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飛熊:維權派乃是自由主義的行動派

——對全球維權抗暴接力絕食的評論之四

郭飛熊

【大紀元5月3日訊】維權運動之所以能集歷代民運之大成,並找到一條通過推進法治來建設健康獨立的民間社會之路,一個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說是決定性的原因,是它擁有自由主義這一理論體系作為它的思想資源。維權運動乃是自由主義的社會化,維權派可以叫做自由主義的行動派。由於自由主義的導向作用,維權運動才審慎地選擇接力絕食等非暴力主義手段,作為主要的抗爭手段。

自由主義來自英國經驗,它有著數百年的試錯史,乃是經由一代又一代人民的積累,薈萃了無數傑出人物的思考,精化而又精化的思想成就。在1990年代末期,它經由李慎之、劉軍甯、徐有漁、秦暉、朱學勤、袁偉時、何清漣、賀衛方、汪丁丁、丁東、崔衛平諸位賢哲的引介,登上了中國大陸,向社會各界擴散,並向銅牆鐵壁滲透。在自由主義的澆灌下,中國大陸的自由民主運動進化到了比較高級、比較純正、比較深厚的階段。

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理論,本質上是一種實踐理性,尤其在面臨政治轉型的後極權的中國,它更應成為指導中國政治改革和自由民主革命的有力工具。而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者,並沒有辜負歷史的使命,也沒有違背理論的內在需要。在經過第一代自由主義者數年辛勤的傳播和啟蒙後,第二代自由主義者果斷地投入了推動憲政民主和法治建設的實踐,有一部分人甚至過上了以行動為主的職業生活。在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中,自由主義者進行了第一次實踐操練,而維權運動也就從那時正式開始興起。三年來,中國大陸幾乎絕大多數重要的維權事件,都是由自由主義者所參與和推動的。

維權運動對中國社會最大的理論貢獻是法治優先的思想,這一思想正是現代自由主義的精髓之一。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尤其強調法治對於建設自由社會的決定性作用。由於有著這樣的現代化的政治理論作指導,維權運動才得以一直保持著純正性和深刻性。這場以政治、思想和社會諸手段通過司法平臺來捍衛法治、維護個人權利的社會運動,在本質上乃是中國人民爭取自由的偉大運動。

在2005年中,自由主義的內在邏輯需要,又推動著維權運動由維護公民一般的人身權利、經濟自由權利,走向維護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政治權利。太石村事件開創了維護公民選舉權的先例,它同時又是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與底層民眾直接結合的開始。知識份子走入草根,與底層民眾攜手維權抗爭,在當時便引起了專制者的極大恐懼,因為他們的前輩就靠此起家,知道在中國這種政治結構下二者結合將是何等的厲害。但是,我們要說,自由主義者所推動的這種底層動員,與中共那套極權主義的東西,有著根本的不同。在太石村事件以及其他多個維權案件中,自由主義者並沒有選擇建立工會、農會的動員模式,而是選擇了走法治化道路、主打程式戰這樣相對離散的動員模式。

在自由主義者的心中,工會、農會等組織形式易於產生集權,在可能的激烈抗爭中,難以避免組織內部產生強制,也難以避免在與官方的拉鋸戰中使用非法治的甚至是暴烈性的抗爭手段,其後遺症將會比較大。建工會、農會當然是人民的基本政治權利,但對於一個尚屬稚弱的民間社會而言,它卻不是優先的選擇。自由主義的背景,使得維權派在具體參與和引導民眾維權抗爭時,優先選擇了法治路線,而摒棄了可能損害法治和自由的其他選擇。

那麼,如果法治程式走不通怎麼辦?如果政府赤裸裸地破壞選舉法,民眾又該如何應對?太石村民作出的回答是:接力絕食。對此,自由主義者表示了順應和贊成。可以說,面對冥頑不化的專制者,面對那些為所欲為的官僚特權階層,接力絕食是維權民眾在邁出走法治道路的第一步後,必然邁出的第二步。否則,便無法回擊專制者和官僚特權階層對法治的肆意踐踏,便無法突破重重阻力,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兒。故非暴力主義的抗爭,對於走法治路線的維權民眾來說,是必然的抉擇。

維權運動通過太石村事件的實踐,摸索出了法治主義與非暴力主義相結合的道路,實際上開創了自由主義的底層動員模式。這一動員模式對於中國社會未來的意義,在不久的將來便可清晰地看到。

這次全球維權抗暴接力絕食,實際上是對太石村農民兄弟姐妹接力絕食經驗的繼承。我們不要將它看成是偶然的、突如其來的事件,而應將它正確地看成是一場悠久的歷史運動的延續和發展,而且,我們不能不注意它背後那深邃博大的思想背景。要使運動不出偏差,使運動走向可大可久、豐厚肥壯的高級狀態,使之對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發揮更大的威力,那麼,就不能不注意從它的思想母體自由主義那裏不斷地汲取理論資源。(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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