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法國發生民變，巴黎的學生、市民走上街頭，要求當時任總統的戴高樂下臺。戴高樂黔驢技窮，來到德國的巴登。法軍駐德司令部設在這裏。戴高樂要求駐德法軍司令帶兵回到巴黎平息民變。但戴高樂的兩次要求都遭到那位駐德法軍司令的拒絕，還勸說戴高樂放棄這個命令。後來戴高樂非常感謝那位司令，稱頌那位司令勇敢地拒絕執行他的命令。他還寫信給那位司令的妻子，說這是上帝在他無能為力時讓他來到巴登，又是上帝讓他碰到那位司令。不然，他就可能是歷史的罪人了。
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就勇敢而言，絕對執行命令的勇敢多而敢於抗拒執行荒唐的命令的勇敢少。這是因為權力者一般都竭力提倡、培養、製造絕對的聽命執行這種勇敢，而對敢於抗拒自己荒唐命令的勇敢深惡痛絕。以至有些明明是錯誤的東西，是荒謬的東西，是反道義的東西，是違法違紀的東西，因為是權力者指使，因為有權力者撐腰，有的人也敢「勇敢」地去執行，「勇敢」地去做。
勇敢是一個褒義詞，它所體現的是一種好品德。連人們教育孩子都常說要做勇敢的好孩子。但勇敢確實又還有一個是與非的前提。不分是非的、沒有理性的絕對執行命令的勇敢是一種可怕的勇敢，也是一種愚蠢的勇敢，更是一種專制者欣賞和歡迎的勇敢，充其量不過是沒有頭腦的匹夫之勇。而堅持真理、敢於同謬誤、同荒唐、同發瘋對抗的勇敢、理性的勇敢才是最值得稱道的勇敢。
──轉載自明慧週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