有留下任何遺言。1980年他得到「平反」後，王光美對於他們的文革遭遇，沒有說什麼。這不能只解釋為他們的個人性格差異所導致，這和「批倒批垮批臭」的「鬥爭會」直接有關。
在30萬人甚至還有「世界」的「革命人民」面前，王光美/劉少奇沒有任何反抗，也不能反抗。儘管他們在通向權力的過程中有過長期的革命經驗，此時卻只有配合被「鬥爭」。他們不但被剝奪了權力被「鬥倒」了，也在思想上被「鬥垮」了。在這方面，可以看到文革領導人非常「成功」的一面。
至於對看到這些迫害場景的人們來說，這樣的「批深批透，批倒批臭」的威懾力，是不難想像的。最直接的一個效果，就是沒有人敢於同情被批鬥者，更沒有人敢於公開批評這種迫害。
2，頻率和長度
文革中在「鬥爭會」上被「鬥爭」的人數很多，而且每個被「鬥爭」的人一般不止被「鬥爭」過一兩次。在我採訪過的人中，「最高紀錄」是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長韓作黎被「鬥爭」了400多場。他說他數了自己在文革中被「鬥爭」的場數。數到第400場以後，他停止了計數。如果每場有300人參加，總計就有12萬人次參加過對他的「鬥爭」。實際上，參加每場「鬥爭會」的人數常常遠不止此數。例如他1966年8月19日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舞台上遭到「鬥爭」時，那個會場有一千座位。
韓作黎告訴筆者（1995年採訪）：批鬥我，先在城裡，後來又到各區縣游斗，坐「噴氣式」４００多次，打得昏死過去兩次。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四、六、八中在 中山公園音樂堂鬥爭，把我也弄去了。八中校長溫寒江，用帶銅環的皮帶，在他的背上和頭上打，當場打昏死過去，地上流了一灘血，被拖下台去。四中校長楊濱也 在，跪在那裡，又踢又打。教育局長孫國梁，紅衛兵把他的肋骨踢斷了三根。八中的華錦，幾天後死了。（筆者註：華錦在會後繼續遭到毒打，1966年8月22日死於該校校中。）
據資料：1968年4月23日到10月27日，經當時「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批准的批鬥北京市主要領導幹部和和中央部門領導幹部的群眾大會就有100場，其中批鬥彭真53次，劉仁40次，鄭天翔29次，萬里14次， 被批鬥的還有陳克寒、趙凡、馮基平、崔月犁等。被批鬥的中央領導幹部有：彭德懷，薄一波，羅瑞卿、陸定一、蔣南翔、馬文瑞等。在批鬥中長時間彎腰、掛牌 子、「坐飛機「以至被毆打。這種批鬥會波及全市，各區、縣、局，大批基層領導幹部都遭到批鬥。（《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記》中共北京市委黨史徵集委員 會編，1984年「內部」印行。）
文革的頭三年，1966-1969，「鬥爭會」規模和頻率都最大，但是在1976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再次推向高潮。清華大學已經成立的文革新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中，老幹部劉冰和軍代表惠憲鈞等人反對上文寫到的遲群，他們把信送到鄧小平那裡轉交毛澤東。毛澤東鮮明表態支持遲群。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惠憲鈞遭到214次「鬥爭」，其中包括「噴氣式」。（他和唐少傑的訪談，《炎黃春秋》雜誌2008年第六期）
除了高繁頻度，「鬥爭會」的時間長度也應注意。上面寫到的王光美「鬥爭會」，進行了2小時40分鐘，因為已經達到了可能的最長時間，如果延續，30萬人要上廁所就會造成大混亂。但是不那麼大型的「鬥爭會」卻可能開得很長。
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鬍志濤（她是1966年8月5號「鬥爭會」的倖存者，那天她被打壞了腰骨，她的同事卞仲耘副校長被打死），在1968年秋天被連續「鬥爭」過48小時。該校「工宣隊」說她「態度惡劣」，組織中學生輪班「鬥爭」她，不准她睡覺。一名當時19歲的學生有癲癇病，被分配在半夜時段，恐怖和勞累使她在「鬥爭會」上癲癇發作。
在筆者的調查採訪中，被「鬥爭」時間的「最長紀錄」是72小時。北京大學物理系黃敦老師曾留學蘇聯，1968年，他在軍隊作研究的同學在手槍威逼下「交代」了自己是「蘇修特務」（蘇修 = 蘇聯修正主義），把他也牽連進去。他實在說不出他們的「特務活動」，因此被罰站，罰跪，不被准許睡覺，被連續「鬥爭」了72個小時。「鬥爭」他的人中，有學生，也有軍人。他說，幸虧他當時年紀還輕，身體還好，居然沒有倒下。（2009年訪談）
在這樣長時間的「鬥爭」中，人的精神和肉體都受到極大摧殘。在網上會讀到一些文章，議論為什麼在文革後的中國文學中關於文革和反右的作品中，看不到《日瓦戈醫生》中的境界以及「自由的心靈」。原因當然遠遠不止一個。不過如果試想應該怎樣解答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確實首先想到了那位作者帕斯捷爾納柯沒有遭受過「鬥爭會」。儘管他和別的俄國作家在斯大林時代都受到嚴重迫害，但是他還能保持「自由的心靈」。中國的情況不一樣。
3，展覽性
回顧人類文明中「罪與罰」的歷史，從古代到現代，可以看到一個發展的脈絡和趨向，即對懲罰，特別是處死過程，越來越少展示給大眾。在這方面，傅柯的《規誡和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作了尤其詳細的考查。第一部分寫了歷史上身體懲罰和公開展示的關係：在19世紀，一方面，肉體懲罰越來越少公開展覽（英文本，第8頁），比如從監獄到刑場的遊街儀式取消了；另一方面，折磨身體的方法少使用了，例子是能很快殺死一個人的斷頭機的發明和使用（第25頁）。雖然傅柯的這種概括是建立在對歐洲歷史的這方面的知識上的，中國古代的歷史也能證明這一點。例如，古代有「示眾」，把定罪了的人放在木籠子裡展覽給大眾看，死刑刑場也開放給大眾觀看。這些都不是現代司法系統的做法。
但是，文革中「鬥爭會」上發生的野蠻和殘酷的事實，恰恰和歷史走勢的方向相反。文革「鬥爭會」的共同特性是公開展覽「鬥爭」對象和過程，努力製造更大的示眾效果。上文已經說到「游斗」。而作為「鬥爭會」的延長，「示眾」也常被採用，即讓被「示眾」者長時間站立在某個顯眼的地方，為了供更多的人觀看。
數位受訪者說起，他們曾經在北京目睹共青團中央領導人、中宣部諸領導、文化部諸部長在他們昔日掌權的機關大院被「示眾」。上海的一名受訪者說，紹興戲（上海人一般這樣稱越劇）名演員被「示眾」的時候，有中老年女戲迷紛紛前往，帶著崇拜和同情，所以很快不再「示眾」名演員，以免發生太多「副作用」。
上文已經介紹了「鬥爭會」的場地常常很大，人數常常很多，這都是為了增強其覽性。「鬥爭會」場上有高音大喇叭，也常常插了很多紅旗。被「鬥爭」者戴高帽子，胸前掛寫有罪名和名字的大牌子，名字上又紅色大叉子。這些，都有強烈的視覺衝擊力量。
上文寫到的王光美被「鬥爭」時身上掛的用乒乓球穿成的「珍珠項鍊」，是典型的對原物充分「放大」以增強視覺效應。所謂「噴氣式飛機」更是如此。下跪也表示投降和順服，但是卻不如「噴氣式」更被「鬥爭會」普遍使用，顯然因為「噴氣式」張開後舉的雙臂和站立姿勢，再加上身後的兩個按頭拽胳膊的人，明顯地「放大」和突出了被「鬥爭」的人的屈辱形象。
在 採訪中，筆者發現，受訪者往往都對「鬥爭會」有相當清楚的畫面記憶，儘管他們可能已經不記得那天是哪年哪月哪天。文革中因為一些人寫日記成了「反革命」， 所以幾乎沒有人寫日記（請見我的文章《摧毀日記的革命》）。很多事情都被忘卻了，然而很多人記住了他們目擊的「鬥爭會」場面。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了「鬥爭 會」在製造視覺效果和心理震撼方面的成功的效果。
上文講到了北京大學在1969-1970年的「第二次清理階級隊伍」中召開七個「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大會」。 在第二個大會上（1968年8月8日下午），在北大東操場的全校萬人大會上，軍代表大聲宣布逮捕「美日特務、現行反革命分子」陳信德。觀眾中，早已埋伏在 陳信德旁邊的人把他抓出來推到台子上，銬上手銬，由公安人員帶走。
陳信德是東語系日文教員，中國最好的一部日語語法書的作者。他的妻子是家庭婦女，那天一 早陳的學生到他們家中，通知她也去開會。在會上她聽到宣布十分震驚，一下子站起來，立即也被已經安排在她四週的人圍住壓她坐下。陳信德被抓走後，並無審判也無判決，也不准家屬會見。一年多後，1970年12月陳信德在山西長治監獄中去世。
緊接著，8月15日，在同樣地點再次召開同樣規模的大會。主 持大會者先領導一萬與會者一起高聲朗讀毛澤東的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好像掃帚不到，灰塵就不會自己跑掉。然後，軍宣隊負責人在台上的 擴音器前大聲問：「我們的隊伍裡，有沒有反革命？」停頓片刻，大喊一個「有」字，然後，高聲宣布：「現在，把章廷謙揪上來。」話音一落，埋伏在人群中的打 手一下子就把中文系教授章廷謙揪上了台。軍宣隊的人宣讀材料後，章廷謙被戴上手銬塞進一輛汽車帶走。他的「罪名」是他不承認30年前當過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國民黨區分部委員。
這兩個「鬥爭會」景象都是事先精心策划過的，簡直像電影裡的戲劇性場面，也確實發生了強烈的威懾效應。公安人員，手銬，警車，對受過高等教育的文質彬彬的北大來說是他們過去不曾想像會降臨自己頭上的東西。在這樣的威嚇下，隨後在北京大學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大會」上，很多人被迫承認，是「潛伏」下來的美國特務（曾在美國留學），是「披著教授的外衣，干反革命」，等等。更嚴重的是，有的「揭發」別人在私人談話中的「反動言論」，有的「揭發」別人要「叛國投敵」。因為不願被「從嚴處理」，他們做這些爭取「從寬處理」
1990年代，北大中文系音韻學教授林燾在和筆者的談話中說，章川島被銬上手銬帶走的那個晚上，他和妻子杜老師整夜不能睡覺。他被迫承認他曾經參加國民黨特務組織和參與策劃炸掉北大未名湖邊的水塔（那個塔看似佛塔其實是水塔）。因為否則就要像他的同事章廷謙一樣被「從嚴」。實際上根本沒有這樣的事情。
作為音韻學教授，他根本不知道怎麼能炸掉水塔。他告訴筆者，他被這種訛詐和恐怖嚇住了，說了假話。他顯然是一個有很深的道德感的人，尚且如此；一般人在「鬥爭會」的赤裸裸的恐怖中，更是無從抵抗。甚至到文革後，有勇氣談論這樣的往事的人也很少。
上文引用了傅柯對懲罰歷史的描述，應該在其他歐洲歷史書籍中也能看到。傅柯更值得注意的觀點，是他對中國革命中的群眾專政和血腥暴力的讚賞。這不但牽涉到事 實（他顯然不懂中文也沒有訪問過中國，也不是中國事務方面的專家，但是他對中國發生的事情還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的），而且事關基本的價值觀念和人道觀念 （他有限的關於中國的知識首先是建立在他的基本判斷原則上的）。他稱讚中國國家機器「教育群眾，給群眾以政治的訓練，開闊群眾的政治視野，豐富群眾的政治經驗，以至於群眾自己就可以決定：『我們不能殺這個人』或者『我們必須殺死他』。」（引自郭建<人還活著，他已經死了：一個中國人眼中的傅柯>一文〉，北京《萬象》雜誌，2000年9月號，頁 51-62。）郭建教授對此提出了批評。傅柯現在中國很有一些追隨者。筆者認為，應該對傅柯提出的這些問題進行嚴肅的討論。畢竟對中國人來說，暴力迫害是切身之痛，而不是他人的事情，不能允許用輕浮的態度來支持和肯定暴力。
4，家人被迫「鬥爭」親人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在校內打死了三個人。有語文老師靳正宇，學校的負責人姜培良，還有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樊希曼。在學校大禮堂的舞台上和姜培良一起被「鬥爭」的還有校長高雲，以及已經被指控為「牛鬼蛇神」的老師們。高雲被打得昏迷後，紅衛兵認為他死了，把他也運到了火葬場。火葬場有太多被打死的人要排隊等候。高雲在死人堆裡甦醒過來，回了家。數名受訪的老師聽過他本人講這段可怖的經歷。
在大禮堂舞台上打人的時候，紅衛兵用了有釘子的木棒，一打就把肉絲刮下來，鮮血淋漓。會中還有人大喊，「拿鹽來。撒在他傷口上。」姜培良有一個兒子在這個學校初中讀書，紅衛兵把他兒子叫到台上去，讓他打父親。他兒子拿起一根木棒打了。姜培良在會上被打死。後來姜培良的兒子一直精神不正常。
文革中北京大學鉛印的一本小冊子裡總結和鼓吹的「先進經驗」中，有一篇文章題為《從九歲女孩身上看到了什麼》，署名「中文系一排四班」。這篇文章介紹了怎樣動員九歲的女兒來迫使歷史系一名教師「坦白交代」。另一個系的領導人的女兒說，1968年，系裡面「鬥爭」她母親，系裡的大學生來家裡叫孩子們去，要他們「揭發」和「劃清界限」。她14歲，她不肯去。弟弟10歲，就被大學生帶去了。
1970年3月19日，北京大學召開大會「鬥爭」數學系教員劉品馨。根據一位教授所作的記錄，軍代表宣布劉品馨的「滔天罪行」是， 「攻擊毛主席，攻擊文化大革命，破壞運動，攻擊五七指示（毛澤東的一個指示），罪大惡極」。會上還有三個發言。其中第一個發言人是她的丈夫，也是大學同學及同系教員。發言說，他和劉品馨共同生活八年之久，不知道其為反革命分子，已離婚。他「揭發」了劉品馨在家裡說的和做的事情，包括反對在家中掛毛澤東的畫像和下鄉勞動時怕苦要丈夫寄餅乾。他並要求「（給劉品馨）戴上帽子實行專政」。劉品馨1950年代初畢業於北京大學後留校任教。她出身於教員家庭，是家裡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孩，家人叫她「小五」。她結婚的時候，系裡同事（很多人也是她的同學）去祝賀，送了一副押韻的對聯「聰明如XX（丈夫），美麗如小五（新娘劉品馨）」。文革毀掉了她的家庭和她自己。因為反覆被「鬥爭」，劉品馨發生了精神失常現象。她在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４日去世，其時不到65歲。
「鬥爭會」已經把被「鬥爭」者置於絕對孤立的境況，把他們的家人也拉到「鬥爭會」上來「鬥爭」他們，是剝奪了他們最後的可能的避風港，就是「家」。他們在這樣的情況下，在精神和感情上也被徹底「打倒」了。其中的殘酷，是稍有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人很容易懂得的。筆者還需要指出，這種分離子女和配偶，強迫離婚和子女改姓的做法，後來在「紅色高棉」那裡也被大量使用。
這種方式實際上不但給被「鬥爭」的人，也給參與「鬥爭」他們的親人帶來了重大心理創傷。上文寫到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鬍志濤，在1966年8月5日的「鬥爭會」上被打成骨折重傷，並且目擊多年的同事卞仲耘副校長被打死，在1968年被連續「鬥爭」48個小時。那時她的小女兒還在小學。後來小女兒就近入學升到那個中學。學校裡繼續不斷「鬥爭」胡志濤，小女兒被安排在主席台前第一排，讓她帶頭喊口號「打倒胡志濤」，她就喊了。文革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裡，小女兒發生了精神憂鬱和焦慮，不能集中注意力，不斷回想自己喊口號「打倒」自己的母親的情景。她姐姐勸慰不起作用，告訴了母親。姐姐後來寬慰地告訴筆者，母親畢竟是幾十年的教育工作者，知道怎麼治療心理問題。母親和妹妹談話後，妹妹逐漸恢復了健康。至於其他的孩子有沒有這樣的幸運得到治療，還是個問題。
5，「鬥爭會」和死亡
據筆者的調查，全國最早在「鬥爭會」上被打死的人，是南京師範學院教務長李敬儀和她的丈夫吳天石。1966年8月3日傍晚，南京師範學院的一些學生衝進李敬儀和吳天石的家，把他們拉到學校。那裡已經有一個搭好的高台。有人宣布「批鬥黑幫份子大會開始」。一群幹部和教師被拉到台上「鬥爭」。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澆在「黑幫」身上，有人動手打「黑幫」。有人把裝垃圾的鐵絲簍套在李敬儀的頭上。接著他們又被拉到大街「遊街」。他們很快就昏迷過去，然後就被在發燙的馬路上橫拖著，從學校往鬧市區方向拖了有一里來路。李敬儀的身上磨得血肉模糊，在「遊街」過程中就氣絕身亡。吳天石在「遊街」後又被拉回學校繼續「鬥爭」。在這一過程中，吳天石雙臂被扭成骨折，雙腿癱瘓，腦水腫，腳上的肉被磨光了，昏迷不醒。兩天後他在8月5日死去。李敬儀和吳天石當時的年齡分別是53歲和56歲 。
8月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文化革命委員會」和「紅衛兵召開「鬥爭會」，「鬥爭」了五名校級領導。卞仲耘副校長（50歲）被打死，其他四人被嚴重打傷。「鬥爭」的方式包括用帶釘子的木棒打，用開水燙，強迫挑大土筐，挑不起來就打，等等。卞仲耘的屍體上有大量的血窟窿。她的手錶被打壞，鋼錶帶上有撕裂口子（可見於胡杰製作的紀錄片《我雖死去》）。該校位於北京市中心，卞仲耘校長被打死後，中共北京市委，國務院辦公室等都來過人了解情況，唯獨公安局沒有來人。
「鬥爭會」上殺人，不但沒有成為罪孽和恥辱，卻成為功績和光榮。在南京師範學院，1966年8月3日的「鬥爭會」殺害了兩個人的生命，後來那裡成立的文革組織，以這一日子命名，名稱叫做「八三造反師」，簡稱「八三師」，是南京文革中最為活躍的「群眾組織」之一。「八三師」掌權的時候，在南京師範學院的校園裡建造了巨大的毛澤東塑像，為了紀念他們的發起日，他們建造的毛澤東塑像的高度是八點三米。在北京，卞仲耘所在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宋彬彬在8月18日的百萬人集會上給毛澤東獻上了紅衛兵袖章。甚至直到2007年，她還把這張照片放在她成為該校90年校慶選出的90名傑出校友的展板上。
8月17日，北京101中學「鬥爭」十多名教員和領導幹部，美術教員陳葆坤被打死。8月20日上午，北京女三中召開「鬥爭會」，校長沙坪被打死。8月25日，北京女十五種校長梁光琪在校中被紅衛兵「鬥爭」打死，她被虐殺的細節中包括強迫她喝尿。8月27日，北京第三中學「文化革命委員會」和紅衛兵在操場上召開「鬥爭會」，「鬥爭」學校附近居民中的「牛鬼蛇神」。武王侯祠胡同16號居民栗劍萍（40歲左右）在台上被紅衛兵一棒子打倒。一名受訪者說，他當時在台下同學當中，隨即聽到一片喝彩聲。很快栗劍萍就被亂棒打死了。罪名是「土匪婆」。
這種當場當眾打死人的「鬥爭會」在1966年的所謂「紅八月」中大量發生。僅北京一地，就有數千人被活活打死。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殘暴行動，也是從來沒有過的殺人形式。也就是說，不是派專業劊子手殺人，而是把人「鬥爭」死。1966年8月27日，北京的著名掏糞工人時傳祥到清華做報告。一名當時的清華學生說，他聽到校園大喇叭裡時傳祥說：紅衛兵小將打死多少，我們清潔工人就拉走多少。（後來時傳祥自己因為受過劉少奇的接見和表揚被指控為「工賊」並被驅逐出北京回原籍死在那裡。）當時，北京街頭開過堆滿屍體的卡車和平板車，屍體上沒有姓名標記，開往火葬場燒掉。家住北京西單的一名目擊者說：屍體身體裸露（因為衣服已經被打爛了，當時又是最熱的時候只穿單衣）,就像生豬片一樣堆在車上。一位9月13日到過北京火葬場的北京大學教師說：那裡草地上橫七豎八地放著屍體，非常可怕。
這種暴力「鬥爭」的極致是吃人，把被「鬥爭」的人打死，然後吃他們的身體。1968年在廣西，吃人不是個別發生的。廣西有十萬人慘遭「鬥爭」死亡，有數百人被吃。被害死被吃的人絕大多數是所謂「階級敵人」。在筆者作的很有限的對廣西情況的調查中，有一名受訪者的父親在「鬥爭會」後被吃掉，還有一名受訪者看到村裡架著鍋煮人肉吃。
「鬥爭會」殺人，顯然和一般的打人行凶犯罪有很大不同。後者一般是祕密地作的，而且是一個人或者少數幾個人作的。「鬥爭會」打死人則在大會上公開進行，配以大聲的口號其他誇張性動作，甚至是在「喝彩」聲中進行的。從前被判了死刑的人，還允許和家人告別，由職業劊子手執行處死。在「鬥爭會」上被折磨死，人的最後的尊嚴即死亡的尊嚴被徹底剝奪。歷史上被判了死刑的人沒有遭到過這樣殘酷的虐殺。不難理解，世界上沒有比這種在「鬥爭會」上打死人的方式，能造成更大的恐怖和威懾效果。
在歷史上，有人在絞刑架前發表演說，有人在法庭上發表辯護詞，也就是說，雖然死去，但是可能成為歷史上的「烈士」。「鬥爭會」不給任何人提供這種做「烈士」的可能性。這種徹底而鎮壓方式，是文革肆虐十年幾乎沒有遭遇到任何公開的反抗者的原因之一。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在「鬥爭會」上打死的卞仲耘校長在那天早上離開家的時候，對家人說：他們「打死我這樣一個人，就像打死一條狗」。她被虐殺而死。她死後，警察不曾來過學校做例行的檢查，儘管學校位於北京市中心。就如卞仲耘校長所說,「鬥爭會」把人像「一條狗一樣」打死。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鬥爭會」還直接導致了數字巨大的「自殺」者。他們在被「鬥爭」之後「自殺」，或者在得知自己將會被「鬥爭」而在「鬥爭會」前「自殺」。自殺二字上加了引號，因為他們實際上是「鬥爭會」所殺。
在 黑龍江省密山縣的八一農墾大學（1958年農墾系統辦的學校），1966年8月28日召開全校「鬥爭大會」。會上，一批教員被臉上塗了墨，還被強迫圍繞主 樓在地上爬行。陳自成、王亭（女）夫婦原是遼寧大學的教師，被劃為「右派分子」後一起被送到「北大荒」。當晚他們夫婦一起服安眠藥身亡。時年分別為44、 40歲。同日校中另一名教員在被「鬥爭」後「自殺」未死。陳自成、王亭死後學校裡還再開大會，叫他們的小兒子（11歲）上台發言表態，批判已經死亡的父 母。這個學校在興凱湖邊靠近國境，但在實行迫害方面，緊跟北京。
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運動發源地），文革中有兩名教師「自殺」，都是在「鬥爭會」上被「鬥爭」後立即發生的。首先是物理老師劉澍華。1966年8月26日下午，劉澍華在高二的教室裡被「鬥爭」。他和女老師顧涵芬並排跪在教室前面的地上，一邊聽「批判」發言，一邊被銅頭皮帶打。他們被「鬥爭」了一個下午，顧涵芬一隻眼睛被打傷，腫起來鼓得像個雞蛋。她的這隻眼睛從此基本失明。她的丈夫當晚送顧涵芬去了醫院。但劉澍華和十多名老師幹部一起在清華附中教學樓五樓大教室更多的學生面前繼續被「鬥爭」。他班上的一名學生說，劉老師跪在地上，被一名高三的女生用銅頭皮帶狠狠抽打。「鬥爭會」直到深夜才結束，劉澍華在會後爬上了清華鍋爐房的大煙囪上往裡跳了下去。兩年以後，在五樓的另一間大教室中（該校五樓有兩間大教室），體育老師趙曉東遭到「鬥爭」和毆打。「鬥爭會」結束後，他從五樓下樓，在五樓和四樓之間的樓梯拐角的小窗戶裡跳了出去。一名受訪者說，他跟在趙老師後面走，眼看著趙老師鑽進窗口跳了下去。趙曉東白色的腦漿濺落在教室樓前的水泥地上。
還有人在「鬥爭會」之前「自殺」。1966年8月，除了教師劉澍華，清華大學附中還有兩名女學生「自殺」。一名高一女生遭到單獨關押一個星期後，8月8日逃出學校去臥軌。火車頭把她推出了軌道，她沒有死，但是導致終身殘疾。另一名高二學生郭蘭蕙在8月20日星期六得到紅衛兵通知，將在星期一開會「鬥爭」她。她在星期六當天服毒，然後在醫院地板上躺了一週後死亡（該校紅衛兵通知醫院不搶救）。父母給她起名如此美好，望她如蘭似蕙，潔淨芬芳，但是她才19歲就被迫害身亡。
北京大學生物系動物教研室助教李大成平時喜歡信手塗抹。有人在一張報紙上發現它手寫的毛澤東的名字旁邊有「打倒」二字，加上他有親戚在香港，他被指控是「現行反革命分子」。北大裡沒有人會真相信這會給毛澤東帶來任何損害，但執掌學校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宣布要對他開「鬥爭會」。在「鬥爭會」的前一天，1968年10月23日，李大成從生物樓三樓跳下身亡。時年32歲。中文系的一位老師告訴筆者，她當時是「摘帽右派」身分，曾經在校園「勞改隊」中，那天她正憂心忡忡低頭在生物樓前走過，李大成落在離她兩米開外的水泥路面上。
南京第13中學兩名教師在同一天死亡最清楚地告訴了我們被打死和被「自殺」的關係。一名受訪者寫信給筆者：
韓康，南京第十三中學圖書館員，因以前曾參加過國民黨，1966年9月5日早上被十三中的紅衛兵揪到學校操場上批鬥。另有十三中體育教師夏忠謀，也因歷史上有參加過三青團等「問題」，一起被揪到操場批鬥。 批鬥中，紅衛兵對二人拳打腳踢，用皮帶抽，用磚頭砸。紅衛兵說韓康的態度不好，對韓打得更是厲害。直至下午三四點鐘，韓康兩三次昏死過去，但都被紅衛兵用 冷水潑醒後再接著批鬥。到傍晚，韓康終於被活活打死。夏忠謀因一直低頭任由紅衛兵批鬥，所以僥倖沒有被當場打死，晚上他被關押到學校實驗室，外面有紅衛兵 看守。夏忠謀看到韓康被打死，自己被關押第二天要接著批鬥，肯定是難逃一死，因此晚上用衣服撕成布繩上吊身亡。兩人都死於1966年9月5日一天。
自殺者在文革時被稱為「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變成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在文革後，還有人指責他們「性格軟弱」，「膽子太小」等等。但是有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人會想到，自己在那樣的情境中會做什麼？自殺表示不願再喊萬歲，表示不願再「低頭認罪」。他們死了。實際上，相對而言，自殺是當時發生的最強烈的對文革的反抗之一。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他們死後還要對他們開「鬥爭會」的重要原因。
在採訪中，一名中學教員告訴筆者：他在文革中被「鬥爭」的時候，反覆告訴自己一句話：他把古話「士可殺不可辱」改成了「士可辱不可殺」。他每天向自己複述這句他杜撰的格言。不管受到什麼樣的侮辱，他都忍耐和服從，叫跪就跪，叫爬就爬，叫罵自己就罵自己。他就這樣忍受著，活了下來。
至少還有兩位受訪者也告訴筆者，他們怎麼用「可辱不可殺」來幫助自己忍受「鬥爭會」的身體折磨和精神侮辱。三名受訪者在不同城市或不同單位工作，卻不約而同地用了同樣的方法，活了下來。 「士可殺不可辱」出自儒家經典《禮記》，我以為應該理解成激勵人們儘可能保持自己的尊嚴和道德原則，並不是說人只有在受侮辱和死亡之間作選擇。只有在文革中，人們才真的被迫在死亡和被侮辱中選擇一種。文革殘酷地摧毀了人的尊嚴和道德，於是這句古語也被顛倒運用。
6，「鬥爭會」成為常規政治儀式
在人類文明中，存在很多「儀式」，比如，婚禮，葬禮，等等。這些儀式在文明中有重要作用。文革中，「鬥爭會」不但成為一種普遍的公共活動，而且成為一種普遍的常規的政治儀式。
「鬥爭會」可以和慶祝活動安排在一起。1967年6月1日，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在校中建成巨型毛澤東塑像。七萬人在北京大學開大會慶祝塑像落成（顯然七萬人中的大多數是從校外來的），慶祝活動中的一項，是把北大的「黑幫分子」揪來會場「鬥爭」。（1967年6曰5日《新北大》報紙報道。）
「鬥爭會」成為文革的最重要的兩種日常「儀式」之一。另一種革命新「儀式」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包括建造大批毛澤東巨型塑像，要求所有人每天向毛澤東像做「早請示晚匯報」和跳「忠字舞」等。在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鬥爭」和慶祝，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和對毛的崇拜，編織在一起。當文革研究進一步發展，可以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研究這二者是怎麼結合起來而且互相促進的。
「鬥爭會」甚至成為「節日」的一部分。文革中，當局常在節日前安排大會對「階級敵人」宣判死刑或者判處長期徒刑的「公判大會」，這是「鬥爭會」的一個亞種。1968年4月27日，即五一節前夕，上海在文化革命廣場開大會宣布判處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等七名「現行反革命」死刑。「七名現行反革命犯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這時場內場外的革命群眾長時間的高呼口號，無不拍手稱快。大會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聲中結束。」（1968年4月28日《解放日報》） 古代的人在節日時向上帝獻出牛羊豬作為「犧牲」，文革卻是拿活人來代替。
「鬥爭會」成為文革日常生活的固定的一部分。一名在黑龍江省農村當過「知識青年」的受訪者說，他1969下鄉，不滿16歲。一天收工很晚伙房沒有飯吃了。他說了「不給飯吃，以後再不加班了」。「指導員」組織開會「鬥爭」他，罪名是「煽動罷工」。知青宿舍裡，三面靠牆是火炕。被「鬥爭」的人站在中間的地面上，別的知青在炕上，「批判」和「揭發」他。「鬥爭會」開了三次。最後一次天氣比較暖和，場地移到了隊上的大棚子裡。另一名知青和女朋友未經允許跑回天津家裡，回來後也開他們的「鬥爭會」。隊幹部給他們定的罪名是「逃兵」，老鄉們感興趣的是盤問男女關係細節，倒也使得「鬥爭會」不那麼嚴肅凶狠，只是羞辱。對幹部來說，「鬥爭會」則似乎成為一種使用方便的管理方式。
文化人類學對「儀式」有相當多的研究。會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人類自己的生活及意義。這是文革歷史研究深化時可以借鑑的。文革中「鬥爭會」的日常化和禮儀化，顯示著「鬥爭會」哲學和模式被普遍接受的程度，以及隨之而來的更大的權威性。當報紙稱上海人對在節日前槍斃上海交響樂團指揮「拍手稱快」的時候，被迫害者怎麼能不被「鬥倒鬥垮斗臭「呢。
四，「鬥爭會」由來
1， 「鬥爭」詞義變遷：並非中國傳統
「斗」和「爭」都是古老的漢字。按照《說文解字》（公元121年）正文和注釋，前者（指繁體字「鬥」）是兩個對立的人，身後各有兵器。「爭」是兩手把東西引向自己。漢語裡有「鬥雞」「鬥蟋蟀」之說，是指雙方互相「斗」。有「爭利」「爭豔」，指要得到「利」和「美麗」。二者都不像「打」或者「殺」，那兩個字可以用在「你打他」「你殺他」這樣的句子裡。
在《辭源》和1990年代出版的《辭海》中，都沒有收入「鬥爭」這個詞，儘管在很多年裡這是中文的最常用詞之一。在日文大詞典中有「鬥爭」詞條。該詞條指出，「鬥爭」最早出自《韓非子》（顯學：宋榮子之議，設不鬥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作為一個由兩個漢字組成的新詞，在日文中「鬥爭」的意思類似中文的「衝突」或者「戰鬥」。日文在20世紀初有了「階級鬥爭」，是日本人用漢字翻譯的來自西方的說法。翻譯的時候，從中國的古書《韓非子》裡找到了「鬥爭」二字並用。「階級鬥爭」一語後來傳入中國並被經常使用。另外，日文把希特勒的書名翻譯為《我的鬥爭》，中文則翻譯為《我的奮鬥》，可以看出日文的「鬥爭」的另一個意思像中文的「奮鬥」。
「鬥爭」作為一個雙音節詞從日文進入現代漢語。在文革時代「鬥爭」成為使用頻度最高的詞之一。筆者在電腦上統計了中共中央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發出的關於開展文革的《通知》（後來常被稱為「516通知」，是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之一）中的高頻度出現詞語。在這個4，684字長的文件裡，出現「階級」一詞114次，而「鬥爭」被使用了31次，甚至比「革命」一詞（21次）使用次數更多。
在漢語中，「鬥爭」不但成為常用詞，而且詞義改變了。「鬥爭」最初的意思是雙邊互相「鬥爭」，和傳統說的「鬥雞」「鬥蟋蟀」相似，雙方都可以攻擊和防守。在「階級鬥爭」這個詞語中，也還有這樣的雙邊互相「鬥爭」的意思。但是在「鬥爭會」、「鬥爭反革命分子」這樣的上下文裡，「鬥爭」成為「及物動詞」，而且後面的賓語是人，被用在「張三鬥爭李四」這樣的句法結構裡。而且，從「鬥爭會」的實踐，可以知道「鬥爭」意味著一方對另外一方的壓倒性的侮辱、虐待、折磨，甚至殺害。
這一語義上的改變，發生在文革中發生的其他社會生活改變中，似乎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或許也因此沒有引起《辭海》編撰者的注意。然而，重要的是，這種改變不僅僅是一個詞的習慣意義的改變，而是一種新的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社會生活實踐開始出現並普及，而且，這種實踐並非一時一地偶然發生，而是蔓延到全國每個地方，也幾乎影響了所有的人（不是被「鬥爭」，就是「鬥爭」別人），而且持續了十多年。「鬥爭會」在文革結束後，逐漸消失。
2， 最早的「鬥爭會」
在筆者看到的文字資料中，關於年代最早的「鬥爭會」的描寫是在姜貴（1908-1980）的小說《旋風》中。這部書寫到1930年代-1940年代初山東共產黨控制區的生活，其中有發生在一個叫「方鎮」的地方的首次「鬥爭會」。書中寫道：方鎮初次出現了鬥爭大會。
罪狀原是現成的，用不著收集，因為兩個人都是地主。只這一點，已經夠了。
在省委代表和總隊司令部扶持之下新成立的中共鎮委員會，領 導各街各巷委員會，挨家挨戶，鳴鑼通知，東嶽廟前的廣場上，鬥爭大會開始了。因為是首次，大家都有一個看熱鬧的好玩的心，當作看社戲一樣，扶老攜幼，紛紛 而至。廣場上人山人海，圍繞著廟前的戲台。方八姑和方金閣，五花大綁，被推上台去，面眾而立。只見一個共干，指手畫腳演說一番，因為群眾太嘈雜，誰也沒有 聽見他說的是什麼。另有幾個共干，用皮鞭木棍把兩個人沒頭沒腦亂打一陣。共干再演說，就有靠近台前的群眾紛紛跳上台去，把兩個人狠踢狠打。
（台北：大眾書局，1962，頁449）
《旋風》是小說，人物和地名是虛構的，但是這種關於「鬥爭會」的描寫卻無疑是真實的。根據資料，姜貴親身經歷了那一段歷史。小說裡的這種描寫其實可以成為史料。（關於這種來自小說中的史料使用，學術界有過專門討論，在此不必詳說。）
如果怕姜貴是反共作家可能誇大「鬥爭會」的恐怖，那麼資深共產黨作家趙樹理（1906-1970，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對「鬥爭會」的描寫其實相仿，只是他對此持肯定態度，很自然地寫出來，不覺得有什麼特別。趙樹理最著名的小說《小二黑結婚》（1943）第六節小標題就叫「鬥爭會」。小說中寫到在共產黨掌權的村子裡「鬥爭」某某人，是筆者看到的把「鬥爭」用作及物動詞的最早的例句。在他的《李家莊的變遷》（1946）中寫到了「鬥爭」地主的暴力場面，不但打人打死人，還把地主分了屍，比姜貴描寫的更殘酷：
只見已把李如珍（註：被「鬥爭」的地主）拖到，人擠成一團，也看不清怎麼處理。有的說「拉住那條腿」，有的說「腳蹬胸口」，縣長、鐵索、冷元都說不好。說著擠到當院攔住眾人，看了看地上已經把李如珍一條胳膊連衣服袖子撕下來，把臉扭得朝了脊背後，腿雖沒有撕掉，褲襠已經破了。
趙樹理寫這部小說是在1949年以前。在1950年代初的全國性的「土改」中，有四百萬地主死亡，其中很多是這樣被「鬥爭」死的。
需要指出的另外一點是，趙樹理本人在1949年後得到很高的職位和寫作榮譽，但在打擊目標進一步擴大的文革中，他本人也遭到殘酷的「鬥爭」。在「鬥爭會」上他被打斷肋骨，從台上摔下碎了髖骨。1970年9月17日他被押到省會太原最大的會場湖濱會場「鬥爭」。他在「鬥爭會」中昏倒在地，六天後死亡。如上文所說，這當然不是先前的受難者對他的「因果報應」。這也不必用帶有玄祕色彩的「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女」來感嘆。這是「鬥爭會」制度造成的結果。
3， 文革前的「鬥爭會」
以上描寫的是共產黨執政以前的「鬥爭會」。作家老舍則描寫過共產黨執政後的這種大會。文章發表在1951年10月1日的《人民文學》雜誌上。會場是在天壇的柏林裡。我到得相當早，可是林下已經坐滿了人。
開會了。台上宣布開會宗旨和惡霸們的罪狀。台下，在適當的時機，一組跟著一組，前後左右，喊出「打倒惡霸」與「擁護人民政府」的口號；而後全體齊喊，聲音像一片海潮。人民的聲音就是人民的力量，這力量足
惡霸們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頭，多少手指，都伸出去，像多少把刺刀，對著仇敵。惡霸們，滿臉橫肉的惡霸們，不敢抬起頭來。他們跪下了。惡霸們的「朝代」過去了，人民當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訴。控訴到最傷心的時候，台下許多人喊「打」。我，和我旁邊的知識分子，也不知不覺的喊出來。「打，為什麼不打呢？！」警士攔住去打惡霸的人，我的嘴和幾百個嘴一齊喊：「該打！該打！」這一喊哪，教我變成了另一個人！我 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不錯，我恨惡霸與壞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一個。他 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該，「袖手旁觀」。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一斤呢？恨仇敵，愛國家， 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
·····
筆者第一次讀到老舍的這篇文章時相當震驚。他描寫的這個「控訴大會」，這種「鬥爭」方式，和15年以後，1966年8月23日，老舍自己在北京文廟遭受「鬥爭會」如此相似。兩個會有同一個模式：都是群眾大會，都是先已經定好了被斗者的罪名；開會後，喊口號煽動情緒；所謂「揭發控訴」，都不准被「鬥爭」者為自己辯護，不用法律的標準來衡量，到高潮點與會者高喊「該打該打」，並對被「鬥爭」者使用暴力。老舍文章裡寫的被「鬥爭」的人被槍斃了。老舍自己在遭到這種「鬥爭」後的第二天，到北京的一個小湖（現在已被填沒）投水身亡。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55萬（這是官方公布的數字。據民間研究，實際數字兩倍於此）受過專業教育的人，教員、大學生、工程技術人員、科研人員、醫生等等，被劃為「右派分子」。「右派分子」都遭到「批鬥」。筆者和北京大學樂黛雲老師談過她當「右派」的經歷。她的《四院沙灘未名湖》裡寫得分明：「當時我正好生下第二個孩子，剛滿月就上了批鬥大會！幾天後快速定案。在對右派的6個處理等級中，我屬於第二類:開除公職，開除黨籍，立即下鄉接受監督勞動，每月生活費16元。」 （14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根據資料，北京大學劃了716名「右派分子」。「鬥爭會」的規模一定非常大。但是和北京大學在文革中的「鬥爭會」相比，又有很大差別。
4 ，毛澤東和「鬥爭會」
「鬥爭會」是毛澤東本人倡導和支持的，不但在理論上，也在實踐上。在他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他用帶激情的筆調描述了「鬥爭」地主的種種方法。這篇文章在文革中得到廣泛閱讀和引用，並成為具體的行動指導。這篇文章中雖然沒有「鬥爭會」這一說法，但是多次使用「鬥爭」一詞，並介紹了「戴高帽子」「游鄉」，「小質問」，「大示威」，「驅逐」等後來在「鬥爭會」上普遍採用的具體手段。在這篇文章中他說「將地主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還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指的是權力地位，但在文革「鬥爭會」上變成了真的「踏上一隻腳」，如上面描寫的北京大學附中劉美德校長所遭受的，以及上文中的上海工藝美術學校和戲劇學院的照片所顯示的。
據 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的回憶錄《七十年的征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1966年8月3日南京師範學院教務長李敬儀和丈夫吳天石（江蘇省 教育廳長，已經被中共江蘇省委宣布撤職）在「鬥爭會」上被打死，他在北京開中央全會，當面向毛澤東周恩來報告了這一情況。毛和周沒有說批評的話。
毛澤東文革中相當關注如何「鬥爭」人。根據他的醫生李志綏描述（《毛澤東私人醫生》，台北，時報出版社，頁４７２－４７３），1967年７月１８日在共產黨中央所在地中南海「鬥爭」了劉少奇和王光美。李志綏看到，「劉的頭髮被扯亂，上衣扣子掉了兩個，被人將兩臂向後拉住，腰彎下來，頭幾乎碰到地上。這就是所謂的『坐噴氣式飛機』。這時還有人上來，踢劉幾腳，打了一個耳光。」鄧小平和妻子卓琳也都在挨斗，但情況沒有劉少奇嚴重。７月２１日，空軍司令部派一架飛機把他送到上海，他跟毛澤東講了兩遍北京「鬥爭」劉少奇的情況。劉少奇被「鬥爭」的場面拍下了電影（是否為了毛澤東要觀看呢？），審判「四人幫」的時候披露了其中的一小段，現在還可以看到。
毛澤東還親自觀看過上海的電視「鬥爭會」。1967年10月，上海警備區司令部廖政國對《解放日報》記者談毛主席在上海的情況：
主席在上海看了批鬥陳、曹電視：「假檢討，真反撲。」主席很滿意說：「這是說理鬥爭大會，教育意義很大。」也看了三軍斗陳、曹大會，看了一半。上海攻聯司的電影也看了。
1968年7月28日夜，毛澤東接見北京的「造反派」五大領袖蒯大富等，在談話中，毛澤東說：「我那個父親也不高明，要是現在也得要坐噴氣式。」毛澤東的這句話，當然也關係到他和他父親的關係，也許會有學者用弗洛伊德理論來解釋成他的「仇父情意結」。但是在文革的上下文裡，顯然帶給人們的指令的意思是，他對這樣一種正在普遍使用的文革形式的肯定和欣賞。
現在有人替文革領導人辯護，說很多事情是「失控」所致。中共中央文件提供了相反的證據。《中共中央關於各省市自治區報紙的幾項意見》（1967.03.16；中發［67］104號）寫道：
五、報紙上一律不許刊載戴高帽子、掛黑牌子、罰跪、開鬥爭會等圖片。
六、報紙上一律不要使用那些謾罵的詞語，例如「砸爛狗頭」、「混蛋」、「油炸」等等。
意思很清楚。只是「報紙上一律不許刊載」，而不是實際活動中「一律不許」作這些事情。是「中央」在引導和控制著「戴高帽子、掛黑牌子、罰跪、開鬥爭會」這些事情。從這個文件，也可以看出，文革領導人如何有層次地控制關於「鬥爭會」的宣傳和記錄。正式的報紙和雜誌不刊載有關「鬥爭會」的消息，但是紅衛兵和「造反派」的鉛印而不正式發行的報紙報道「鬥爭會」消息並刊載一些照片，但是這些不報告導致的死亡。文革一直是亂中有序，領導人不但控制「鬥爭」什麼人，而且控制怎麼用文字來報告這些「鬥爭會」。說他們不知情來為他們推卸責任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中共中央還指導「鬥爭會」的種種細節，包括如何製造戲劇性場面。中發［68］74號」文件標題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轉發毛主席關於「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的批示。文件開頭是毛澤東的批示：
文元同志：
建議此件批發全國。先印若干份，分發有關同志，然後在碰頭會上宣讀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語發出。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
此廠情況，我已從個別同志那裡聽過兩次。你是否可以去那裡看一看，問一問？
毛澤東
5月19日
這個文件中有如下一段：
凹 印車間有五個青年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幹了不少壞事。群眾很氣憤，要求揪斗。軍管人員經過認真研究，注意到這幾個工人是因為覺悟不高和缺乏經驗受了壞人的 蒙蔽和利用，真正的階級敵人不是他們，而是蒙蔽，利用他們的人。因此他們說服群眾不要揪斗這五個人，同時反覆向這五個人宣傳黨的政策，鼓勵他們檢查交待自 己的錯誤和對階級敵人進行大膽的揭發。經過了這樣一番工作之後，有一次在召開全廠對敵鬥爭大會的時候，五個工人中的三個主動地跑到台上檢查了自己的嚴重錯 誤，沉痛地向毛主席承認錯誤；與此同時，他們又當場向廣大革命群眾揭發了指使他們幹壞事的黑後台，現行反革命分子於冬海。這時，五個工人中的另外兩個，已 經守候在這個反革命分子身後，等台上的三個工人一聲招呼，他倆就把這個罪大惡極的壞傢伙揪到台上，交給群眾批鬥。
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但文革的主體部分是來自最高領導人的構想，連在「鬥爭會」上預先安排埋伏的人把「壞傢伙」抓到台子上這樣的細節，都是上面設計推廣的。在上面寫到的北京大學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大會」上，就正是按照指導這樣做的。「鬥爭會」不是一個「群眾」激情過度而自發產生的形式。
作為一種實踐，如上所引的文字表明，「鬥爭會」最早用於「鬥爭」鄉村地主，文革中的「發展」在於大規模引進了城市，特別是學校、文化機構，以及共產黨的上層權力機構。這不僅是革命形式的發展，而且是和革命對象的不斷擴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在文革前，雖然發生了對知識分子的迫害，特別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被劃為「右派分子」，受到各種懲罰，包括死刑、判刑、勞動教養以及開除公職和學籍等等，也在學校或者工作單位的集會上遭到「鬥爭」。但是，在城市的學校和科研單位普遍地召開暴力「鬥爭會」，在會上用棍棒和銅頭皮帶打人甚至打死人，是在文革期間。文革中相當多的資深共產黨幹部也被指控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在「鬥爭會」上遭到「鬥爭」。其中有的人，例如曾擔任中共遼寧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的韶華（原名周玉銘）在文革中遭到「群眾」的暴力「鬥爭」，回想到他在農村「土改」時，「鬥爭會」的前一天主持者們商定要在會上由「群眾」把誰打死，不知道自己是否也會被列入這樣的名單。（見韶華的書《說假話年代》，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在文化界進行這樣的「鬥爭會」，也是這個革命自稱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在韶華的敘述中，我們看到了暴力「鬥爭會」從農村發展到城市 大規模召開的過程。
在時間造成的遠距離中，今天我們看得到「鬥爭會」的來龍去脈。我們也會理解到，對這樣一個既非中國傳統就有，也非蘇聯同道所用的怪物，一旦在中國發生，就像一個人身上的膿腫，越來越大，並且有了自身獨立的邏輯和需求，同時，禍及越來越多的受難者。
五，為什麼「鬥爭會」流行？
1 ，毛澤東的「群眾專政」
在蘇聯，沒有過中國這樣的「鬥爭會」（另外的區別之一是沒有建立過「牛棚」，即設立在每一個工作單位的監獄，用來關押那裡的工作人員）。根據現在發布的資料，斯大林在1937-3８年的大清洗中殺害了數百萬人，已經有1，345，796個受難者的名字和資料公布了出來。從數據看，斯大林的殺人方式是：逮捕，然後由蘇聯法院根據刑法第58條（「反蘇維埃罪」）判決死刑或者有期徒刑，被判有期徒刑的人被送往「古拉格群島」，即「國家勞改總局」建立在遙遠地區的大批苦役集中營。相對來說，斯大林的手法是把殺戮和迫害與普通人保持了一定的距離，由專業機構來實施逮捕、監禁和迫害。在地理上，那些苦役集中營在遙遠的地方，並不在老百姓的日常視野中。
中國的文革，用毛澤東的話來說，主要使用的是「群眾專政」的手段。文革也使用死刑和監獄，而判刑的人也都關在「古拉格」式的「勞改農場」做苦役，但是，文革還實行「群眾專政」，即由「群眾」而不是由警察來對「階級敵人」進行「專政」。1967年7-9月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談話：「專政是群眾的專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辦法。政府只宜根據群眾的要求和協助，捉極少數的人。」。所謂「群眾專政」，是相對於用警察、監獄這些「專政手段」來說的。
可 以看到，在文革歷史上，「鬥爭會」和「牛棚」作為文革最具特色的兩大迫害手段，和「群眾專政」的指導思想密切相關。「鬥爭會」是一種在工作場所和居住區域 召開的攻擊、侮辱和折磨文革指定的「敵人」的群眾大會，「牛棚」則是建立在每個工作單位的關押本單位被「鬥爭」的「敵人」的監獄，獄卒都是各單位的工作人 員。筆者另有專文記載和分析「牛棚」。
毛澤東在1967年這樣說了「群眾專政」，其實在1966年就這樣做了。1966年7月，他指責劉少奇和鄧小平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在劉鄧主持大學和中學的文革的時候，「群眾」要有「工作組」（他們已被派在學校取代原來的領導人）的批准才能召開「鬥爭會」，也不准對「鬥爭對象」使用暴力。上文寫到北京大學1966年6月18日發生暴力事件。1966年8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一道文件（該年395號）來撤銷劉少奇四十五天前發出的制止北大「亂斗」並重申「鬥爭人要經過工作組批准」的文件（該年310號）。這可能是文革中發出的最短的文件，全文只有43個字：「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發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是錯誤的，現在中央決定撤銷這個文件。」但是這短短一句話引來了全國性的暴力「鬥爭」高潮。同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就在「鬥爭會」上被活活打死。這是北京市在文革中第一個被紅衛兵（可以說是「群眾」）打死的人。
有一個關於虐待和折磨的心理學實驗是非常著名的。1961年耶魯大學Milgram教授設計的實驗中，招募來的實驗者掌握一個電擊鍵鈕，按鍵鈕就可以處罰在另一個房間裡的答錯了問題的「學生」，還可以聽到學生遭電擊後的叫聲。實際上，「學生」是假的，叫聲是錄音，但是受試者不知道這一點。事先人們以為很少有人會繼續懲罰受電擊的「學生」。可是，實驗的結果相反：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受試者聽到 電擊後的「叫聲」仍然按照要求按動電擊鍵鈕。 這個實驗揭示了人心深處平常看不到的黑暗。實驗報告給人們帶來了震動和警示。文革則幾乎是對這個實驗的真人真境的再現，而且人數和規模無比巨大。經歷了文革的中國人很容易理解這個實驗，因為他們看到了億萬人在文革中參與了對他人的虐待和折磨的行動。
本文主要陳述了「鬥爭會」對被「鬥爭」者的迫害，然而也需要指出鬥爭會」對普通人的道德腐蝕。 斯 大林的安全機構的警察逮捕的，一般是他們不認識的人；在文革中，人們「鬥爭」那些他們認識的人。在那些幾十人，幾百人或者一二千人的「鬥爭會」上，被「斗 爭」的人和「鬥爭」人的人，互相認識。在很多情況下，不僅是要人們「鬥爭」他們認識的人，甚至可以說是「鬥爭」他們的「熟人」：學生「鬥爭」老師，工作場 所的下級「鬥爭」上級，兒女「鬥爭」父母，丈夫「鬥爭」妻子或者妻子「鬥爭」丈夫，還有同學「鬥爭」同學，同事「鬥爭」同事，鄰居「鬥爭」鄰居，等等。因為是「認識的人」，所以人們其實多少了解這些人和他們自己差別不大。可是實際上，他們不但沒有幫助這些人，而且還「揭發」這些人，有的還可以說是「事實」，還有很多是把事情加油添醋，甚至無中生有捏造事實。結果是讓被「鬥爭」者加重罪名，深陷更大的麻煩。
在 《文革受難者》書中，可以看到絕大多數受難者都死於他們的工作單位，也就是說，死於他們「認識的人」的手中。以北京大學為例，63名文革受難者中，只有陳信德先生一人死於山西長治的國家監獄中，其他人都死於北京大學校園中或者附近，最遠的只是香山（不到十公里遠）。而陳信德先生在1969年8月被逮捕進國 家監獄之前，已經在北京大學校園遭受迫害三年。他在北大全校師生萬人大會上被戴上手銬逮捕。他的「專案組」組長和組員，是他從前的研究生。他的教研室主任非常肯定地告訴筆者：說陳信德是「特務」，完全是昧著良心啊。
有人把文革暴力的原因解釋成群眾教育程度低，愚昧。但是從上文列舉的事實中可以發現，最早在「鬥爭會」上打死人的，是南京師範學院，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最早的大規模的暴力「鬥爭」出現在北京大學。最大型和醜惡的「鬥爭會」是在清華大學開的。這些都是中國社會的教育精英集中的地方，也是遠高於全國甚至全世界的平均教育水準的地方。這種解釋沒有說服力。
我們無從知道，斯大林沒有在俄國採用「鬥爭會」，是因為他沒有聰明到想出這一招，還是因為在俄國缺乏召開「鬥爭會」的「群眾基礎」。但是應該注意到同在一個意識形態下，同樣是大規模迫害人民和進行黨內大清洗，為什麼有這種手段上的差異？
更直率的問題是：在俄國，是不是不太容易叫那麼多人去「鬥爭」自己的老師、鄰居和同事？所以斯大林不能採取「鬥爭會」這樣的形式？所以斯大林要把他的「敵人」送到離開一般人視線的地方去處死或累死餓死？文革時代的人道德水準低，缺乏道德感和自我約束自我反省的能力，他們會積極參與「鬥爭」別人，包括他們的熟人和同事，甚至把人「斗」殘廢「斗」死了，也不覺得慚愧或羞恥。
2，對「鬥爭會」作道德反思
法律/犯罪，是評估「鬥爭會」的角度。道德，也是分析「鬥爭會」時不能迴避的角度。
有一種文學化的說法是：在迫害中，只有兩類人。不是受難者，就是暴君及幫凶，不存在「旁觀者」。在我看來，這是強調不應旁觀罪惡發生的一種修辭性說法。在描寫具體的事件如「鬥爭會」，被「鬥爭」的人之外，上文把參加者分為兩類。一類是「積極」參與的。另一類是「消極」參與的。
文革中那些積極「鬥爭」文革指定的「敵人」的人，很快得到了官職和權力。文革的賞罰機制非常清楚，分明得超過其他時期。一個典型是上海的徐景賢，1933年生，1963年加入共產黨，因為「造反」而從中共上海市委的普通幹部成為上海「革命委員會」中的第三號權力人物，外號「徐老三」。在文革結束30年後，他在香港發表四十萬字的文革回憶錄《十年一夢》，其中沒有提到任何一個上海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人的名字。而上海有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人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作為文革中新建立的權力機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人，上海的「電視鬥爭會」都是他參與策劃指揮的，被判處死刑槍斃的人，如上文寫到的在1968年五一節前被槍斃的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是他簽字核准的（當時由省市「革命委員會」批准死刑）。在其回憶錄中，對受難者，徐景賢甚至連「表演性」的歉意或同情都沒有。
一萬多人因為政治迫害而喪生，更多的人受到心理和身體的傷害。對他人的痛苦和血，一般人都會對此多少有惻隱之心。但是文革中那些權力慾望旺盛、沒有道德感的人不會同情或憐憫受難者，更不會感到羞愧和歉意。在現實中，徐景賢這樣的人不是個別的，而是相當具有代表性。而且，至今有人為這樣的人辯護。說這類人在文革中沒有得到物質好處，是理想主義者，總之並不是道德上的壞人。這種說法其實不符合實際。徐景賢的前任是「長征」幹部，他文革「造反」一下就得到那個位置，而且文革時代沒有別的個人發展或者賺錢的可能，他付出的「機會成本」（經濟學上指作別的工作可能獲取的好處）是零。他們把迫害人當作了邀功的資本。事情對他那樣的人比別人有選擇得多，但是他們做了壞的選擇。
在調查中還可以發現，那些參與過「鬥爭會」的普通人，和那些「鬥爭會」的領導者們很不一樣。他們不裝腔作勢，不故作高深，也不推脫個人責任。他們對「鬥爭會」的道德題目有所反思。
一位受訪者說，他在12歲的時候參與「鬥爭」了他的班主任老師。他說，他當時心裡想到過，如果自己不這樣做，也會被「鬥爭」。他肯定地說，他自己當時不是像有些人文革後說的那樣，是因為年幼天真無知才作這種壞事的。他當時是意識到利害關係的，心裡做過一個盤算的。儘管是12歲。也就是說，在相當程度上，「鬥爭」者意識到自己的行為的意義和後果，所以使加上應該為這種明確意識到的行為負責任。他相信，比他年長的人更是如此。
一名受訪者是湖南人，他說在湖南話裡有個說法，叫作「打便宜人」，就是指有場合可以打人，而且不需要擔心打了人會被懲罰，不打白不打，把打人當作「占便宜」。「鬥爭會」上的「鬥爭」對象，反正已經是「牛鬼蛇神」了，打他們絕對不錯，而且還能表現自己「階級立場」鮮明，對「階級敵人」仇恨。實際上，「鬥爭會」就是一個「打便宜人」的好機會。一些女教員被打得特別慘，就因為女老師體力弱好欺負。他認為，那些說自已是因為「革命理想」才打人的人，否認了非常明顯的「打便宜人」的流氓心態。
一名受訪者文革開始時17歲。筆者在很久以前訪問她時，她說她當時就發現，一些凶狠「鬥爭」別人的人，有心理需要。她觀察到班裡的一名紅衛兵，父親是高級軍官，是家裡三個孩子中的老二，上面有姐姐是老大，下面有老三是男孩，她是女孩又是老二，是家裡三個孩子中不受寵的。這個人文革前喜歡大呼小叫顯示嬌氣，文革中打人又凶狠得很突出。這名受訪者認為是因為那種要得到關注的潛意識中的慾望起了重要作用，從嬌氣到凶狠並不矛盾。17歲的高中生實際上已經有相當的觀察和分析能力，雖然也許還沒有讀過系統的心理學理論。
在上文已經寫到了把「鬥爭會」當作看熱鬧的好機會的中學生。相當明顯，年輕人，文革中被報紙和「首長講話」稱為「革命小將」的，在文革「鬥爭會」上扮演過活躍的角色。他們加入「紅衛兵」和「造反派」組織，起過類似「希特勒青年」在迫害猶太人中扮演的角色的作用。年輕人因為年輕，缺乏長遠眼光，不知道今天施加於別人身上的迫害，將來會「報應」到自己和家人身上。年輕人心智不成熟，道德原則未完全養成，缺少反省能力，易被操縱。翻開1966年8月到12月的《人民日報》，看到大批大幅照片上，在天安門城樓上，在文革領導人身邊，歡呼雀躍的，大多數都是中學紅衛兵。後來的柬埔寨「紅色高棉」也一樣，利用十多歲的少年兵進行屠殺和毀滅文明。反省文革歷史，不需要做心理學實驗，我們也會對青少年的道德成長過程有更明晰的認識。
2010年，北京外國語學校的八名前紅衛兵寫信向被他們「鬥爭」過的校長程璧道歉。筆者為此寫了《紅衛兵道歉》一文。在報紙發表後，編輯告知說，一天就收到了750個讀者來信。這顯示了「道歉」是一個很多人關心的主題。也就是說，關於文革的道德思考，並沒有在人心中熄滅。
3，「鬥爭會」文化遺產
在俄國小說中對斯大林大恐怖時代人們的道德選擇作過相當多的探索。例如在《濱河街公寓》中，寫到一個研究生在其導師剛開始被指控為反革命時，他得到了祖父去世的電報，喜出望外，借參加祖父葬禮立即請假回家而離開了學校，等他回到學校的時候，導師已經被帶走不見了，他積極跟上形勢，很快取代了導師的學術位置。這個研究生至少有過比較痛苦的內心矛盾，而且俄國作家也認為這是值得描寫的。然而，《濱河街公寓》和其他俄國小說裡的這種道德探索和心理活動描寫在中國文革後的文學中似乎沒有出現。
在中國文學界還出現了相反的情況。上文寫到北京大學在1969年8月接連召開兩個全校大會，在會上當眾給兩名教員戴上手銬塞進吉普車逮走。其中一人是中文系教授章廷謙（1901-1981）。 哲學系教授馮友蘭「揭發」章廷謙是西南聯大的國民黨區分部委員。他不承認。（此事後來也查明確實沒有。）那時執掌北大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東操場召開全校性「寬嚴大會」，在北大一萬師生面前，宣布對章實行「抗拒從嚴」，「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當場把他銬上手銬，塞進了準備好的停在場邊的吉普車。在那期間，他的妻子孫斐君突然腦溢血癱瘓並神志不清，大學畢業不久的小兒子自殺。在手銬和「戴帽子」的高壓下，北京大學一大批教員職工被迫承認強加給他們的罪名。比如中文系音韻學教授林燾被迫承認要炸北大水塔。
29年以後發生的事情令人吃驚。不是受害者追究加害者，反而是作家宗璞（馮友蘭的女兒）要求學者錢鍾書先生道歉，因為錢先生1979年訪問斯坦福大學談話提到文革中馮友蘭害了章廷謙一家。當時錢鍾書已經病重住院（不久就去世了），宗璞的丈夫拿了一張寫好的字據，到錢鍾書家中要夫人楊絳簽字，又到章廷謙長女章淹家要其簽字，要他們承認錢鍾書造謠，還揚言要到法院控告。一些報紙刊登了長篇消息，有一篇文章的標題是「為了大師的榮譽」。
在這場爭論的話語系統中，最讓人感到不安的是一項道德缺失：章廷謙一家的悲慘遭遇，北京大學一大批教員在1969年所受的迫害，包括前面寫到了林燾教授在大會上看到同事被銬上手銬帶走後被迫承認自己要炸未名湖邊的水塔的經歷，都被忽略不提。
迫害和苦難，在這裡成為歷史「盲點」，實際上是由於這先已成為道德「盲點」。1969年宗璞已經40多歲，顯然了解文革歷史。對她來說，這是一個用什麼道德觀念來判斷是非的問題。而年輕的記者們並不知道在北京大學有過這樣的大會上用手銬把教授銬走的事情。歷史被遺忘和道德被扭曲兩相結合，才出現了做壞事的人不道歉不羞愧，反而向說出真相的人進攻的情景。這個事件，可以算作「鬥爭會」文化遺產中令人瞠目的一個。
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既不是文革中被說成的「狗屎堆」一樣的人物，也不是文革後有些小說裡描寫的堅強不屈的英雄。人的身體會在銅頭皮帶和拳頭棍棒下受傷，在精神和道德方面也是一樣。人都是有弱點的，「知識分子」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文革這樣的大規模迫害和虐待中，「知識分子」的脆弱已經表現得非常清楚。把人鍛鍊成刀槍不入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行的是通過歷史學習真理，建立起一個不需要人用肉身來抵禦專制刀槍的制度。
文革過去之後的社會狀況，使得一直有人在議論中國的道德危機、誠信危機等等。究竟是文革「鬥爭會」（以及其他迫害手段）使得人們道德水平低下，還是道德水平低下導致了「鬥爭會」可以在中國大行其道十年？回顧文革「鬥爭會」場景，可以看出雙方面互動互促的關係。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進一步討論的題目。這一討論不但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歷史，也有助於我們深化自我認識及提升道德。
本文描述和分析了「鬥爭會」的恐怖和黑暗，然而，同時也試圖記憶那些經受了「鬥爭會」的迫害和虐待但是從來沒有放棄內心的道德和價值觀的人，並讚揚那些那些在艱難的時代幫助過被「鬥爭」的人的人。例如，本文說到的兩名曾經假裝「生病」逃避參加「鬥爭」的人，以及在北京大學的大規模「游斗」中幫助了被打掉眼鏡的老師的朱德熙先生。筆者也深深感謝在提供本文資料時也懺悔了自己當年參與「鬥爭會」的多位受訪者。善行應該被記住。黑暗中的火花會照耀我們的精神世界。
最後，筆者希望本文能在「鬥爭會」研究方面起開頭的作用，更希望「鬥爭會」會像疾病天花一樣將只存在於歷史書中或標本室裡，而在人類實際生活中絕跡。
文章來源：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www.chinese-memorial.org
成文時間：2013年
責任編輯：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