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7月12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泰編譯報導)2006年，剛剛被委任為墨爾本北區公立學校總負責人的Wayne Craig先生，當年和新上任的維省教育廳廳長Peter Dawkins一起去參觀一些墨爾本北區的學校時，他們震驚了。
他們在參觀一所地處郊區的學校時路過學校的廁所，當時就覺得迎面撲來一股惡臭。「那些廁所簡直就是臭不可聞，令我想嘔吐，那氣味太噁心了。」Craig先生回想起當時的經歷談到，當時教育廳長被嚇到了，急切要瞭解為甚麼教育廳沒有給這所學校撥款。
其實教育廳早就在幾年前給了學校一筆300萬澳元的撥款讓學校來改善基本設施。「不說你根本不知道，」Craig先生說。
「整個地方就是一團糟，而學校卻有50萬存在銀行裡，」Craig先生說，「當我質問學校的校長他怎麼能讓這些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上學，他卻說這是教育廳應該負責改善的。」
這個個案只是當時發現所有同類事件中的一個例子，反映出這些學校的士氣都已經很低落。這就是六年前Craig先生被委任為教育廳墨爾本北區學校負責人後所遭遇的現實。
墨爾本北區當時有195所政府公立學校，除了中產階級居住的小片區域，例如Eltham和北區中部的一些學校表現較好之外，其餘學校的學術表現都陷入了一片低迷之中。學生的讀寫和數學成績都是維省9個地區所有公立學校裏面表現最差的。
Craig先生之前是在富裕的東區學校擔任校長，所以他對看到的現象感到強烈的不安。
「看到我們的一些學校幾乎讓人感到心碎，」他說，「有些地方幾乎是讓人絕望了。當然也有不少人做得挺好，但是不足以影響整個學校或幾個學校。我當時很沮喪，在一些班上，老師已經放棄任何嚐試。我當時也跟很多教師談論他們學校的情況。」
對許多教師來說，在學業成績差、入學率下降的學校工作，教的學生大多數都是差生，這樣的教學任務是一項沈重的負擔。有許多家庭由於對當地學校的表現不滿而把他們的孩子轉送到其它學校去。
這些地方性的問題促使Craig先生召集了一班教育專家，包括他以前的同事，在墨爾本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的David Hopkins博士。
他們發明設計了一套改善策略以供墨爾本北區所有的政府公立學校使用，包括Hume, Banyule, Moreland, Darebin, Yarra, Whittlesea和Nillumbik地區。
當時澳洲的一些研究人員記錄了一些差的學校發生好轉的例子，通常是通過新校長或者員工的努力實現的。但是對於嚐試改善整個學校系統的例子卻幾乎沒有。
在英國和美國，他們的多民族學生人數比例與澳洲相當，在90年代的時候這兩個國家也進行了學校系統的改革。然而根據幾項研究表明，這些改革除了在初期取得了一些效果之外，後來就變得步履艱難了。
為了避免改革太激進，Craig先生一開始只是打算以一所學校作為改善策略的試點，但是後來因為有許多學校的校長要求加入改革，就變成了大面積地進行了。
通常這種表現驅動（performance-driven）的改革在教育界都會伴隨著抵抗性的反應，但是這些學校的積極反應卻逆轉了這個特徵。
「當時我就覺得情況不一樣了，因為之前只要一提到學校改革就好像罵人的髒話一樣難聽，」Craig先生提到新的教育策略在北區的進展時說。Craig先生當時與小組成員之一的Hopkins博士，還有墨爾本大學的John Munro教授合作寫了一本書，名叫《高效學習》（Powerful Learning）。
當時改革的動力有一部份是來自於一些地區的學校重整計劃，如在Broadmeadows和Heidelberg地區。前維省工黨政府的一項教育改革政策就是鼓勵入學率減少的學校合併成新學校。
在Broadmeadows區，17所學校合併成9所。過程中經歷了當地居民激烈以至白熱化的辯論。
「有很多社區都對學校的表現不滿，包括設施破舊，沒有更多的科目可選讀，讓渴望考上大學的孩子不能獲得應有的機會，」Hume市的首席行政長官（CEO）Domenic Isola談到。當時市政府被教育廳要求賣掉10公頃的公園用以建造新的學校–Hume Central Secondary College。這項賣掉公園的提議獲得了600票支持300票反對。
在推廣學校改善策略時，北區改革小組成員都想避免當時英國和美國進行大改革時犯下的錯誤。當時這兩個國家都幾乎完全依賴於至上而下的方法來提升學生的表現。
Hopkins教授曾經在2002年至2005年期間擔任前英國政府負責教學標準的首席顧問。他談到當時在英國和美國發起的學校改革停滯不前，是因為他們的改革只註重於學生考試成績的提高，卻沒有在提高教師的教學技能和其它能力方面下功夫。
「你需要一個透明的系統讓公眾知道你在幹甚麼，這樣才能讓公眾對你有信心。但是在英國我們可能犯下了過度測試的錯誤，過度測試了7、11、14、16、18歲的孩子，」他說，「如果你想把一個很差的教育系統改變成合格的教育系統，那麼就需要非常多的外部測試。」
「不過如果你是想從好變成非常好，學校就需要有他們自己的一套方法，用來蒐集關於學生表現的不同種類的數據。」北區的策略著重在加強教師的一系列技能，包括讀寫能力、數學、學生行為管理和數據評估。採取了由裡至外的方法進行改革。
學校的員工被賦予責任以改變課堂教學實踐。每一所學校都成立了改善小組，成員由不同的有代表性的員工組成，從教學新手到老教師都有。
個別的教師被選為「教學領袖」，他們接受專家的訓練，包括讀寫教育、數學教育、學生管理和評估。
這些專家，包括Hopkins教授和Munro教授在內，都是在培訓教學領袖的特訓班裡授課的。這些教學領袖回去學校之後就培訓其他員工，並與他們的改善小組一起合作，使整個學校的課堂教學實踐得到統一的貫徹。
當時最大的障礙之一是在教育界中一個根深蒂固的教條說法：教學是純粹的個人手法，關起教室的門怎麼教都屬於個人隱私。
Craig先生指出，教育界的這種認為教師個人性格和教學表現相互交織的看法，導致了當課堂教學實踐受到審查時教師做出本能的抵抗反應。
甚至那些公認的好教師，他們的教學方法如果受到批評時都覺得那是對他們的人身攻擊。
「普遍的觀念是，如果你成為一名好老師，那是上帝的恩賜。但是實際上有很多技巧是可以通過後天學習獲得的，」Craig先生說。
「個人性格其實並沒有多少關係。我認識一些非常出色的教師，其中有非常內向也有非常外向的人。」
北區新策略中的關鍵因素是讓教師們在課堂上互相觀察，然後進行有關各自的教學方式的信息交流，最後一起合作寫教學計劃。
為了克服對新策略的牴觸，所有的員工都分為三個人一組，其中兩個教師在課堂上觀察另一個教師，然後三人碰頭討論甚麼方法管用。
「我們對所有的教師說，如果你想提高你的教學技能，你必須接受改變，你要保持客觀並接受別人的觀察，」Craig先生說，「當我們指出這些之後很多學校都馬上照辦了。現在我們有幾千名教師互相觀察彼此。」
「沒有相關的投入而光是教學的話就像是開了三十年的車一樣，你不會因為甚麼都不想，或者沒有人告訴你做的對還是錯，你就能夠成為更好的駕駛者。」
北區學生的讀寫和數學成績隨後便不斷穩定上升。在去年北區成為了維省表現第二好的地區，其中三年級、五年級和七年級的閱讀、寫作和數學成績都達到或高於維省平均分。表現最不理想的是九年級，其讀寫成績都低於維省平均分，而數學成績則更差。
北區的VCE成績也有所提高，十二年級考上大學的人數比例從2006年的36%上升到去年的40%。
根據維省對五年級到十二年級學生進行的學校教育觀察及年度調查，大多數年級學生的士氣也達到或超過維省的平均值。
教師更樂觀地看待自己對學生的影響。根據所有北區學校收集的年度職工調查數據表明，2006年以來，教師對學生學習態度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善。儘管北區學校的跟蹤數據從多方面證明情況在不斷改進，特別在小學，但並不是全部學校都表現的好。
從初中情況看來，進展並不順利，部份原因來自於他們本身的複雜性。
維省澳洲教育工會的副主席Meredith Peace說大部份的教師都歡迎這些改變。
「讓大家一起合作並反省課堂上的表現是非常難做到的事情，」她說，「不過我們所有的成員背後都有教育廳的支持，這樣他們的反應都比較正面，到現在為止都挺好。」
Hopkins教授上個月基本上都在跟北區學校的校長們一起工作，他個人對於北區繼續改進的能力持樂觀態度。他認為學校系統的改革有賴於周邊學校一起發展並交流好的實踐經驗，這種習慣需要時間培養。
「當初我剛來到北區這裡時，所有的校長和教師都持懷疑、事不關己和保守的態度，」Hopkins教授說，「他們最主要的看法就是如果學生很差的話，你做甚麼都是白搭。現在這種看法已經完全轉變了。這裡的校長和教師們的態度都有了巨大的轉變，他們的專業視野更開闊了。」Hopkins教授現在和教育廳管轄下的Loddon Mallee和Grampians地區的學校也有共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