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6月05日訊】（新紀元週刊276期，記者夏禱報導）平衡的斷裂：中國禮儀之爭
康熙對西學的熱情，不幸，沒有得到更深遠的發展。一直要到晚清，鑒於西洋的船堅炮利，中央帝國才汲汲於學習西洋造船術，開辦新式學堂、派遣留洋學生，加速吸取西方的學問。也就是說，在這古老的帝國，來自太陽王的國王數學家播下的種子一直要到最後才向四面生長。
然而從另一方向，這些傳教士默默完成了他們的使命。康熙的天主教赦令頒布，在窮苦的鄉下人和滿清貴族之間，天主教悄悄生根茁壯。這無疑是一種奇異的恩典：不是科學而是宗教，耐心地敲開了古國大地的門。在康熙的皇家科學院忙於觀察星辰、繪製地圖的同時，清帝國的百姓以不乏神蹟的種種經歷信靠了這些蓄長鬍鬚的傳教士的天主——我們不該忘記，這才是遠渡惡海來華，晝夜奔走於途的傳教士真正的使命。
康熙朝中期，中國已有大約三十萬教徒。正當基督教在中國健康地發展時，多明尼會（Dominicans）及方濟會（Franciscans）教士認為中國教徒祭祖、敬孔、祀天的習俗是崇拜偶像，特向教廷提出告訴。羅馬教宗因此派遣紅衣主教多羅來華。
「一個外國大主教貿然前來他統治的土地上，並要求指導皇上對其子民的教化。皇上對這感到驚訝和震怒都是在所難免的。」（伏爾泰，〈中國禮儀之爭〉，《路易十四的時代》）然而康熙待多羅以禮，並努力和他溝通。多羅主教「抱病在床，由皇上差官到北堂用肩輿迎入宮……抬入暢春園。」「元宵時，皇上招多羅往城外御園觀燈。觀燈以前皇上遣太監賜宴。宴畢入園看燈火，皇上屢遣宮監賜食。」
由於多羅在文化上的誤解和堅持，兩方不歡而散。1707年，多羅在南京執意公佈教宗禁止中國教徒祭祖、弔喪的禁令。一怒之下，康熙令人把他押解至澳門交給葡萄牙人看管，多羅被軟禁在修道院中，一直到他在三年後病故。
為了與羅馬教宗的禁令抗衡，康熙宣命傳教士入京，從皇帝、皇子手中領取印票，聲明遵守利瑪竇規矩，不干涉教徒行中國傳統的禮俗。領有印票的傳教士可以永久居住中國，反之則被驅逐。對於驚恐的耶穌會士，康熙安撫道：「爾等放心，並非禁天主教。惟禁不曾領印票的西洋人……」
在這著名的「中國禮儀」之爭中，康熙三次派遣多名耶穌會士攜詔書至羅馬向教廷呈述而沒有結果。他於是大量印製了紅色諭旨發放給各地教士，令他們經由海陸傳回羅馬。1715年，教宗克萊門十一世重申禁令，並於1721年派嘉樂主教來京城交涉。康熙召見嘉樂十三次（有時一同召見所有在京的各國傳教士），向他解說祭祖及稱天為上帝的意義，並說：「朕原視中外一家，不分彼此。」
然而在傳教士把教宗禁令譯成滿文呈給康熙後，康熙震怒了。下面是禁令的部分內容：「寫有『敬天』二字的匾額不許懸掛於天主堂內，如已懸掛即當取下。春秋二季祭孔及祭祖宗大禮，凡入教者不得參加。入教之人甚至不許在此處站立，因為站立即與異端相同。……今有可行與不可行之禮，俱有教王之使臣定奪。有與天主教不相反者，許行，相反者，拒決斷不許行。」
盛怒之下，康熙下諭：「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傳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並說：「中國道理無窮，文義深奧，非爾等西洋人所可妄論。」「爾教王條約只可禁止爾西洋人，中國人非爾教王所可禁止。」（《康熙與羅馬使節文書》）
驕傲的東西方透過變形的稜鏡，看見了彼此的另一面。明末利瑪竇以來潛伏在傳教士與中國傳統習俗之間的矛盾全面浮了上來。「要不是兩個愚蠢的傢伙（一個是多羅，另一個是一會兒要提到的馬戛爾尼）把一切都弄砸了的話，西方和中國的關係本來是可以日趨密切的……」三百多年後，提起這著名的「中國禮儀」之爭，仍舊教一名葡萄牙神父憤怒地把汗濕透了衣袍。
在東西方的文化撞擊中，歐洲人理解中國的一個根本困惑是：中國是否是一個無神論國家。也就是說，儒家的學說是否是一種全然世俗化、虛無化的宇宙論。在康熙與教廷使者的多次辯論中，如何解釋中國人對於天、對於祖先的認識成了焦點。與世界其他文明不同，中國崇敬的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抽像的、唯一的天。在世界各大文明崇拜以人的形像現身的神祉時，唯有中國從堯舜、儒、道到宋明理學，敬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以巍巍天道、天理呈現自身，不落言筌、不著形象的天。
關於中國的信仰，一部分歐洲學者企圖建構一個奠基在無神論之上的中國式理性，並以之為啟蒙主義理性的靈感。這樣的理解，事實上，將陷入誤區。正如康熙對多羅所說：「爾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與中國敬天之語雖異，但其意相同。」也正如利瑪竇、萊布尼茲所言：中國古代「天」或「上蒼」的概念遙遙對應基督教的上帝的概念（而非上帝本身）。中國人思想中的天蘊藏形上的意涵，不是原始宗教中的神靈，更非歐洲人誤以為的「物質的天」。在中國人的意識中，天是人生存的背景，人所依行的一切道德行為的最高原則，具有哲學、神學的高度。
在18世紀東學西漸的過程中，孔子成為啟蒙主義學者的「守護神」。然而由於許多歐洲人對中國人意識中的天的理解失去焦距，這其中的陷阱需要我們悉心辨別。日後，啟蒙主義成為人類在高度自信下，背離了傳統信念和宗教感，朝理性、平等、科學大步邁進的時代思潮，並逐步鑄就了我們今天所生活的，理性化、世俗化，以無神論為主導的世界。在這背景下，我們更應謹慎對待啟蒙學者和中國哲學夾纏著誤解和「拿來主義」的交錯複雜的關係。
被切斷的世界
康熙雖然對天主教下諭「禁之可也」，並沒有嚴格執行。宮廷中，博學多才的耶穌會士照常任職。1722年底，宋君榮神父在廣東上岸時見到了天主教淒慘的景象，然而由於皇帝和耶穌會士關係親密，各省官員不敢驟然禁教。1723年，浙閩總督上奏即位不久的雍正：「西洋人在各省起蓋天主堂，潛住行教。」可見當時各地傳教士的活動並未停止。
真正撕裂了東西方之間的平衡點的，是雍正元年底（1724年1月）下的禁教令：「所有西洋人除在京效力者，一律遣往澳門。」對於這項禁令，大半生在中國戮力傳教的教士上書苦苦哀告：「祈求陛下恩准長期在華並且有票的歐洲人留在中國。求陛下憫其年邁，准其在區區有生之年在此照看他們先輩的墓地。同時求陛下不要強迫基督教徒拋棄他們信仰的宗教。」
由於傳教士懇切的哀求，雍正允許他們留居廣州，但不許傳教。從此以後，禁教政策在全國風行雷厲。耶穌會士在書信中提到：禁教令是雍正私下教諭臣子，親手醞釀出來的。雍正禁教的原因有多重，除了因為皇儲之爭時耶穌會士的介入而心生怨懟外，根本原因在於他的思維。
「爾等卻有一個成為人的神，還有什麼永恆的苦和永恆的樂，這是神話，是再荒唐不過的了。……大多數歐洲人大談什麼天主呀，大談天主無時不在、無所不在呀，大談什麼天堂、地獄呀等等，其實他們也不明白他們所講的究竟是什麼。有誰見過這些？又有誰看不出來這一套只不過是為了欺騙小民的？以後爾等可常來朕前，朕要開導開導爾等。」
「先皇遷就了你們，他在文人們心目中的威望就降低了許多。」「在朕的先父皇時期，各地才到處造起了教堂，你們的宗教才迅速地傳播開來。朕當時看到了這種情況也不敢說什麼。你們哄得了朕的父皇，哄不了朕。」（宋君榮神父，1727年）
禁教令頒布之後，掀起了一場持續一個多世紀的宗教迫害。傳教士被遣送到廣州澳門，各地教堂或被拆毀，或改為祠廟、公廨，供奉天後等民間信仰。各國教士被遣送時險象環生，一名波蘭神父在杭州街頭險些被紛紛扔向他的石塊砸死。滿漢教徒被強迫停止信教，或被杖刑、囚禁致死。
「北京來信說在所有的旗營裡正在極嚴格搜查入基督教的滿漢官兵，嚴刑拷打逼他們放棄信仰，同樣的命令不久也將傳達到富爾丹。」「我從各方面得到消息，在南昌山、谷城、光化等縣也做了類似的搜查。從衙門官員那裡得知，是皇帝下旨搜查的，皇帝得知好些傳教士不再在廣州露面，他們進入了其他省份，藏在基督徒家裡。那些官員並不攻擊基督教，但是要給他們錢，基督徒湊了一筆錢給他們。」（顧鐸澤神父，1730，《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
在這場迫害中，最著名的案子是蘇努親王的三個兒子。這三名親王和其上百名家人、奴僕的堅信叫人想起了羅馬帝國時被迫害的基督徒。教名為蘇若瑟、蘇若望的兩位親王多次被審訊而不放棄信仰；他們戴上九道重鐐被押入牢房，先後在黑暗的牢房中死去。蘇若瑟死後屍體連同鐐銬放入棺材燒燬，之後「許多士兵守衛在那裡，禁止任何人停留。整個城郊都在傳說有個王爺因為是天主教徒而被活活燒死。」
雍正迫害的不只是天主教。登基不久後，他派遣年羹堯、岳鍾琪鎮壓青海蒙古族首領羅布藏丹津。與康熙朝皇十四子胤禵任撫遠大將軍時的懷柔策略迥異，清軍火燒郭隆寺、塔爾寺等多所寺廟，在殲滅數萬名叛軍之外，殺害了上千名喇嘛及其信徒，班師回朝時雍正親自出迎。之後，雍正二年、五年設西寧辦事大臣、駐藏大臣，強化西北蒙古族、藏族的治理。
在風行雷厲的禁教下，傳教士百年來致力於傳播的西學受阻。雖然在雍正、乾隆的朝廷仍可見傳教士二、三品官的身影，然而他們主要是以欽天監正、對俄外交使、宮廷畫師、建築師、鐘錶機械師等身份為皇帝效命。畫師郎世寧、設計圓明園水法（噴泉）的蔣友仁為皇上奔走，紫禁城中卻少了昔日國王數學家博學的身影。暢春園內的「蒙養齋算學館」，學習數理、樂律，和傳教士並肩而坐的中國皇帝也都隨著康熙疑點重重的駕崩而消失在歷史中。
初茁壯的西學中斷，西方科學淪為中國帝王的裝飾品——這件事的悲劇意義在一百多年後的巨變中將全幅展現。
在歐洲，天朝失去了為她大力宣揚的忠誠使者。相反的，「從北京一封接一封信傳來，告知剛剛掀起的對信仰基督教的人的迫害。」失去了這些極力推崇中國文明、苦心把一本本經書譯介給歐洲的傳教士，從崇高到破敗，從禮儀到野蠻，中國在西方人的眼中逐步變色，直到她成為另一個不可辨識的國度。
雍正禁教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把中國和世界之間那一座橋樑一刀砍斷。與海禁、閉關相比，這是鉗制百姓心靈的，真正意義上的鎖國。
轉折點：雍正弒父
關於19世紀中國所遭受的亡國滅種危機這一奇恥大辱，阻撓變法的慈禧、顢頇的滿清大臣往往是後世怨怒的焦點。然而毀壞的因子潛藏在更幽微的地方。翻過康熙、太陽王之間奇妙的平衡點，迅雷不及掩耳地，歷史來到了雍正厲行的禁教政策。更主要的，我們來到了作為康熙之子，雍正與其父背道而馳的人格與風格。
如果時間教導了我們什麼，那就是沒有完美的人。關於康熙，最震撼人的祕辛或許是他在廢黜皇太子胤礽時的真情流露。在眾皇親大臣之前，他流淚歷數完了皇太子的罪狀後痛哭撲地不起，在場的所有人叩首流涕。這一段史實告訴我們：康熙耗盡了心血，兢兢業業開創出來的大清盛世的繼承人是他的一大心病。同時，康熙的後繼者是誰，在這震撼人的插曲後不可能是一件簡單的事。對於自己的繼位者，康熙有一種悲愴的預感。唯有這能解釋他出格的慟哭、日後對於皇儲之爭撕心的痛楚，以及更赤裸的，他晚年對於皇子弒父的憂懼。對於自己的身後事，康熙早有不祥的預感。這預感一絲絲雕鑄了晚年他悲劇式的容顏。
「康熙大帝煞費苦心地把自己對天主教及傳教士的善意傳達給皇太子，因此，從皇太子內心中，我們已經看出他對天主教懷有和對儒教一樣的尊敬與熱愛。」（《康熙大帝》）這段話的意義將在以下的討論中展現。
直到今天，雍正弒父篡位沒有得到證實。這是時間塵封的，一個至沉至陰的人倫之祕、歷史之痛。讓我們追憶那一段肅殺的日子：
在康熙因風寒而臥床的七天裡，步兵統領隆科多把守暢春園，皇四子胤禛多次出入。康熙駕崩當夜，義大利傳教士馬國賢聽見暢春園傳來異樣的聲響：「突然，彷彿是從暢春園內傳來陣陣嘈雜聲，低沉混亂，不同尋常。基於對國情民風的瞭解，我立即鎖上房門，告訴同伴：出現這種情況，或是皇帝死了，否則便是京城發生了叛亂。為了摸清叛亂的原因，我登上住所牆頭，只見一條通衢蜿蜒牆下。我驚訝地看到無數騎兵朝四面八方狂奔，相互之間並不說話。觀察一段時間後，我終於聽到步行的人們說：康熙皇帝死了。」
在這不比尋常的混亂後，持刀出鞘的士兵急馳護送駕崩的皇帝遺體回紫禁城。混亂中，隆科多宣佈康熙口諭，胤禛繼位。諸皇子對這一消息的反應幾近瘋狂：在大內值班的胤禮碰見隆科多，聽說消息後驚駭至極，瘋狂而奔回家。第二天，胤禛下令在當夜舉行大殮，並急召回皇十四子撫遠大將軍胤禵。皇城九門不啟六天，嚴禁出入。
康熙的遺詔在駕崩後三天才出現。從朝鮮使節到百姓，沸沸揚揚傳出了各種傳言。朝鮮冬至使的報告如下：「或稱祕不發喪，或稱矯詔襲位。內間事祕，莫測端倪。而至於矯詔，則似是實狀。」
即位後，雍正立刻下詔收回所有康熙的朱批諭旨，並不到幾天就「發佈了一個使全國震驚的命令：趙昌被拘執，處死刑，財產抄沒，子女為奴。」（馬國賢，《京廷十有三年記》）。「在康熙皇帝晏駕時，雍正剛剛登基，尚未等到其守喪大禮的結束，出於人們不知道的原因而逮捕了趙老爺，判處他戴枷到東直門。」（馮秉正，1724）趙昌是內務府官員，康熙的貼身內侍。他是康熙與西洋傳教士的橋樑，皇帝的「眼睛、耳朵和嘴巴」。
胤禛即位後十三天，他的生母孝恭仁皇后說：「欽命吾子繼承大統，實非吾夢想所期。」堅不移居太后宮殿。雍正元年五月，孝恭仁皇后突然死亡，死因未明。對胤禛繼位憤恨不平的皇子們遭到了悲慘的下場，非死即幽禁，或被賜予侮辱性的名號（阿其那、塞思黑）。原本繼位呼聲最高的胤禵幽禁了半生，他曾在禁中「狂哭大叫，厲聲徑聞於外，半夜方止」。
此外，胤禛不住舒適的暢春園、不去自康熙起清帝每年居住半年的熱河避暑山莊、不舉行木蘭秋獮大典、不葬於祖陵東陵等重重不可解的疑雲都叫人難以釋懷，並揭示了弒父者胤禛的心理狀態。
雍正朝最大的公案要算是撲朔迷離、欲蓋彌彰的《大義覺迷錄》。雍正七年，胤禛對曾靜、張熙指責自己的十大罪狀巧言答辯，和犯人的審訊詞、口供一起收入《大義覺迷錄》刊行天下，令官吏、學校教官人手一冊，全國性強迫閱讀，玩忽者治重罪。而更叫人匪夷所思的是：乾隆即位後立即把書召回銷毀，「有私藏者罪之」。
書中，胤禛對天下控訴他的十大罪狀逐一辯解。對於「殺兄」、「屠弟」之罪，他細述各兄弟「桀驁之行」，並說自己「光明正大，公正無私，諸兄弟之才識實不及朕。」對於「好殺」之罪，他這般自辯：「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罰一人，即步履之間，草木螻蟻，亦不肯踐踏傷損。」
奇異之處不止於此：胤禛命悔改的犯人曾靜、張熙四處宣揚這一奇書及皇帝的英明，痛斥自己誤入歧途，並讓人人表態，其乖謬不啻文革式的批鬥。雍正朝設有觀風整俗使達七年之久，可說是文革「思想教育」的先驅。雍正一朝，慘烈的文字獄近二十起，不少是他親自揭發、審訊，懲罰也以屈辱人心為能事，非人所能想像。由於株連甚廣，造成了一種驅之不散的恐怖氣氛。此外，在他辱罵人臣、不似人君的朱批中，胤禛其人的蛛絲馬跡無所隱藏。
從他即位的第一天起，雍正篡位的傳聞歷歷如繪。歷年來，清史學家孟森、王鐘翰等人提出了堅實的論證，民間對於胤禛弒父、改詔的歷史場景也投注了不同凡響的想像力。然而自上個世紀末起，出現了為雍正翻案的說詞。晚近，清史學者、康熙八世孫金恆源再論「八人同受面諭」純屬虛構，清史專家李學智並提出了隆科多矯造遺詔的史證。滿文《上諭檔冊》中有一文件上寫著：「康熙六十一年11月14日（康熙駕崩第二天）諸阿哥等奏：恭閱尚書隆科多撰書《遺詔》。奉旨：是。著交內務府、翰林院會同撰寫。」也就是說，和隆科多宣述康熙「口諭」異曲同工，現存的所謂康熙遺詔是由隆科多起草。
康熙五十六年，康熙面諭諸皇子、大臣他預擬了十年的遺詔。現存的遺詔是在這份遺詔上切割抄襲，最後加上繼位者名字而成。在他的親筆遺詔中，康熙痛陳自己肩負天下，兢兢業業的「血誠」，和對於立王儲之戒慎恐懼的苦衷。痛切之情，「披肝露膽，罄盡五內」：
「當年立心以天下為己任，許死而後已之志，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懼顛倒是非，萬幾錯亂，心為天下盡其血，神為四海散其形……立儲大事，朕豈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釋此負荷，優遊安適，無一事嬰心，便可望加增年歲。……倘得終於無事，朕願已足。」
這些話在現存的遺詔中完全消失。頒布世人的，是一份曲折了康熙的意志和情感的矯詔。無論是否親自出於大行皇帝之手，遺詔是皇帝頒布天下的最後一道命令。它昭告天下：新君承命登基，國祚延綿。當遺詔乃違背大行皇帝意志的偽詔時，它的意義發生了改變。大一統有了斷裂。
仔細掂量這兩份遺詔天壤之別的重量以及其象徵意義，再思量雍正即位後治國精神在本質上的天翻地覆，無疑，史實的天平將壓回真理的位置。同時，我們也領會了為何胤禛在即位五天後下諭，稱隆科多為舅舅。
何以晚近竟吹起了為百姓恨之入骨的弒父篡位者翻案之風？這一風氣和現代人倒錯的是非、偏重事功、物質表象有不可解的關係。深入探究，這一天外吹來之風更和「雍正王朝」與人民共和國、共和國領導人的治國風格暗暗和節有關，我們不可不深思明辨。
「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在胤禛的面相、言行舉止中，在他刻意編寫的《大義覺迷錄》中有太多的破綻，直指一個黑洞。明澈了這一大力逆向扭轉歷史的黑洞，我們將更理解中國近代史的幽微轉折，以及康熙對於廢黜皇太子如斯悲慟的深刻因由。
另一個西方、另一個滿清
和女真族濃烈的獵人血統迥異，胤禛不好打獵。在位期間，他不曾舉行承傳女真牧獵傳統，錘煉滿人勇猛之血的木蘭秋獮大典。有如一個工作狂，他日夜批奏摺，創下歷代帝王朱批的驚人紀錄。同時，他以果決的政策為清朝國庫納入豐厚的銀兩，上接康熙、下啟乾隆，形成了著名的康乾盛世。然而在這盛世中已悄悄植下了日後亡國滅種的因子。
歷史學家同意，促使中西交流大逆轉，並導致日後近乎亡國的關鍵是雍正的禁教。長遠來說，雍乾兩朝的文字獄、誅心促成了乾嘉的考據之風，並鑄就了中華帝國中、晚期文人閉鎖的生存風格。生活在高壓統治下的漢人缺乏明末的自由風氣，常生活在恐懼之中。同時，八旗弟子在入關後生出了頹廢、安逸的風氣，一掃往日的矯健。面對來到門下頻頻叩關的西洋商船，這閉鎖的心靈更向內縮聚，並形成了日後對待英國使節團的僵固、保守。而我們知道，在18世紀，英國已是自稱「人類主人」的西方第一強國。
在雍、乾兩朝背對世界的七十多年間，西方天翻地覆。1748年，孟德斯鳩完成《法意》。1762年，廬騷完成《民約論》。1769年發明蒸汽機。1772年，狄德羅等人編纂的《百科全書》出版。1774年，燒煤鑄鐵煉鋼。1776年美國獨立。1789年法國大革命，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斷頭臺。從器械、社會結構到思潮，西方經歷了一波波的驚濤駭浪。到了18世紀末，從內到外，這已是另一個歐洲。
在笛卡爾的二元論之後，精神與物質之間生出了絕對距離。孟德斯鳩的《法意》拋棄了把美德和自然秩序統一的自然法，視中國精神為一種奴役的精神。朝理性、民主、自我意識、工業化大步邁進的歐洲人失去了對中國式的開明君主制及道德哲學的興趣。兩百多年來改變世界版圖的帝國主義以更大的野心邁入了一個以科技、獲利為驅動力的，滾雪球般失控的世界。
歷史的轉輪傾軋，滿清面對的不再是溫文儒雅，專注於精神、人心的，來自太陽王的法國傳教士，卻是挾帶精良器械、工業碩果，一心擴大貿易、領地的，帝國主義心態的英國商人。同時，路易十四之後的法國歷經平民革命的巨變、啟蒙運動的世俗化風潮，也不再是太陽王時代崇尚文化、優雅的法蘭西。
與此相對的，是雍正一手改造了的滿清帝國。
胤禛登基後，清廷對遠道來致賀的葡萄牙大使心生疑懼，再三追問他們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在胤禛和傳教士的對話中，更吐露了日後西洋船炮兵臨城下的端倪。
「你們想讓所有中國人都成為基督徒，這是你們宗教的要求，朕很清楚這一點。但這種情況下我們將變成什麼呢？變成你們國王的臣民。你們培養的基督徒只承認你們，若遇風吹草動，他們可能惟你們之命是從。朕知道目前還沒什麼可擔心，但當成千上萬的船隻到來時就可能出亂子。中國北面有不可小看的俄羅斯人的王國，南面有更值得重視的歐洲人和他們的王國。」（《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馮秉正，1724）
對於西洋人的宗教、科學，康熙及其繼位者之間的態度迥異。對於西洋人厲害的武器，康熙及其繼位者同樣持迥異的態度。平定三藩時，康熙命南懷仁監造火炮。閑談時，他問過張誠：「既然歐洲能造這麼好的槍，為什麼不把它們運到中國來？」到了乾隆，清廷對英國使節贈送的野戰炮態度冷淡，甚至拒絕英國人示範如何使用。英法聯軍攻入圓明園時再度發現這門倒楣的大炮。它傾倒在地，炮口依然簇新。
讓我們回溯這一大逆轉。胤禛在隆科多的嚴密護衛下即位，禁教令在雍正元年底頒布。之後，耶穌會士的信中佈滿了這一場百年迫害的斑斑血跡。抱著大願來到中國的傳教士落入了屈辱、鎖鏈和死亡。
在鎖國的同時，雍正把鎖鏈轉向帝國的子民，把他們的心靈上鎖，把士子的心誅滅。
雍正弒父。雍正所弒的，除了康熙的肉身之外，是康熙「孜孜汲汲、殫心竭力」開闢出來的雍容大度，吸納西方文化、禮遇傳教士的時代。這一弒父的行動是如斯徹底，以至於對今天的我們來說，康熙與太陽王之間那完美的平衡陌生得有如神話。然而如果時間果能逆轉，那才是近代文明真正的開端。
篡位者，竊國者也。被盜竊的，是康熙開創的自信而開放，好奇而勇敢的滿清帝國。被偷天換日替換成的，是一個日後我們恨鐵不成鋼，腐朽懦弱的滿清。被盜竊的，是中華帝國與西方攜手並進的，屬於全人類的一條康莊大道。
本文轉自276期【新紀元週刊】「特別企劃」欄目
http://mag.epochtimes.com/b5/278/1082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