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傅國涌﹕李真之死

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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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13日訊】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的秘書李真被終審判處死刑,所有人間的權勢和金錢轉眼化為云煙,面對即將降臨的死神,他在高牆內向記者吐露了肺腑之言:“我對党的理想、信念產生了動搖。”“我覺得持這种想法的不是我一人。有些干部對党的理想、信念也產生了動搖,台上講慷慨正義之詞,台下想升官發財之路,平時干肮臟齷齪的勾當。”起自封疆大吏“身邊人”的李真進一步說:“對我的信念產生致命動搖的除去看到個別高級干部逐漸走向墮落外,還有他們的子女。我看到個別高干子女吃、抽、穿、用極為豪奢,時間一長,就知道了其中的秘密。”

當然,這些秘密從來就談不上什么秘密,權力趨向腐敗,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腐敗,這是千古不易的規律。在活生生的現實中,所謂“理想”、“信念”一向都戰胜不了膨脹的私欲。虛無飄渺的“理想”、“信念”,空洞無力的說教,在花天酒地、吒紫嫣紅的誘惑面前,沒有不倒塌的。李真的墮落是正常的,相反,倘若他洁身自好、安份守己才是不正常的。在這個晨昏顛倒、日月無光的年代,一個品格高尚的人注定了不見容于污泥濁水的世間。在劣幣淘汰良幣的逆淘汰机制下,這樣的人几乎沒有什么進入官場的机會,即使漏网進了官場,要么同流合污,自甘墮落,賣身求榮,反之,必將受到排擠、打擊,難有好下場。前者是聰明人,是識時務者,后者只不過是傻瓜,是不識事務者。在我們生存的這個物欲橫流的世界上,聰明人要遠比傻瓜多得多,李真只是千千万万聰明人中的一個而已。

他之被判處死刑固然是罪有應得,他沒有想到,或者想到了不敢說,或者說了記者不敢寫、媒體不許報道的是——他有條件、有机會犯下死罪,首先歸因于那個不能制約人性之惡的權力場。如果他有幸未入這個身不由己的權力場,過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平凡日子,而不是“走到哪里都是鮮花、美酒、笑臉和恭維”,他又何至于有今天。如果他和他所依附的高官權力有限,時時受到制度的約束,處處在新聞輿論的監督之下,而且處在郭光允等普通公民的監督之下,即使他生來就是個坏种,貪得無厭,他也不可能走上這條不歸路。只要改革不触及現行體制的核心部位,無論反腐敗的口號喊得怎樣響亮,都將無濟于事。一個李真倒下去了,會有千万個李真站起來,前赴后繼,蔚為壯觀。對此,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老百姓早就習以為常,世界也不再會發出惊嘆。

權力和金錢即將把李真送上斷頭台,當記者問他:“現在什么對你還有誘惑?”時,他一字一頓地回答:“生命和自由”。多么美好的五個字啊,然而長期以來,我們在世俗价值的辭典里找不到它們的位置,當李真驀然回首,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真的要想在一個可詛咒的地方擊退可詛咒的時代,舍制度改革外并無第二條路可走,這是三歲小孩都懂得的道理。但如果沒有新的价值觀的支撐,即便有了這樣的變革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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