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5日訊】我在寫《「女囚」回憶錄》時，曾考慮，是否有選擇地寫，也就是說，根據「為尊者諱，為自己諱」的寫法來寫回憶錄。這是風靡文壇的寫作技巧，也是心照不宣的晉陞秘訣。
中國有幾千年文化，中國的司馬遷有幾個？100個文壇，有99個是花瓶文壇；100個文人，有99個是御用文人。至於那些「眼淚」中的余大師。「幸福」中的王兆山，還有桂冠等身的孫東東，是國粹，也是國恥。
我考慮了很久，決定國內向司馬遷學習，雖然他不是國務院領津貼的專家；國外向盧梭學習，雖然他沒得到「矛盾」文學獎。寫回憶錄絕不隱瞞，絕不鍍金，實事求是地講述，真實確切地陳述，該懺悔就懺悔，該反思就反思，透明得像一杯水，乾淨得像嬰兒。可能缺乏看點，可能遭到冷落，可能收獲鄙視，但是真實，是第一要素。
我如實地寫了我在看守所的哭泣，寫了我在被逮捕後「棄世」的念頭，寫了我向牢頭獄霸的妥協，甚至寫了我曾經有過的「背叛」。
1991年，就在我減刑屢遭挫折，而兒子快留級時，女監有二個寫懺悔錄的名額（一個給了我），確切地說，只要監獄組稿成功，我的減刑也能成功。就在我徘徊在十字路口時，丈夫來探監知道了我的想法，他堅定地說：不就3個365天嘛？從今天起，每過一天，你在裡面，我們在外面，讓我們三個人，共同劃掉一個黑暗的日子……
一記重拳，把我從失足的深淵裡拉出來——我不能因為渴望自由，褻瀆了千百個受難者，褻瀆了還在奮鬥的戰友，褻瀆了伸出雙手的外國友人，褻瀆了九泉下的亡靈。
是的，我是在監獄裡唱過歌，出過黑板報，應邀投過稿。但這是無奈之舉——隊長為我減刑做了大量的鋪墊，我不能拂了她們一片好意。就是唱歌，我也拒絕唱「黨，親愛的媽媽」之類；就是出黑板報，也是依瓢畫葫蘆；就是投稿，也是楹聯、對聯之類的應景詞。在關禁閉中，在管教的策反下，我也沒有揭發同仁，搞有特色的自相殘殺；向牢頭獄霸低頭，也是曲線，為了保護可憐的「小鼴鼠」。我承認，在迫害「米老鼠」時，保持了可恥的沉默。我坦然，我在痛苦中，有過彷徨，有過心寒；但有一點，在二十年的迫害中，我絕沒有超過道德的底線。我的底線，就是不能背叛信仰。
二十年裡，有的精英搏擊商海，偶爾在紀念會上驚鴻一瞥；有的精英追蹤博士帽，在象牙塔裡苦苦鑽營；有的精英在桃花源裡，老婆孩子熱炕頭；有的精英，沽名釣譽忙的不亦樂乎。忙啊忙，忙的連一年一次的燭光晚會都不參加；忙啊忙，忙的連戰友的祭奠都不參加。有的比當年的蘇秦還忙，鼓著蓮花舌，帶著大作，飛遍四大洲、五大洋。她們的羽毛，是當局的旗幟；他們的掛冠，是宣傳部的獎狀。打著民主的旗號，販賣著當局的紅頭文件——這才是真正的掛羊頭賣狗肉；這才是投身求榮的奸佞徒。有一個譽滿天下的女學者曾經說：對暴徒，該抓則抓，該判則判……好一派豪言壯語。可是一不小心，，露出狼外婆的大尾巴。
最近，我被一則消息驚的靈魂出竅。一個曾經的學運領袖，竟然和當局做器材生意，把器材運到中國，以配合政府的金盾工程。金盾工程是什麼？就是把一個活生生的中國人，變成能說話的啞巴，能張望的瞎子，能行走的屍體，能吃飯的植物人。讓人「返璞」到生物學上的靈長類上；讓人回歸到羅馬的人獸競技場。
這個紅頂商人，背叛了隻身擋坦克的同學，背叛了血泊中的同桌，背叛了抗命的３８軍軍長，背叛了不執行開槍令的軍人。他蹂躪了同胞，迎合了劊子手，他跪在地上，向魔鬼拱手交出自己的靈魂。
昨天，我寄點錢給剛出獄的暴徒。他們沒有工作，沒有醫藥費，沒有生活來源。我跟他說：抬起您的脊樑骨，我們不是暴徒，我們是釘在十字架上的受難者。我們沒有犯罪，我們只是在屠殺前，沒有保持高度的沉默。在屠殺前的沉默，是妥協，是默認，是綏靖，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協同犯罪。有的同胞助紂為虐，那是他們愚昧，他們可憐可悲。我們沒有閃耀的文憑，但有祖國的苦難，有民族的脊樑骨。一個真正的民族，不但需要文憑，更需要脊樑骨。在這點上，以色列已經為我們做了最好的榜樣。
想起這個紅頂商人，我就噁心的想吐。我想起秦檜，想起希特勒，想起猶大，想起撒旦。若撒旦知道，一定拜他為師；若猶大知道，一定以他為恥。這種人活著，已經死了。
2009.5.28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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