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3日訊】(美國之音2010年 9月 22日報導)美國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有許許多多研究所,也就是所謂的智囊機構,這些智囊機構在政治光譜中既有中立的,也有意識形態色彩強烈的,左右都有。有些智囊機構從事特定領域的研究,例如社會問題、經濟或者國防。它們全都就政策和政府管理的各個方面提供見解。
華盛頓特區是一個彙集了各種觀點的城市。人們能想像得到的幾乎任何一個議題,在這裡都有人做研究。許多觀點都是研究機構提出的。這些研究單位已經成為華盛頓決策過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份。
有些機構把問題放在特定的政治或社會觀點的脈絡框架中進行研究。另外一些研究機構則跟政治鬥爭保持距離,只提供事實供決策者參考。
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約翰.博爾頓現在任職於華盛頓的美國企業研究所(AEI)。他說,不同的智囊機構在研究方法和方向上有所不同:
“各個機構之間有很大的不同。有些以哲學思想為基礎,有些與政府簽合同,為政府研究特定問題。另外一些,比如美國企業研究所、布魯金斯學會、傳統基金會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則是財務完全獨立,不接受政府資助。”
多數智囊機構是非營利組織。它們的運作經費來自慈善基金會、相信它們的使命的個人以及大公司的捐款。公司的這類捐款可以抵稅。
蘭德公司(LAND Corporation)的傑弗里.海戴說,蘭德公司有部份工作是由政府和私營部門付費的,但是在所研究的問題上,蘭德公司保持中立。他說,這有助於保持蘭德公司的研究和建議的信譽:
“關鍵是我們努力以中立立場進行研究。蘭德公司所做的就是追求事實,對事實進行客觀分析。我們希望這使我們完全不帶意識形態色彩。我們既不右也不左。我們受到左翼的攻擊,也受到右翼的攻擊。”
不過,對於一些研究機構來說,確定一個問題的事實只是一個開端。它們然後就走出傳統的學術角色,來推展活動,正如喬治敦大學教授馬克.羅姆指出的那樣:
“他們不僅僅搞研究。他們還走出去推動那項研究。他們不僅僅說,『這是我們的研究。』他們實際上成了說客。所以,他們的學者要會見國會議員,會見行政部門的人,說『這是我們的研究結果,這是你們該做的事情。』他們越過界限,從研究員成了推銷員。他們有要出售的理念。”
羅姆教授說,在一些專注於社會問題、環保以及核裁軍等事務的研究機構當中可以找到這種例子。
為了解決一個機構既從事研究又開展活動的矛盾,有些研究單位把這兩者分開。美國進步中心就是這樣。該中心首席執行官尼拉.坦登說,這個機構的一部份像傳統上的智囊機構:
“這部份非常專注於讓政策制訂者們在一起思考國家面臨的挑戰和解決之道。所以,他們主要是從事那種基本研究和基本政策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我們有美國進步行動基金會,這部份是個推展事業的機構,更加註重於把美國進步中心的想法在國會山推動,在媒體推動,在各州推動,在白宮推動。我們熱衷於把想法朝更進步的方向推動。”
除了對問題進行研究和提出建議以外,這些智囊機構在華盛頓還扮演另外一個角色。
如同博爾頓大使的情況那樣,這些智囊機構提供一個地方,讓在前總統的行政部門中有重要經驗的人能夠繼續研究重要的政策問題,以待政治氣候變化,重返政府任職。(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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