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6日訊】主席先生，各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
今天，對於我們時代的良心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日子。在這個腐化的社會和浮華的時代，我們將榮譽和尊重歸給了一個應該享受它的人，同時將謙卑之心歸於我們個人。這一天，或者可以為十六年來我們的各種躲避和內在不安而贖罪，並讓我們從胡石根一案中獲取我們對時代精神的誠實評價，從他那裏支取我們對六四的記憶能力和政治智慧，從而推進中國在新精神運動中免除表演和墮落，獲得新的生命。
為了趕上這樣一個頒獎儀式，我等了十六年。我聽聞過我們時代很多獎項和各種精緻的獲獎演說，但今天，是我這十六年來最得安慰的一天。我由衷地感謝舊金山民主教育基金會所做出的正確選擇，也感謝你們對我的邀請。我感謝胡石根家人和朋友對我的委託和信任，使我這本不配的人站在這裡得以分享胡石根先生的榮耀。事實上我很難代表胡石根先生向評委會或公眾說些甚麼，他已經在監獄裡度過了十三年的黑暗時光；這個獎項對這種苦難和榮耀並不能增添甚麼。這是一個遲到的頒獎。但它畢竟來了，這一授獎行動更大的價值不在於我們給胡石根甚麼，而是給我們自己一個機會。因此，我更願意從一個獨立知識份子的角度，認識胡石根的存在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價值，對中國自由主義事業的象徵性意義。
一、胡石根案述評
胡石根先生1954年11月14日出身於江西南昌農村的一個家庭，五歲的時候父親早逝，家境貧寒，母親只好把七個孩子中的最小的三個都送給了人撫養。胡石根直到九歲才被送南昌市石頭街小學讀書。為了幫助母親照顧家庭，作為長子，胡石根16歲進入江西汽車製造廠當工人，一直工作到1979年考入北京大學。自1979年至1985年，胡石根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研究生畢業後，分配到北京語言學院（現北京語言大學）教書。他憑著自己的專業水平，很快就評為副教授，並擔任了系副主任職務。這位本來可以成為「公共知識份子」的大學教授，因六四慘案的到來徹底改變了自己一生的命運。
一九八九年中國民主運動將北京各階層的人捲了進來，在鎮壓之前，荊棘和稻子在街頭混雜生長，人們從各個角落奔赴天安門。因此我們或許可以理解槍聲之後這十六年可恥的平靜。胡石根在所謂「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裡並沒有顯示出高度的政治熱情。然而，正是在「六四慘案」後全國一片紅色恐怖之際，在像我這樣的所謂六四分子紛紛逃離北京並以各種方式傾訴自己逃難經歷的時候，胡石根先生卻挺身而出，他背對著我們站在北京街頭抗議鎮壓。胡石根是六四之後的王維林。1989年6月4日也是這樣一個分界線，在這一天以後站在戒嚴體制中繼續抵抗的人，他們是中國真正的政治英雄。胡石根的抵抗方式在當時很多人看來是極端主義的，我現在也不知道這種評價是出於學術理性還是為了掩蓋怯懦。胡石根先後和王國齊、王天成、康玉春、安寧、劉京生、陳衛、陳青林、刑宏偉、高玉祥、張承珠、許東嶺、趙昕等朋友發起了中國自由民主黨、中華進步同盟、中國自由工會等組織，印刷張貼郵寄了大量宣傳自由民主，批判專制獨裁，呼籲平反「六四」的傳單。在「六四」三週年時，他們準備用遙控飛機在天安門廣場上空散發傳單，事機洩露，於1992年5月28日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罪首犯」的罪名被逮捕。
胡石根在法庭上的勇敢廣為人知。他站在法西斯主義的法庭上，像一頭獅子咆哮如雷。據現場親歷者講述，面對非法審判，胡石根先生和其他同案難友一起，堅決採取了不合作態度，甚至和王國齊、王天成、陳衛等難友在法庭上高喊「自由民主萬歲」，「打倒共產黨」。我相信，即使今天我們想像那場景仍然震撼不已。令人深思的是，這些本該是常識性的呼喊為甚麼讓心靈如此震撼。胡石根是中國的哈維爾。當然，這種絕決的態度更震撼了有關當局。「審判」的結果是：胡石根先生被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罪，判處有期徒刑20年，是「六四慘案」後所判刑期最長的民主人士之一。我相信，對胡石根慘案的判決是人類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審判之一。
胡石根先生1995年被送往北京第二監獄服刑，那座罪惡的監獄由於他的存在將更為著名。儘管有某些不同聲音，但幾乎所有胡石根同案的朋友都稱胡石根先生是共產黨的鐵獄裡表現最為堅貞不屈的人士。每年的「6‧4」那一天，胡石根都用絕食的行動來抗議六四鎮壓、緬懷「6‧4」的死難者。為此他已連續9年被獄政部門關禁閉室，理由是「抗拒改造」、「煽動鬧事」。一些難友回憶，由於警察暴行，他手足都留下了終身殘疾。今年《華盛頓郵報》採訪了「對話基金會」的康原先生，康原說，中國政府答覆他說，根據胡石根對改造的態度，認為胡石根不適合假釋。胡石根先生在繼續他一個人與一個國家的抗戰。胡石根是林昭之後的林昭。遺憾的是，這是一場無聲的戰爭。我同意這種評價：胡石根是最沒有名氣的大政治犯——雖然胡石根先生的「中國自由民主黨」一案在全國牽涉二十多人繫獄，為「六四」以來年最大的一個所謂「反革命集團案」，但是外界的報導極少；幾乎很少有人為胡石根先生呼籲和給予必要的關注。去年年初有朋友在ＧＯＯＧＬＥ上搜索「胡石根」時，僅僅才有六百多條信息跟胡石根有關係。
就像以色列先知的遭遇一樣，厄運往往加倍於被揀選做光與鹽和被試煉的人，而這些人不僅是國家暴政和人民暴政的敵人，也同時將被時代遺忘和厭惡，更可能被最親近的人所棄絕。來自後面這種打擊更具有毀滅性，這顯然近乎於魔鬼的作為。據胡石根先生的朋友趙昕回憶，在中國的民主人士中，很少人像胡石根先生一樣得不到妻子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因為沒有聽從妻子的勸告，還被妻子用剪刀捅了整整十一刀！歷經十二年多的磨難之後，今年胡石根先生的妻子也和他離婚了。而他的女兒，這十三年來他也只見過一面。胡石根先生的母親也因為在1999年得知胡石根被判二十年大刑後，憂急交加，悲憤辭世。顯然，將這家庭悲劇歸咎於胡石根的妻子是不公平的，甚至也不能將這悲劇簡單歸咎於中國當局——那麼，將這悲劇歸於胡石根確實「公平」的，他必須背這十字架。胡石根是中國的蘇菲，他的抉擇超過了我們理性的評價能力，但它被用來挑戰並照亮了我們的心智。
胡石根本是中國的昂山素姬。13年來，胡石根先生在監獄裡受盡了磨難，疾病纏身，51歲的他已經鬢髮全百、步履蹣跚。他患有乙型肝炎、腰椎突出、類風濕、過敏性鼻炎、偏頭痛等多種嚴重疾病，卻從未得到有效治療。2004年10月17日，胡石根姐姐胡風雲女士就胡石根身體健康問題致信中國監獄當局，胡風雲說，胡石根健康狀況十分令人擔憂。2004年12月9日，胡石根的弟弟胡水根致信給我，稱胡石根的身體狀況從2004年10月至今每況愈下，擔憂體弱多病的胡石根可能熬不到出獄的那一天；因此呼籲國際輿論和人權組織「救一救」胡石根。
我關注胡石根一案是去年5月份。當時我在鄭州遇到胡石根同案的一位難友，那是我全面瞭解胡石根的開始。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感到羞愧莫名的同時，也在1989年之後第一次為中國驕傲。在這個災民社會，我們畢竟還擁有胡石根。我與這位朋友擁抱而別，並決志為胡石根奔走呼號。2004年6月初我回到北京發起的《八九一代關於六四事件的聲明》，第一次開始呼籲國內外輿論關注胡石根。去年8月份我來到北美，開始撰寫胡石根案件的系列評論文章，得到了國內胡石根朋友和家人的熱烈支援，也看到了《新聞自由導報》和「魏京生基金會」等機構的回應。當然，也有反對的聲音，這成為我繼續聲援胡石根獲取傑出民主人士獎的助力。我專程找過胡平先生和張偉國先生，我找過王軍濤先生和周豐鎖先生，我很榮幸與這些朋友在這些問題上存在共識。今天，我僅代表我個人謝謝你們，由於你們的努力，我們贏得了一場良心對虛榮的勝利。對我個人而言，這是贖罪之舉和回家之旅，這是在顛倒的世界中捍衛時代真相的事業。
二、用胡石根仗量我們的高度
我不想製造一個胡石根神話，胡石根一案本身已經成為我們時代的神話。但是，胡石根仗量著我們時代的精神高度，穿透了我們時代由於利益盤算繁殖出來了各種政治神話和文化表演。後一九八九的時代是一個商業時代，政府當局販賣盛世神話和和諧社會的神話；文化界和某些民間運動販賣苦難和正義感而購買注意力，這個神話的高峰被稱為「公共知識份子」以及「某某事件是當代最大的鎮壓慘案」等等。然而，由於胡石根站在那裏，盛世破產了，和諧破產了，苦難矮化，正義感黯然失色，公共領域成為精明的謊言。也許正因為如此，將胡石根邊緣化，貶低正義的價值並讓人們忘記底線的存在，就成為這個商業時代的共謀。這種共同一致不是「聯席會議」決定的，它是自發的，來自警察體制之下人性的普遍黑暗和共同愚蠢。
我不想過多譴責官方那些盛世謊言，因為這些謊言的製造者代表了人類低級墮落的政治文化，這種政治文化已經被駁倒而低於批判的水平。但是，我們時代由於胡石根在場，當局必然被指控為法律上的罪犯，而人民成為道德和宗教上的看客。曾有來自某一宗教的朋友向我抱怨說，我們被鎮壓的時候中國知識份子整體上鴉雀無聲。他沒有完全說錯。他也沒忘記趁機表揚我以換取我的贊同，「只有你在國內敢公共給胡錦濤寫信抗議鎮壓」。我是一個不盡人情的人，我問他：胡石根被判刑並在黑暗中煎熬的這十幾年裡，你們又在哪裏呢？今天一些維權運動也有類似抱怨，然而1989年以後，他們所遭遇的這些災難，不可以理解為我們面對六四悲劇和胡石根案的整體逃避和沉默所贏得的懲罰嗎？胡石根不僅警戒我們離開炫耀，也讓我們告別抱怨。謙卑下來是我們唯一理性的出路。
「我們在羞恥中躺臥吧。願慚愧將我們遮蓋。」（耶3：25ａ）「他們肥胖光潤，作惡過甚，不為人伸冤。就是不為孤兒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為窮人辨屈。耶和華說，我豈不因這些事討罪呢？豈不報復這樣的國民呢？」（耶5：28-29）
在這「犯罪的國民、擔著罪孽的百姓」之中，在這「所多瑪的官長，這蛾摩拉的百姓」中間，中國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據說興起了一個叫「公共知識份子」的群體。這些「公共知識份子」以關注公共事件為己任，據說是中國良知的代言人。然而六四事件顯然是中國當代最大的公共事件，他們在這一公共事件上完全鴉雀無聲；然而胡石根案件是六四以來最震撼人心的公共事件，所有的「公共知識份子」沒有為胡石根說過一句話，儘管我們與胡石根都居住在一座城市裡。本來，這種半吊子自由狀況，或者修改過的公共意見，應該起基本的羞恥感，但沒有。「公共知識份子」以自己偶然敢於向官方做些鬼臉驕傲無比，他們互相吹捧，輪番站在講壇或領獎台上表演他們的道義擔當和半勇敢。當然，這種時代性和民族性的不知羞恥有著深刻複雜的背景。
官方強制遺忘六四，這種國策客觀上得到了中國知識份子的贊助。一部份六四分子像我一樣逃走了，逃往各個方向。另一部份留在國內，在新政府邊緣地帶討生活，恐懼使他們避重就輕地關注「公共事件」，並通過談論「成熟」、「保守主義」等新概念來捍衛陳舊的「災民理性」。然後70年代出生並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填補到公共領域和網絡世界，這一代人成為明星和成為文化演出的基本觀眾。這一代人總體上既沒有文革記憶更沒有六四的切身經歷。他們當中一些優秀份子可能同情甚至嚮往八九民運，但這種移情缺乏血與火的感受，它僅僅是一種「政治正確」的立場選擇。然而，這代人在中國主流媒體和民間輿論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在這個商業時代，他們可能敏感於自由與文字市場的關係，但未必真正意識到這個世代如何徹底的彎曲悖荒謬，這世代是如何建築在屠殺的基礎商人其本質就是戒嚴。這一代人的正義擔當不是以六四血案為邏輯起點的，而是以「本來我們可以活得更好」為道德起點的。這些背景決定他們更容易被自己的抵抗所感動，並常常在互相感動中以為自己就是這時代的文化巨人，並願意隨時隨地向那些同樣的半吊子自由主義者頂禮膜拜。所以他們中有朋友明確告訴我，羞恥感是你們八九一代的事，「我們的事」大概就是迫不及待地炫耀。從這種思想裡生長出「公共知識份子」是不奇怪的。年長一代知識份子的機會主義與年輕一代知識份子的功利主義共同製造了我們時代的文化神話。不過對於年輕一代人來說，他們甚至也是真誠的；由於信息封鎖和代際隔離，他們可能確實不明白甚麼叫苦難和良心。他們不可能理解六四悲劇對整個一代人的心靈所造成的傷害，這場事件及其長達十六年的活埋，如何把整個民族放在了世界歷史的屁股上。在這文明的底部，任何喧囂，即使其中最破馬張飛的，不過是擺脫羞恥的努力，與榮耀毫無關係。正如一個根本沒有經歷過泰坦尼克號海難的人，忙於評選「最佳倖存者」，而真正的倖存者完全缺乏這種「雅興」。真正的倖存者擁有悲傷和羞恥感，他們應該擁有真正的罪惡感，並看見這個時代在總體上是顛倒的，所有的正義都是小於一的。遺憾的是，中國的災難永遠產生著逃跑的英雄和膚淺的觀眾，卻沒有懺悔者。今天，那兩代人繼續合作壟斷著中國的「公共輿論」，繼續在屍體和監獄上面展覽自己的英雄事跡，卻不知道那裏展出的每一件事跡都不過是污穢不堪的算計而已。
中國的「公共輿論」完全缺乏羞恥感，這就是我們時代精神的品質。這種精神通過反對所謂的「道德烏托邦」建立了一種不道德的烏托邦。在這種莫名其妙的辯護中，不講道德成為政治正確；而談論懺悔意識的人被放在「道德警察」的位置上遭受犬民暴政。然而正是這些強烈抗議用聖人標準要求他們的人，反過來把自己打扮成聖人。這一盤算正如一位基督徒朋友所說的：「他們由於自知自己不夠聖人，又想成為時代聖人，成為」民族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就只能先打倒那個聖人標準，搶佔最底點，然後自己再站上去，站在最高點。而事實批評」中流砥柱「的那些意見並沒有否認他們半公共的價值，只是勸他們幹點正經事，不要干了點事就忙著建立光榮榜。」換句話說，他們反對用聖人標準建立社會評價體系（這無可非議），然而這種否定卻是為了把自己塑造成聖人，這是令人費解的。
「人民群眾」當然贊助這種表演，因為這種驕傲將所有人從六四以來那種罪惡感中解放出來，反而獲得了昇華，在一個罪惡的時代獲得了「尊嚴」的幻像。本來，我們時代和我們的民族僅存的最後記憶六四的方式就是羞恥、謙卑和沉默寡言，我們在世界的底部就剩這麼一點點做人的尊嚴了。但這個民族的公共知識份子們把這點尊嚴也揮霍一空，由於他們的張揚而中國正在浪費六四慘案給我們的那些管教和屬天的祝福。公共知識份子在六四之後進入宴樂的家，與他們同坐吃喝。這是一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以光為暗，以苦為甜，以甜為苦的人。這是一些自以為有智慧，自看為通達的人。他們因被自己賄賂，就稱惡人為義，將義人的義奪去。他們把半吊子自由視為自由本身，他們無視或有人的確不瞭解六四和胡石根的存在。是的，他們與中國當局一起，虛構了我們時代的精神高度。這個時代沒有義人，一個都沒有。這個社會不是盛世，也沒有一個公共知識份子——如果一定有，他就在監獄裡。
胡石根是六四之後的王維林，但他不是。王維林的照片掛在世界上很多政治活動人士的辦公室裡，但胡石根鮮為人知。然而，胡石根是六四之後的王維林。胡石根是中國的哈維爾，但他不是。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在六四之後把哈維爾變成理想寄托，但中國的哈維爾無人提及。然而，胡石根是中國的哈維爾。胡石根是林昭之後的林昭，但他不是。在人們爭相哭喊著追尋林昭的時代裡，林昭之後的林昭繼續承擔了林昭一樣的苦難並像林昭一樣震撼人心卻沒有一個人為他寫一個字。在這個有趣的時代，不僅林昭成為英雄（這是應當的），紀念林昭的人也成為英雄（這當然也是應當的）；然而，胡石根就是林昭之後的林昭。胡石根是中國的蘇菲，但他不是。蘇菲的抉擇已經成為奧斯維辛災難和文革災難之後文化界苦難記憶所談論的象徵性符號，但胡石根在這種高談闊論中正在被這一抉擇所折磨卻無人問津。然而，胡石根是中國的蘇菲。胡石根本是中國的昂山素姬，但他不是。昂山素姬獲得了整個世界的關注並不斷獲得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的慰問和讚美，而胡石根十多年來沒有接到一點這樣的安慰和敬意。然而，胡石根本是中國的昂山素姬。
胡石根也陷落於一種心靈監獄裡，這是整個一代「公共知識份子」的羞恥。由於他們還不知道這種羞恥而更為羞恥。魏茨曼是以色列第一任總理，他在那篇著名的演說中悲歎：「當未來的歷史學家追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慘記載時，有兩件事會令他們迷惑不解：第一件事是大屠殺本身，第二件事是世界對這種罪行的反映。他將反覆而仔細地考證有關的歷史資料，才能相信在20世紀中期，一個偉大國家的人民，竟會把政權交給一群殺人犯管理。這伙殺人犯竟把屠殺奉為公開的政策。這位歷史學家將會看到有關毒氣室和密封毒氣車之類的史料。這些史料簡直令他難以置信。當這位歷史學家終於被這些悲慘的史料說服後，在他要對人類歷史這一絕無僅有的暴行作出判斷時，另一件事又使他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為甚麼文明世界對納粹殘酷地和有計劃地屠殺猶太人無動於衷。」我想把這段話轉換一下：「當未來的歷史學家追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慘記載時，有兩件事會令他們迷惑不解：第一件事是胡石根案件本身，第二件事是這個時代不斷湧現的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等傑出人物。他將反覆而仔細地考證有關的歷史資料，才能相信在20世紀末期，一個盛產公共知識份子的國家的人民，竟會把政權交給一群殺人犯管理。這伙殺人犯竟把警察和監獄奉為公開的政策而這些極端重大的公共事件卻從來沒有成為公共知識份子公開談論的話題。這位歷史學家或者將會看到有關胡石根和他組建中國自由民主黨之類的史料。這些史料簡直令他難以置信。當這位歷史學家終於被這些悲慘的史料說服後，在他要對中國歷史這一絕無僅有的暴行作出判斷時，另一件事又使他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為甚麼世界和中國，國際人權組織和公共知識份子群體對中共殘酷地和有計劃地迫害胡石根無動於衷。」我還想補充一句，他更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甚麼這一悲劇竟然發生在無論是世界還是中國，無論是公共知識份子還是官方學者反覆宣稱並爭相陳述的「奧思維辛之後」？
胡石根案件讓我們謙卑。它讓我們看見我們時代的精神高度，這個高度有三條線索，第一，這是一個「六四之後」的時代，一個血案始終沒有得到公共評價的時代因為是一個雙重罪惡的時代。第二，這是一個監禁良心的時代，在良心被監禁的漫長歲月中，另外一些「良心」因為缺乏現場感並參與表演而蒙受羞恥。這個時代是一個雙倍可恥的時代。正因為如此，我高度評價今天的頒獎行動，它開始使我們多少免於羞恥。我祈禱這是一個理性的開端。第三條線索是一長串的受難者名單，他們而不是文化明星們構成了我們時代的政治底線和道德真相。胡石根不是被這時代聯合活埋的唯一人質。今天，我提請輿論記憶下面這些名字並向他們表達敬意。被中國當局因良心理由而判處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的政治犯至少包括：
王稼祥，死刑緩期執行（1997年死於北京第二監獄）。
路洪澤，1998年4月18日死於監獄，刑期不詳。
董盛坤，死刑緩期執行。苗大俠，死刑緩期執行。
朱文義，死刑緩期執行。
張燕生，無期徒刑。
高 亮，無期徒刑。
余志堅，無期徒刑。
孫傳恆，無期徒刑。
王炳章，無期徒刑。
蔣 生，有期徒刑20年。
喻東嶽，有期徒刑20年。
孫燕才兄弟，有期徒刑17年和15年。
魯德成，有期徒刑16年。
李 作，有期徒刑15年。
孔佑平，有期徒刑15年。
劉玉生，有期徒刑14年。
寧先華，有期徒刑12年。
秦永敏，有期徒刑12年。
黃金秋，有期徒刑12年。
吳義龍，有期徒刑11年。
胡明君，有期徒刑11年。
李大偉，有期徒刑11年。
許 敬，有期徒刑10年。
祝正明，有期徒刑10年。
王 森，有期徒刑10年。
陳忠和，有期徒刑10年。
徐 偉，有期徒刑10年。
靳海科，有期徒刑10年。
師 濤，有期徒刑10年
剛剛出獄的有：劉京生（13年）、康玉春（12年）、王國齊（11年）等。更多人則慘死於公共領域之外。那份六四死難名單特別是市民死難名單現在遠未完備，其中一些人甚至是六四後被殺害的。這些未完的名單應該使我們顫慄，使這個時代所有的機會主義征戰和功利主義表演垂頭內省。那些所謂對正義事業有所貢獻的人們，你們記住你們所做的不過是當做的，而你們所做的僅僅是當做的的一小部份。六四之後沒有英雄。
各位朋友，女士們，先生們，請原諒我今天用一些否定性的話語論斷這個時代及其活躍人士。我想說明，第一，我本人就是被論斷的對象之一，我不外在於這結構性的羞恥。第二，我珍惜任何方面的微小努力，但我反對任何人對這些微小的努力誇大其詞，以至遮蔽了我們的羞恥和六四以後的全面敗壞。胡石根以他的生命捍衛著我們時代的真相，我們聚集在這裡正是想向世界闡述這一真相，並表達我們對真相的尊重。我們期待中國思想運動，中國的新精神運動能從從這裡重新出發。
最後，請允許我用略作改動的北島的詩句結束今天的發言：
我，站在這裡
代替另一個被監禁和遺忘的人
沉默依然是東方的故事
人民在褪色的壁畫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烏鴉，這夜的碎片
紛紛揚揚
謝謝大家！
轉自《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