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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9日訊】 我們在中學里剛開始學習政治課的時候，在序言里就要求我們要用“階級”的觀點去分析問題。雖然“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越來越遠了，可是戴上“階級”的眼鏡看問題卻還是官方教育的要求并且確實變成了許多人的習慣。“國家是階級專政的工具”，“資本主義民主是有錢人的民主”、“人總有階級屬性，所以階級斗爭不可調和”等等馬克思主義謬誤至今還有很多人信奉。受階級教育多年的人們不自覺的就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立起來：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專政，而資本主義是資產階級專政。于是許多應該改革的地方，尤其是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改革因姓資而難以實行。
要解決當前中國面臨的現代化問題，首先要把馬克思主義從社會主義的概念里剝離出來，然后把資本主義置于自由主義的原則下，認清楚中國的阻礙是馬克思主義原則，而改革的目標是自由主義原則﹔至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則根本不是原則問題。要認識到這一點，首先應當厘清階級矛盾的實質。
有人說，每個人總是屬于特定的階級，所以他的言行思想總要打上階級的烙印。話到這里還是有道理的，但是往下推出階級斗爭是社會的根本矛盾就錯了。為什么呢？因為每個人都同時具有多重的集團屬性，而不僅僅是階級。他有自己的民族，性別，籍貫、黨團、家庭、國籍、種族、年齡等等各種屬性，按照每一種屬性，他都屬于某個集團。所以，每個人不僅都要被打上階級的烙印，還要打上民族、籍貫、國家、種族、性別、年齡等等無數烙印，只要別烙胡了。階級又有什么理由把烙印打的要掩蓋家庭、國家、民族、種族等等其他屬性呢？
階級斗爭固然存在，但遠不是你死我活的關系。階級是矛盾，即有斗爭性又有同一性。民族、國家、種族、性別等等也是矛盾，也是既斗爭又統一。如果凡是矛盾都不可調和的話，那早就不存在人類社會了，因為只要還有多于兩個人存在這世界上他們就一定是一對矛盾。存在就是矛盾，康德早在几百年前就証明了這個理論，可惜中國人的意識里沒有量化的概念，只能非此即彼的去定性。
國家之間既存在著資源爭奪的斗爭關系，又存在著貿易互利的依存關系，所以國家們之間才有既斤斤計較又妥協和平的外交。按經濟地位划分的階級之間也是這樣：資產階級靠工薪階級提供勞動力，而工薪階級靠資產階級提供工作機會。善于投資者靠生產的創新以及避免社會生產的浪費獲得高但有風險的收益，而愿按常規提供勞動的人則獲得低但有保障的收入。在現代社會，如歐美，投資者和工薪收入者在衣食住行等消費方面差別并不大，成功的投資者有更多的資金有利于投資效率的提高。但工人和企業之間畢竟還有你多我少的矛盾，所以才要有法律保障公民的結社自由便于大規模的討價還價。
馬克思提倡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主義低級階段，既我們現在通常說的社會主義，把階級屬性無限擴大化，自認為天下窮人是一家，而無視國家和民族屬性。蘇聯出兵鎮壓匈牙利的國內改革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中國援助回頭就翻臉的越南是出于階級感情，甚至我們上學時被告知日本鬼子兵也是受了國內資產階級的欺騙才來中國殺人的。階級感情曾把我們培養的甚至希望資本主義美國在二戰時怎么不被日本多打敗几次。但是你再對別人表達階級感情，別人卻認為你是外族。蘇、越的執政階級并不因為在中國同一個階級執政而把國家利益放在一邊，相反卻兵戎相見﹔西方的工人階級在移民、配額等問題上反對發展中國家最厲害。
所以，我們既要承認國內存在著階級、民族、性別等矛盾，但也不能把某個矛盾擴大到不可調和，直到矛盾的一方要專政的地步。既然是一個國家，并且是共和制國家，那么，就應當按照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追求全民平等的目標。
有人說，現實不可能實現完全的階級平等，因為富人肯定比窮人的發言權更大，所以全民平等僅僅是資產階級專政的美好說法。
針對這個說法，我們首先要界定什么是平等。孫中山先生這樣論述平等：在專制國家，人在人上，不同的等級決定了人的主要社會地位﹔共產社會是齊頭平等，無論個人的能力高低，結果總是一樣﹔而民國要建設的是真正的平等，就是保障人的腳底是平等的，而結果如何要靠個人能力。
就富人階層和窮人階層來說，如果說發言權指的是社會影響力的話，整個富人階層確實比窮人階層影響大。但就各人來說，無論他的階級屬性怎樣，在保障公民言論自由的法律下，他都有發言的權力。至于有多少人愿意聽他的話，那要看他的實際能力。國家保障的僅僅是一個平等的起點，而不能保証每個公民能力一樣。一個窮人要靠國家保証他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究竟能成為有多大能力的人，那要靠他的天分和后天的努力。
其次，現實社會除了能做到的起點基本平等，即便富人階層確實相對窮人階層確實有一定法律之外的優勢，這種事實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取消全民平等的理由。因為在全民平等的原則下，各種不平等是要消除的目標，并且會逐漸消除，漸趨于零。但如果以存在階級差別為理由提倡階級專政，那就離國家的全體公民一律平等的目標背道而馳，結果導致絕對的不平等。比如我國那些所謂“黑五類”等“階級敵人”雖然是合法的公民，什么罪也沒有犯，但卻被剝奪了一切公民權利，甚至生命也沒有保障。
我們舉一個例子，美國曾有一個女權主義者受馬克思主義啟發要建立一個婦女專政的國家。馬克思以階級屬性作為人的根本屬性，她則以性別作為人的根本屬性。在這位女權主義者看來，一個人或者是男或者是女，他的一切行為都要打上性別烙印。同無產階級專政一樣，她認為一個國家要么是男人專政，要么是女人專政。按照這個看法，現在的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國家，而資本主義號稱的全民平等是掩蓋男女不平等的虛偽口號，而婦女專政的國家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為婦女會用自己的愛心創造一個真正公正、和平的社會。各個國家現實社會的性別統計數據都在支持男人專政的說法，因為即便是某個個別國家婦女當上總統，但婦女在受教育程度上、在政府任職比例上、在大企業領導階層都比男人出于明顯的劣勢。假如這位女權主義者稱：一個政府如果不是男人專政就一定是女人專政，根本就沒有全民民主和全民平等，所以要在全世界推翻男人專政的政府，建立婦女專政的國家，那么她的要求是合理的嗎？
恐怕沒有几個人認為她的要求合理，甚至包括大部分婦女在內。因為對婦女來講，她更關心她的家庭或者她所在的民族或國家的命運。女性政治家可能很關心婦女權益，但她們其實是從普遍的人權的角度而不是針對男性的特權的角度來關心婦女的。雖然婦女的政治權力確實在歷史上很長時期，直到今天也沒有徹底解決（即便是歐美發達國家在法律上實現了兩性的完全平等，但在就業等方面仍然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平等），但是，畢竟可以看到，在公民一律平等的精神和憲法原則指導下，在包括男女兩性在內的人們的共同努力下，婦女的地位得到顯著的提高，基本上實現了兩性的平等。假如婦女們要求用暴力實現婦女專政，那么結果是怎樣呢？要么是恐怖行動造成巨大損失，即便成功也是男人的地獄，甚至是廣大普通婦女的地獄：她們的親人都生活在地獄中。
所以，只有貫徹公民在法律面前不分階級、性別、民族、種族一律平等的原則，才能逐漸改變現實中的不平等，并逐步趨進全民平等。象馬克思那樣，把某個矛盾極端化并要求專政，最終產生的就是類似波爾布特政權那樣血腥的暴政。
在今日中國，除了一些要求無產階級專政的左人之外，還有一些否認全民平等原則，把現實中的不平等合法化的右人。不過羊子不喜歡用左右稱呼別人，這兩類人不妨分別稱為馬列教條派（有人稱為新左派）和無原則派（有人稱為既得利益派）。無原則派也否定自由主義的平等、人權、自由等原則，但他們喜歡享受自由國家的繁榮富庶帶來的好處，想靠特權而不是保障普遍人權的法律來保護自己的財產和自由，一旦有機會某些人還會把別人的財產和自由據為己有，當然他們表面上不是小偷強盜，而是依靠特權做盜匪的的事。無原則派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靠著出生、運氣、鑽營得來的社會地位說明自己是強者，而那些出生在農村、沒受過教育、只會誠實勞動不會投機的人是劣種。他們否認國家應當賦予每個公民公平競爭起始點──受教育的責任，也否認政府維持公正競爭規則的義務，認為出生于高干家庭、能夠結交權貴、濫用國家錢財、欺壓善良百姓是他們的“個人能力”，這就是社會應該存在的形式。他們甚至利用國際社會對人權惡化的干涉來歪曲事實當成社會達爾文主義成功的佐証。
為了証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正確，無原則派也象馬列派一樣認為即便是發達自由主義國家也一樣存在著階級、種族、民族之間的不平等和歧視。但馬列派因此認為自由主義的全民平等是虛偽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平等才是真實的﹔而無原則派則因此認為存在著的不平等和歧視是正常、是永恆的、是應該的也是不可改變的。
由于無原則派的反對，農民、工人等弱勢群體沒有保護自己利益的專門組織，這些弱勢群體在競爭起點上就處于不公的地步：受免費教育的權利被剝奪，創業要受各種刁難和限制，即便是求職也受到戶口等認為限制。這些不平等都是造成現實社會兩極分化的根源。如果我們按照自由主義的平等和自由的原則去改進，那么，社會就會變的既和諧又充滿生機﹔但假如要取消財產權，用暴力把富人的錢都分給窮人，那么社會就會墮入到改革前的那種全民赤貧的狀態。即便現在許多人的財產是非法得來，也不能不分青紅皂白一律剝奪，而應當分清是非，按照法律剝奪非法財產。
馬列派和無原則派都反對自由主義，一個認為是自由主義的原則虛偽的，一個則認為是虛幻的。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崇尚暴力：一個要靠暴力改變現實，一個要靠暴力維持現況。雖然這兩派本身勢不兩立，但自由主義是他們共同的敵人。他們都無視歷史：在美國，人們真心崇尚自由主義的原則，按照她的指導，一步步從極端的不平等過度到今天的平等，西方大部分國家雖然經歷了若干反復，但最終也定位于自由主義傳統，并籍此取得了今天的繁榮、自由和強盛。
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在全世界都遭到破產，它的階級斗爭理論在中國人包括大部分共產黨員心中也早已被屏棄。但是階級斗爭理論的遺毒──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立仍然牢固的嵌在每個人的腦袋里。競爭、民主、自由都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黑金政治、金錢至上、階級壓迫、種族歧視也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固有的東西。貧窮、專制、不自由是社會主義的東西，而公平、平等、平均似乎也注定是社會主義才有的東西。于是既想學習別人，又害怕資本主義，既要搞市場競爭，又要戴社會主義帽子。中國的改革一開始就陷入摸著石頭過河，沒有指導思想的地步。
我國其實已經從社會主義中把馬列主義的計划經濟這個核心內容剝離了，但反對私有財產、階級專政等內容目前還屬于國家指導思想。而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雖然被引入，但資本主義并不是繁榮自由的充分條件，僅僅是必要條件。充分條件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也包括經濟上自由競爭的原則，所以自由主義一定表現為資本主義，但是并非資本主義都符合自由主義：因為自由主義更注重公民平等的政治權利。敘利亞、伊拉克、以色列等國家都是資本主義，但前二者遠不如后者更符合一個自由主義國家的定義：以色列的公民權利得到法律的有力保護，而前二者卻沒有。
我們沒有任何必要害怕憎恨資本主義，但我們要明白，僅僅有資本主義的經濟自由是不夠的。正如我們沒有必要害怕民主，但是要輔之以人權、法治等原則。中國的前途究竟如何，就看我們每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中國人是否能夠真誠的遵循自由主義的原則改進我們現在的制度。(20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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