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3日讯】维权运动之所以能集历代民运之大成，并找到一条通过推进法治来建设健康独立的民间社会之路，一个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原因，是它拥有自由主义这一理论体系作为它的思想资源。维权运动乃是自由主义的社会化，维权派可以叫做自由主义的行动派。由于自由主义的导向作用，维权运动才审慎地选择接力绝食等非暴力主义手段，作为主要的抗争手段。
自由主义来自英国经验，它有着数百年的试错史，乃是经由一代又一代人民的积累，荟萃了无数杰出人物的思考，精化而又精化的思想成就。在1990年代末期，它经由李慎之、刘军甯、徐有渔、秦晖、朱学勤、袁伟时、何清涟、贺卫方、汪丁丁、丁东、崔卫平诸位贤哲的引介，登上了中国大陆，向社会各界扩散，并向铜墙铁壁渗透。在自由主义的浇灌下，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运动进化到了比较高级、比较纯正、比较深厚的阶段。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理性，尤其在面临政治转型的后极权的中国，它更应成为指导中国政治改革和自由民主革命的有力工具。而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并没有辜负历史的使命，也没有违背理论的内在需要。在经过第一代自由主义者数年辛勤的传播和启蒙后，第二代自由主义者果断地投入了推动宪政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实践，有一部分人甚至过上了以行动为主的职业生活。在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中，自由主义者进行了第一次实践操练，而维权运动也就从那时正式开始兴起。三年来，中国大陆几乎绝大多数重要的维权事件，都是由自由主义者所参与和推动的。
维权运动对中国社会最大的理论贡献是法治优先的思想，这一思想正是现代自由主义的精髓之一。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尤其强调法治对于建设自由社会的决定性作用。由于有着这样的现代化的政治理论作指导，维权运动才得以一直保持着纯正性和深刻性。这场以政治、思想和社会诸手段通过司法平台来捍卫法治、维护个人权利的社会运动，在本质上乃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伟大运动。
在2005年中，自由主义的内在逻辑需要，又推动着维权运动由维护公民一般的人身权利、经济自由权利，走向维护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太石村事件开创了维护公民选举权的先例，它同时又是自由主义的知识份子与底层民众直接结合的开始。知识份子走入草根，与底层民众携手维权抗争，在当时便引起了专制者的极大恐惧，因为他们的前辈就靠此起家，知道在中国这种政治结构下二者结合将是何等的厉害。但是，我们要说，自由主义者所推动的这种底层动员，与中共那套极权主义的东西，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太石村事件以及其他多个维权案件中，自由主义者并没有选择建立工会、农会的动员模式，而是选择了走法治化道路、主打程式战这样相对离散的动员模式。
在自由主义者的心中，工会、农会等组织形式易于产生集权，在可能的激烈抗争中，难以避免组织内部产生强制，也难以避免在与官方的拉锯战中使用非法治的甚至是暴烈性的抗争手段，其后遗症将会比较大。建工会、农会当然是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但对于一个尚属稚弱的民间社会而言，它却不是优先的选择。自由主义的背景，使得维权派在具体参与和引导民众维权抗争时，优先选择了法治路线，而摒弃了可能损害法治和自由的其他选择。
那么，如果法治程式走不通怎么办？如果政府赤裸裸地破坏选举法，民众又该如何应对？太石村民作出的回答是：接力绝食。对此，自由主义者表示了顺应和赞成。可以说，面对冥顽不化的专制者，面对那些为所欲为的官僚特权阶层，接力绝食是维权民众在迈出走法治道路的第一步后，必然迈出的第二步。否则，便无法回击专制者和官僚特权阶层对法治的肆意践踏，便无法突破重重阻力，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故非暴力主义的抗争，对于走法治路线的维权民众来说，是必然的抉择。
维权运动通过太石村事件的实践，摸索出了法治主义与非暴力主义相结合的道路，实际上开创了自由主义的底层动员模式。这一动员模式对于中国社会未来的意义，在不久的将来便可清晰地看到。
这次全球维权抗暴接力绝食，实际上是对太石村农民兄弟姐妹接力绝食经验的继承。我们不要将它看成是偶然的、突如其来的事件，而应将它正确地看成是一场悠久的历史运动的延续和发展，而且，我们不能不注意它背后那深邃博大的思想背景。要使运动不出偏差，使运动走向可大可久、丰厚肥壮的高级状态，使之对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发挥更大的威力，那么，就不能不注意从它的思想母体自由主义那里不断地汲取理论资源。(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