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８年３月的一天，我在學校軍訓團藍干事的桌面上見到一份《申述書》，是學校教導處龐主任寫的，為自己以“歷史反革命”罪名被押送回鄉提出辯解与要求。該教導主任的這一“身份”，在１９６６年７月運動之始由“內部掌握”而被公開。
我當時２０歲，６６屆高三畢業，因“史無前例”的到來而留校“革命”。見到這份《申述書》，我立即与當時“無產階級司令部”關于“右傾翻案”的論述聯系起來，想到了“緊跟”。所謂“緊跟”，就是“緊跟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之謂也。于是糾集了几個“戰士”，到教工宿舍及學校的當眼處，刷上了几條“不准翻案”之類的標語，然后煮糖水吃去了。
几天后，竟然傳來了龐主任的死訊，他是被“主義兵”打死的。据軍訓團藍干事說，頭天晚上，“主義兵”把龐主任叫了去，一伙人伸手就打，打到半夜，見人不成了，急忙從牆頭拖過去，扔回家里就跑了，龐主任當天晚上就咽了气。
為首打人者鄭某，我的同屆鄰班同學。鄭某“根正苗紅”，頗得“政治”眷顧：作為在校學生，竟然去當過“四清運動政治學徒”；文革狂 掃到學校，則榮任“文化革命工作隊”隊員之職。到了１９６７年，其母被“揪出”，据稱是“叛徒”。鄭某就從天上跌到了地下。同在一校的如花似玉的妹妹，竟也因之精神失常。
鄭某，就是在這种境遇下，為首打人的。
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我所在的一所普通中學變成了“絞肉机”。在兩年多的時間里，“非正常死亡”的學生有７人，老師有５人。
打人者鄭某，下場亦是凄慘。７０年代末曾在某國有大公司机關工作，后因此事被揭發，受到了處份，隨后患上了不治之症，終年不及四十。
我把這一秘密埋在心底３２年，自己也從毛頭小子到了望六之人。此事再不提起，將會湮滅在冥冥之中。假如不是我當時的無知，“主義兵”或者不會知道有人在“翻案”，事情有可能會是另一种樣子；雖然龐主任很難躲得過隨后“清理階級隊伍”，但事情也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清夜捫心，深感痛疚，我詛咒自己的過錯，詛咒那個年代。愿龐主任在天之靈安息！
(原載《南方周末》２０００年６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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