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八月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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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7年02月28日訊】一、關於標題

此文獻給三十年前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被打殺和被打後自殺的老師們。大規模的打老師的暴行,發生於當年八月。故題為「八月祭」。

二、歷史的缺失之頁

那是遠在三十年前的死亡,然而這卻不是年復一年重複了三十次的祭奠。

現在在圖書館裡,可以看到1966年夏天的中國報紙。報紙那時天天為紅衛兵的行動歡呼叫好,卻沒有一個字提到老師們的死亡;在當時製作的畫報和紀錄影片上,可以看到千千萬萬年輕學生接受毛澤東的檢閱,含著熱淚,高呼口號,興高采烈地走過天安門廣場。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現場紀錄。在這類文字和圖像的資料中,紅衛兵最激烈的行為似乎只是改換商店和街道的名稱牌子,卻沒有被打死的老師們的死亡記錄。

那些對人的毆打、殘害及虐殺,真的發生過嗎?就在我們校園裡嗎?今天的人們會覺得難以相信。在歷史上,有些古代的故事在時間的沖刷下漸漸模糊以致消失。但是,1966年八月的教師之死,從一開始就未被記錄。於是,後人也就無從知曉。

這種事實記錄的缺失,使得僅僅依賴已有的文字或圖片記錄所作的「文革」研究,可能憑空而來,意義不明。這一記錄的缺失,在「文革」時代,是由於無情的忽略,還是有意的隱瞞,或者,根本就是對大規模暴力迫害的一種非直接的指導提倡?在「文革」後,又是為什麼呢?多年來,當我向數百位在學校中經歷了「文革」的人了解和記錄他們的故事時,這個問題常常縈繞腦際。

三十年過去了。現在,至少應該是尋回這一段缺失的歷史的時候了。八月又已經來臨。年復一年,你們的親人會一一哀悼你們的死亡。但是,這一次,我希望可以一起哀悼你們中的每一位。不但哀悼你們之中我已經了解到的名字,也哀悼我還不能知道名字和人數的全體受難的老師們。

你們是怎麼死的?你們因何而死?

我們無法詢問死者。你們已永遠沉默。

但是活著的人應該說出事實。

三、第一位受難者

八月五日,1966年,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高中一年級的一些紅衛兵學生發起「鬥爭黑幫」。學校的三位校長、兩位教導主任,被揪到操場上,跪住地上被「鬥爭」。學生給他們戴高帽子,掛上黑牌子,把墨水倒在他們身上。接著,又要他們敲著畚箕自報「罪行」遊街。又逼他們「勞改」,在小操場上挑重擔、打掃廁所。有學生用帶釘子的棍子打他們,用開水燙他們。在兩三個小時的折磨之後,校長卞仲耘倒在宿舍樓的台階上。這時打人者們才歇手。兩個校工把她放在一輛垃圾車上,推到校門旁邊。醫院就在學校對門。這輛手推車在校門邊停放了兩個小時。等送到醫院,人已經死去多時。

卞仲耘校長那年五十歲,已經在這所學校工作了十七年。

同一天被打的其他四位老師,都受重傷。教導主任梅樹明的背上血肉模糊,襯杉上布滿釘子鑽出的洞。胡志濤老師身上被打出十四處骨折。

這所學校的紅衛兵成立於1966年7月31日。卞仲耘校長被打死於8月5日。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一百萬紅衛兵,這所學校的紅衛兵領導人宋彬彬給毛澤東帶上了紅衛兵的袖章。毛澤東臂帶紅衛兵袖章的照片登在報紙頭版,還被印成彩色宣傳畫到處張貼。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意思之後,毛澤東說:「要武嘛。」這段對話發表在報紙上。以後,連人帶學校,都一度改名為「要武」。

死者已經化為灰燼。將來的歷史學家,很難發現卞仲耘校長的死亡記錄,更不要說她的死亡經過及原因。她的丈夫王晶堯先生,在「文革」被「否定」後,曾努力想在學校裡為她刻一塊石碑或種一排樹,以作紀念,未果。

1993年夏天,我去這所中學,現在已經改名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看到1966年校長被打死的地方——一座五層的學生宿舍樓門前的台階上。樓房依舊。住在樓裡的三個十七歲的高中學生,問我:「真的嗎?以前的校長被打死在學校裡?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四、公然的普遍的暴行

你們的死未被記載,並不是因為無人知曉。這些暴行都是在人們面前公然施行的。暴行也不是只在一兩所學校發生。在我所作的一項涉及八十五所分布於各地的學校的調查中,未發現有一所學校未發生打老師的暴力行為。打的方法,有拳打腳踢;戴高帽子遊行;在胸前掛大牌子,牌上寫有「黑幫」「反革命」等罪名及人名,人名上都打著紅叉子,有如法院布告上的死刑犯;用帶銅頭的皮帶抽;在「鬥爭會」上低頭彎腰,兩臂後舉,被稱作「坐飛機」或「噴氣式」;剃去女老師的半邊頭髮,專門的名稱叫做「陰陽頭」。

在每個學校都有「牛鬼蛇神隊」,又叫「專政隊」或「勞改隊」。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老師被打入其中,每日被罰做重活或髒活,並且被打被侮辱。侮辱之一是唱「牛鬼蛇神歌」。歌詞如下: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牛鬼蛇神
我有罪
我有罪
我對人民有罪
人民對我專政
我要低頭認罪
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
我要是亂說亂動,把我砸爛砸碎,
把我砸爛砸碎

這個歌又叫「嚎歌」,因為被逼唱者不被當作人,故只能「嚎」而不是「唱」。這個歌由北京第四中學的一個學生所作,迅速傳開,全國都有。

1066年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山音樂堂」開「鬥爭會」。在舞台上,在數千觀眾面前,高呼口號,拳打腳踢,揮舞銅頭皮帶。北京市教育局長孫國粱被打斷三根肋骨。第八中學副校長溫寒江被打得昏死在台上,血流了一地。據目擊者說,被打的數十人,面部腫脹,五官不清,頭大如斗,「都不像人樣了」。

在離天安門廣場只有幾百米遠的北京第六中學,紅衛兵把音樂教室改建成一座監獄。房頂上建有崗樓,有一大功率電燈泡徹夜長明。監獄牆上寫有「紅色恐怖萬歲」。這座監獄存在了三個多月,長長短短的關進校裡校外的不少人,在其中打死過三個人。有九名這個中學的老師從頭至尾被關在那裡,其中一人被放後一個月便死去。

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副校長、化學老師劉美德,不但被毒打,被剃頭,有一天還被命令跪在一張桌子上,一個學生站在她的身後,把一隻腳踩在她的背上——擺出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中說的「把他們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姿勢,由《北京日報》的一個記者專程前來拍了照片。拍完照片,這個學生把她一腳踢下桌子。劉美德當時懷孕。後來,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因先天受傷而死去。

打老師的暴力虐待從北京傳往各地。在上海,在天津,在江蘇,在四川,在廣東,在福建,在浙江,在陝西,在山西,類似的事情都發生了。上述故事不是零散的偶然的意外事故,而是一場大規模的迫害的一部分。

實際上,這些暴行因其能公然施行而更顯威攝力。這些暴行都曾在「革命」的名義下大張旗鼓地進行。無人抗議,無人記錄。

五、死者的名字

1966年8月17日,北京一零一中學的美術教員陳葆昆被打死。8月22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沙萍被打死。8月2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校內,一天內打死了三個人,語文老師靳正宇,共產黨支部書記江培良,一個學生的母親樊希曼。8月27日,北京寬街小學校長郭文玉被打死。10月1日,北京吉祥胡同小學校長邱慶玉被打死。北京第六學的一個孤身老校工徐霈田也在那個夏天被打死,他的死日還沒了解到。

根據政府的統計,1966年8月、9月兩個月中,北京市有1772人被打死,但是他們未提其中有多少是教師。

還有的老師在受到侮辱或毒打後自殺了。這裡能舉出的名字有: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汪錢,服殺蟲劑「敵敵畏」,死於1966年6月11日;北京大學中文系共產黨總支書記程賢策,服「敵敵畏」,死於1966年9月2日;北京第二十六中學校長高萬春;北京中古友誼小學教導主任趙光謙,跳樓;北京史家胡同小學校長趙香蘅,跳樓;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化學教師劉樹華,跳樓,死時二十六歲。

有的老師在受折磨後死去。1966年8月4日北京大學英文系教授吳興華在校園裡被「勞改」時,有學生強迫他喝一條穿過校園的水溝裡的髒水,以作懲罰。北京大學附近有一個化工廠,廠裡的污水排在這條溝裡。他被迫喝了污水以後就病倒,送到醫院未能救活,當天晚上就死了。時年44歲。

以上不是1966年夏天校園全部的受難者,只是我現在能列舉出來的死者名字。你們已經離開人世三十年了。雖然人死而不能復生,我希望將來能列出每一位受害者的名字。即使我們還不能把犧牲者的名字一一地刻在大理石碑上,至少應該白紙黑字地印在書上。這是為了每一個受難者的生命都應該得到深切的尊重,也為了將來的每一個生命能得到平等的保護。

六、生命的尊嚴

你們死於非命。所以,這不僅是為了追懷死者,如同通常祭文所為,也是為了譴責不義。

你們死去了,不是被砍頭或者用子彈射殺的,卻是被用拳頭、棍棒和銅頭皮帶打死的。殺人是殘忍的,但是這樣的殺人更殘忍。事實是,殘暴和虐殺並不一定總會被指為不義,甚至還可能被美化成「革命」名義下的德行。你們的死亡被忽略與忘卻就表明從道德方面來為你們伸張正義還遠遠不夠。

你們的死,從未被公開記述報導,像一些大人物的故事那樣。這是因為你們太普通太平常嗎?可是,正因為你們是普通人,一方面,你們並無任何特別的權勢或武力可保護你們自己;另一方面,你們和千千萬萬的普通人一起,用你們的勞動,供養了政府和警察。你們的生命和安全是應該得到保障的。可是,你們成了「文革」中的大規模暴力迫害的最早的受難者。

你們的死,標誌著生命的尊嚴被毀棄。這不僅僅只是一個邏輯的推理的結果,而且也是已經被歷史的事實所證實。隨著你們的死,隨著無人敢為你們表示抗議或不平,越來越多的人受到迫害,受到非人道的對待。甚至連那些迫害了你們的人,也會遭飛來橫禍,遇滅頂之災。你們的死是一個開始,其後就是一場長達十多年的一浪又一浪的迫害。

如果在三十年後,這種虐殺還被視為小的事情甚至對的事情,它就會再次發生。我們已經在現實中目睹並經歷了這種過程:兩千年前,秦始皇「焚書坑儒」。我們在學校讀歷史,在語文課本上讀唐朝杜牧的「阿房宮賦」,對秦始皇多多少少有個「暴君」的反面印象,雖然我們沒有學習系統的理論來批判 ,也不知道什麼法律制度可能控制秦始皇式的暴行。1958年,毛澤東說秦始皇「只坑了四百五十個儒,……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到了「文革」,毛澤東又說「焚坑之事待商量」。當秦始皇在理論上成了英雄,「焚書坑儒」被說成了為推動歷史車輪前進應該做的事情,對你們的虐殺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了。

現在的有些學者大惑不解,要我解釋出中學生怎麼就能變成打死老師的凶手。其間當然並不是一步之隔。除去心理、環境、社會壓力等方面的原因,理論上的原因也是重要的。在那些打人者的明確意識裡,就認這些老師是該打的,打他們是革命行動,這些老師宛如該坑之儒。

七、文明的價值

你們死去了,不是被互不相識、言語不通的異國異族人殺死的,而是被你們教過的學生打死的。

殺人是野蠻的,但是這樣的殺人更野蠻。

你們是教師,從事的是一項在中國已經有了數千年歷史的職業。我們古代的聖人孔子不是宗教領袖,卻是一位教師。在傳說中,他有過三千學生。我們可以在《論語》中看到他們師生之間的談話,常常理智而風趣。學生群起攻打老師,不是中國的習慣或傳統。文明通過教師而一代一代傳承,則是常識。可是,在1966年的八月,你們被用野蠻殘忍的手段殺死,更多的老師被侮辱折磨,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施行。

回顧歷史,我們看得見文明可能如此脆弱。在「文革」的鐵蹄下,你們死去了,而且,大學中學停止上課三年到六年,考試製度廢止了十一年。年輕人不必追求知識和專業訓練,但是也失去了相對公平的競爭機會。甚至連學校的玻璃窗也和你們一起受難——1975年,在陌生的城市,人們告訴我:要發現城裡的中小學相當容易,那些窗戶尚沒有玻璃的建築物就是,因為所有的玻璃都被學生打碎了。

你們的死標誌著文化價值的毀棄。

你們死在1966年夏天。那個八月曾被紅衛兵驕傲地稱為「紅八月」。至今為止,有些人還把它當作充滿革命浪漫主義的時代加以緬懷。但是,現在當八月又將來臨的時候,雖然已經太遲,我還是認為應該說出你們的名字,你們的悲劇,以及一個道義判斷:這一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是錯事,是壞事,是可恥的事。

這樣的論斷可能是無力的。在過去的兩千年裡,一次又一次有人批評「焚書坑儒」,實際上卻難以阻止暴力虐待的再次發生。但是,我們也看到明顯的事實:如果相反的論斷可以流行,它將大大鼓勵暴虐的重新發生。讓我們通過祭奠你們,強調這一道義判斷。

八、個人和歷史

卞仲耘,一個剪著整齊的短髮的,稍稍發胖的,總是和氣微笑的五十歲的中學校長,四個孩子的母親,幾小時內死在女學生的亂棒之下,屍體上布滿傷痕。

在保存下來的一分油印的「揭發批判」她的「大字報」的抄編中,我們可以看到她的「罪行」的一系列小標題:「反毛澤東思想;誣衊黨的方針政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面紅旗;反對黨的政策;破壞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學率;反對和工農結合;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培養資產階級教師隊伍;反革命暴動和與黑幫聯繫;低級趣味。」這些罪名不是捏造,就是根本不能成立,或者與「罪」毫不相干。但是,這樣的罪名也可以告訴我們,在那個年代什麼或怎麼可以致人死命。

她死了。這樣的「革命」非但未被制止,反而受到鼓勵。於是,更多的與她相似的老師也死了。她的死,在當時似乎不值一提,未被報導,未被記載,對死亡的反應只是寂靜,甚至是對更多的受難者的威脅之聲。

她的死標誌著生命的尊嚴和文明的價值被摧殘。在這標記之前,人們已經亦步亦趨地走向黑暗,但是在八月五日,當一個中學女教師被活活打死時,當「文革」用暴力殺死了它的第一個犧牲者時,一道深淵裂現了。這不是一個人的悲劇。這道深淵,埋葬的也不是一個人。要經過曠日持久的磨難,人們才得以走出這道深淵。

她的死是一個歷史的黑色的標記,儘管是用一個女教師的紅色的血造成。

七百年以前,在關漢卿的劇本裡,當一個無罪的女子竇娥孤立無援,訴冤無門,被處死之後,六月暑日,上天突然降雪,雪片掩埋了竇娥的屍體。晶瑩純潔而奇異的「六月雪」,寄託著劇作者的同情,也共鳴著觀眾的悲憫。

1966年八月五日當卞仲耘老師被打死之時,當另一些老師在她之後也被折磨死之時,也正值陰曆六月。現實世界,當然不會同於文學的想像。在那個被稱為「紅八月」的夏天,到處可見紅色的毛澤東語錄本,到處可見紅衛兵的紅色袖章。

大雪未曾降臨,奇蹟也沒發生。一件又一件大冤大屈發生了,不能感天動地,甚至不能得到些微的同情。三十年後,又值炎夏,讓我們為死者祈禱一場理念的、道德的、精神的「六月雪」。

九、旁觀者的恥辱

殺死你們的手段的殘忍和野蠻,自然是發動者和施行者的殘忍和野蠻,但是,也加重了旁觀者的恥辱。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當毆打和折磨進行之時,沒有人站出來制止,當死亡發生之後,沒有人伸手安慰死難者的家屬。在當時,人們因為害怕,因為膽小,因為對暴力的恐懼而充當暴行的無言的旁觀者,袖手旁觀,聽任如此殘忍野蠻的的事情發生並且持續。這不能不是恥辱,無論我們承認與否。

三十年來,多多少少,「文革」的故事被印在紙上。這是難以抹去的歷史,人們想要寫出來,甚至加以結論。可是,另一方面,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是,關於「文革」的記憶正在模糊、消退,以及被簡化、扭曲及變形。

「文革」中的害人者以及通過害人獲利者不願意事實被寫出,假設站在他們的立場上考慮,迴避歷史事實對他們的利益有好處,因而也就相當合理。可是,這樣的人並不是大多數。受害者加上旁觀者,所占的比例應該更多。那麼,三十年後,為什麼你們的死還是不被提起?為什麼不向你們表示道歉和悔意?除了各種複雜的原因,是不是縱容罪惡帶給旁觀者的恥辱也在暗中阻止他們面對歷史呢?

你們已經去世三十年,永遠沉默,未有一言責備我們。為我們在那個夏天缺乏勇氣、良心和正義感,我們已經遭受了事實的懲罰——在你們以後發生了對越來越多的老師和學生的迫害。但是,這種受苦不能抵消旁觀者的恥辱,卻只能是對旁觀態度的反諷,即旁觀者很可能變成受害者。

你們的名字,你們的死亡提醒著我們的恥辱。可是,如果旁觀者不能說出事實或者不能表示歉意,這種恥辱也永遠不能解脫。

十、問題和答案

面對你們的死亡的事實,這是不能不問的問題:為什麼?為什麼要把你們打死?為什麼這一切會發生?

三十年前,在一個封閉的環境和暴力的恐怖之中,除了成為受害者、幫凶或沉默的旁觀者外,人們沒有更多的選擇。再後來的十年,「運動」一個接一個,迫害一場接著一場,「文革」似乎成了一架龐大的獨輪車,一旦停住,就會翻倒,於是就只有不斷進行,直到發動者死去。在那時,這樣的問題不准提出,更不准回答。

三十年後,這樣的問題還會被問起,因為還未被回答。

事實似乎太有諷刺性:從1966年6月學校停課鬧革命到8月你們被打死,只有兩個多月的時間;要寫出事實和作出分析,卻需要三十年都不止。

為我們親身經歷的歷史作出見證和解釋,這不是你們留下的課後作業,可是現在還交不上一份很好完成的答卷卻使我深深自責。

請提醒我們吧,在每一個八月。你們的故事不應被欺瞞、忽略或遺忘。你們中每一位的名字,都意味著永遠的教訓:抵制所有在「革命」名義下出現的暴行。

嗚呼哀哉!

文章來源: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www.chinese-memorial.org,成文時間: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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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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