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0日訊】【關注中國中心（CCC）2010年7月20日歐洲德國科隆消息】（辛亥百年紀念組委會歐洲萬里行小組李東澄報導）採訪歐洲的民運人士和朋友是本次萬里行的一項重要任務，我們認為有必要通過對 參與者或親歷者個人的採訪和交談，從個體的角度和類似媒體的方式，記錄至少三十多年來現代中國民運的發展歷程中的人與事，因為記錄民運發展的歷史是民 運人士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其目的就是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有助於調整民運未來發展和行動的策略，同時這些難得的訪談記錄也將成為珍貴的史料，供未來重建的共 和國學者和學生研究和學習。行動組於6月27、28和29日分別訪問了多位流亡和旅居巴黎的民運人士和友人，其中與79北京民主牆運動的三位代表性人物進行 了長時間的談話和採訪，他們就是鄭欽華（又名：克里斯）先生、任畹町先生和孫維邦先生。
鄭欽華先生原籍台灣，曾是台灣早期”黨外運動”參與者，年輕時代留學歐洲，非常 關注和支持中國大陸的民主發展，他超前地認識到中國民主運動的希望在大陸，決定放棄海外留學，於1979年從台灣經日本到大陸，以在大陸學醫的方式將自 己置身於中國民運的前線，在北京學習期間成為西單民主牆運動中民間刊物《四五論壇》的秘密成員。在民主牆運動被中共政府全面鎮壓之後流亡美國；在美國期間參與王炳章博士組織創辦的民聯，曾任民聯副主席，成為王炳章最信任的得力助手之一。如同其他早期民運參與者一樣，鄭欽華先生也經歷了海外民運的風風雨 雨，然而他沒有放棄初衷，自始至終堅持自己的理念並為之努力。1998年至今擔任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在法國的負責人，2007年6月4-5日被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 （海外）第一屆代表大會選舉為執委會委員至今。在訪談中，他特別強調中國傳統文化遺產在現實社會的重要性，特別是諸子百家中的墨家，其主旨中”非攻”、”兼愛”、”節用”的思想，特別值得參與中國民運的同仁們認知和實踐。
任畹町先生於1978年開始參與”西單民主牆”，起草《中國人權宣言》並組建”中國人權同盟”，後來被捕被判勞教四年；1989年參與北京天安門學生市民民主運動，併發起”政體改造”民間活動和”西單民主牆運動”十週年的紀念活動 ；1991年2月8日在法庭上發表演講為八九民運辯護和正名，被判入獄7年；1994年榮獲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被譽為人權民主活動家；1998-1999參與中 國民主黨的籌建工作；2008年應邀到巴黎講學，現旅居巴黎。畹町先生為中國民運和人權事業中做出過重大的貢獻，但在幾次近距離的接觸中 發現，即使是在晚輩面前也沒有任何架子，原本應該是民運前輩的資格，但他為人謙和親切，與其越來越淡泊名利且榮辱不驚的性格相符，他生活簡單樸素，卻沒有忘記在生活上關心和幫助其他年輕的朋友。生活中的隨和並不妨礙畹町先生在政治上的愛憎分明的秉性，在訪談中，他不僅對中共專制政府踐踏人權的暴行，而且對 民運中某些個別打著民主旗號本性是反民主的流氓政客嫉惡如仇。他總結了自民主牆運動以來的三十年，民運取得了哪些成果，並分析了中國民主事業進度緩慢的原因。他也特別指出，國內維權運動和人權民主運動（即”傳統民運”）並非兩回事，不過是現代民運發展到現階段所表現的兩個方面而已，兩者內在本質和最終目的 完全一致，就是：結束一黨獨裁，建立民主共和。
孫維邦先生於1978年開始投身民運，1979年初與同仁在青島創辦民運刊物《海浪花 》，並張貼五十餘張的政論文章於”西單民主牆”，掀起”孫旋風”；1981年與徐文立、鄭欽華髮起”民主統一促進會”，於同年第一次被捕，入獄一 年；1989年六四之後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再次被捕並重判十二年，1999年獲釋，翌年流亡法國，孫維邦政論文章的重點之一是對中國共產黨合法性 的質疑和批判，通過多年來不斷學習東西方哲學思想，總結歷史和實踐經驗，致力於探索關於中國現代民主運動的思想和理論基礎。當我們置身於維邦先生簡 陋的書齋兼臥室裡面，聆聽他關於過去幾十年中國民主運動發展的侃侃而談，油生欽佩之情，可謂是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談話中他特別強調改變中國現狀最根本的途徑就是教育改革，一方面應該學習和借鑒西方現代的教育方法和學術體系；另一方面應該復興中華傳統文化和哲學思想。從小學初等教育層 面開始，進行徹底革新，讓每個公民自小有機會學習有關民主思想的基本知識，從小體會如何行使公民權利，學習參與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接受全方位信息的教育，培養獨立思考和判斷的基本能力。同時，恢復中華傳統文化在公共教育領域的核心地位，復興中華傳統優良價值觀和哲學思想的廣泛傳播和深入研究，使民族文化之根本得以發揚光大，應用到中國社會發展的實踐中，從而重振國家和民族，建立富強偉大的共和國。維邦老師講話有濃重的山東口音，需要一定的適應，不 過還真是有一種原汁原味的感覺，不禁讓聽者產生聯想，是不是兩千年前也是山東老鄉的孔子在周遊列國收徒授課的時候，當時那些其他”國家”的學生是不是還得多 學一門老師講的”外語”，即使對於我們所謂現在意義上的語言，主修”儒學”之前，是不是也得補習”方言”。
談及中華傳統文化，經歷中共”政治教育”和”革命鬥爭”影響多年的民運人士特別需 要自身反省，自覺加強傳統文化修養。尊長愛幼是中華文化傳統重要內容，是”仁孝”之道提倡的核心內容，中國民主運動自辛亥革命以來整整百年，有多少 仁人志士奉獻生命，現在若論前仆後繼包含尊重、繼承，當然還有發展和超越，但是先輩的功績不容抹煞，前輩的經驗不容忘懷，更不能失敬而不尊重。晚輩可 以表達與前輩不同的意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秉持自由、平等的民主精神可以批評甚至批判，但是晚輩對前輩的謾罵攻擊、造謠誹謗、侮辱中傷等等，此類行徑絕對有失體統，其修養和素質與其所謂民主領袖、民運寫手極為不符，簡直愚蠢到了自取其辱的地步。
最近，有個六十年代出生的民運”青年領袖”提出了一個”棄40挺50保60（遺棄四十 年代出生的民運領導者，推崇五十年代出生的領導者，栽培六十年代出生的領導者，實即他自己）”的”響亮口號”，如果依次類推的話，有樣學樣，不 久以後還會有”棄50挺60保70″的口號和更快的大江後浪”壓”前浪的”棄60挺70保80″的口號。這口號對民運正常傳承與合理延續的負面影響且不談，提出 這樣口號的人的短視和急躁已經很容易讓人預視他未來”領袖夢”的幻滅。更荒唐的是，這類人自持有高學歷，藐視沒有”高學歷”的前輩，真是缺乏起碼的 教養，同時也真得不知道他到底有什麼樣的”學歷”？出生文革年代、之後接受的中共黨國教育體系能讓他有什麼樣的真正具有普世人文價值的”文化”？簡而言之，送他一個”三個不代表”：高學歷不代表高素質；高學位不代表高 修養；高書本不代表高才能。何況實際上此類人的”學養”能”高”到哪裏去：按他自述”個人興趣”劃分歷史人物，本該莊嚴對待的”主席”職務，卻謂之以”破 “且從未”在乎”過。
此類言行對於其個人是一種啼笑皆非的自毀聲名的小小悲哀，但對民運整體來講卻 是相當嚴重的破壞，因其自稱自持所謂過去的功績，其負面影響的程度不容忽視。對當今民運不僅沒有任何積極貢獻，反而”只提當年勇”卻實質危害民運發展的 “歷史人物”，我們不得不提醒他應有自知之明，也提醒同仁予以防範。我們對於此類人過去的”貢獻”和現在”選擇”的權利表示尊重，認為此類人自己對自己，以 及其他人對此類人的認識應該”聽其言更觀其行”，以往的光環不能證明今天的兼備德才，一個根本不懂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如何能負擔得起”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大任呢？難以想像！
紀事原本並非政論，但因個別”領袖人物”的上述”指示”直接涉及到了紀念辛亥革命 一百年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對紀念活動在歐洲的共和聖火萬里行產生的破壞作用顯而易見，因其個人好惡和私人恩怨而貶低和歪曲辛亥革命的意義和歷史人物的聲譽，負面地影響了”辛亥百年、薪火相傳、結束專制、再造共和”紀念活動的效果，我們不得不在此予以駁斥和譴責。新階段的中國民主運動決不是這些人爭名奪利的”競技場”或”遊樂場”，為了民運新階段的團結與壯大，我們必需揭露這些人的本質，個人臉面事小，國家前途關天。籍由紀念辛亥百年暨中國民運百年的重要時機，民運應該以新的、老中青三代結合的領袖人物和領導集體重新面世，恢復中國民主運動的榮譽；壯大中國民主運動的實力；重振中國民主運動的事業，以團結向上、積極進取的態度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繼承辛亥革命的偉大傳統，奮起努力，消除專制和獨裁，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同舟共濟，重建富強的中華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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