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取得了令世人惊异的成就。然而，物質的膨脹伴隨著的卻精神的匱乏。在官場腐敗、市儈哲學、拜金主義、道德淪喪等形形色色社會丑惡現象幕后，展示著几近瘋狂的索取和占有欲，曝晒著瓜分者和占用者的理所當然和狂奢豪醉，以及通過金錢、權勢對社會、時代、尋常百姓意志的強奸。面對著這一切的一切，天性具有先知先覺功能的中國知識分子卻漠視了。
這一思潮根植于時下知識界流行的”退回”說–“從廣場（露天政治演說）退回書房，從廟堂（官場）退回講壇”，讓知識分子不要”充當”知識分子，要成為所謂的”專業人士”，正如梁曉聲在[ ’94斷想] 所說：”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作家們都把自己等同一個販夫走卒、市井庶民”。中國知識分子階層這种”退回”傾向，正在成為一种主流意識，其主要表現在對社會的漠不關心，不愿正視現實和責任。
此种主流意識形態學說，把關心社會、對社會的參入、對社會价值和責任的承擔，稱之為”唐吉訶德”情結，一些”精英”們用既被官方接受又讓百姓听著順耳的話來說明，知識分子應該回避，要轉過臉不要面對現實，企圖將這种意識充分合理化。然而，值得推敲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究竟有沒有良知的豁免權和道德的特權。不面對現實，不面對中國社會暴露的諸多問題，而去做所謂的”學問”，能瀟洒和心安嗎？經歷過那個”功歸天子，苦由民咽”的造神歲月的知識分子，今天又在”不爭論”的大白話理論指引下”統一思想”，又重新回到那個令人窒息的意識形態氛圍中，知識分子連憤怒（退一步是”生气”）都不愿表達，反過來轉著彎子為今天這樣一個社會扭曲和輪回尋找合法性，難道這是文明和秩序的再生嗎？
那么，又是什么導致了今天中國知識分子階層有這种普遍漠然的心態。這几年來流行”從中心擠到邊緣”說法，舊体制的積習難返和歷次政治運動的”鍛煉”，使知識分子自覺自愿地壓縮了自由言論的空間，市場經濟的衝擊，又使他們為生存而疲于奔命。正是這支”雙刃劍”，窒息著中國知識分子的自由呼吸，這個社會和時代所需要的聲音，能有充足肺活量來發出的人也就越來越少了。
在這种意識的誘導下，人們分不清講真話与講假話的界限，退化到半真半假的話就是真話，以至于弄假成真。80年代”文化熱”時期，中國存在的現實問題被許多人當作文化問題來闡述，認為是几千年傳統文化的沉淀，積重難返。這本來是回避的做法，最后反而假戲真做，假亦真，仿佛中國的現實問題就是几千年的文化劣根性形成的，讓我們把時光倒回去跟老祖宗討個說法和公道。現在的問題也是同樣如此，很多話不能直說，就把所謂”革命世故”當成政治智慧，而政治智慧又等同于道德良知。好多人在大講”不爭論”的高明，但二十世紀的中國發生過平等爭論的事實嗎？我們何曾擁有過真實爭論的權益！”不爭論”說，即中國不可以爭論，所以就不要爭論了。這就又退了一步。中國知識分子總是在退讓和防范中活著，中國人的精神狀態當然就萎縮了。這种主流意識的本質是高壓之下知識分子委曲求全的活法（生存的活法），是一种精神的畏縮。人類最大的尊嚴是思想，思想的全部力量在于批判。盡管像俄羅斯這樣的國家經過解体后發生了許多糟糕的事情，但他們有一种可貴的潛能沒有丟掉。前蘇聯知識分子很貧窮，但是他們的精神沒有垮，他們正忍辱負重、很自尊地活著。他們是民族之魂。
這种主流意識的蔓延，使人們想起魯迅先生筆下那個帶血的饅頭至今還冒著熱气。在這一意識面前盲從或順杆爬的人都應該感到羞恥，中國的歷史也將品嘗到它的苦澀。(京華論壇 西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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