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3月09日訊】眼下，中國社會矛盾普遍，群體性事件多有發生。近年來，烏坎、鹽城、寧波等地相繼爆發大規模的抗爭怒潮。大城市裡的攝像點幾乎到了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程度，繁華的都市外表下透示著緊張的氣氛。
可以說自四九年以來從未有過如此緊張的局面，即便是象十八大這樣對外宣示「政府將制定符合社會進步與發展的綱要，總結過去，展望未來」的日子也弄得人心惶惶，保安、警察、武警遍地都是，氣氛極度的緊張。眾所周知，中國沒有恐怖份子，更沒有宗教狂熱。用國家機器防老百姓、防無處伸冤而被迫上訪的冤屈人士。一個國家如果把自己的百姓當成了防範的對象，可見這個國家已經到了甚麼程度？
造成這種社會矛盾的根源是甚麼？社會對此的普遍認同是貧富差距，似乎貧富差距才是真正的原因。
這正是一種悲哀！在政府長期的一切壟斷中，社會財富、公共資源，甚至人的思想都可以離開事物的本質而在表象中做文章。難道全民意識的浮躁和粗淺到了只看表面的程度？
必須指出的是任何社會必須有貧富差距，它是社會發展的一種基本現象，更是推動社會向前的動力。沒有這種現象，社會不可能進步和發展。理由很簡單：其一，任何一個健康的經濟體，它必然伴隨著GDP的增長、工資的增長、CPI的有效增長幅度（合理的水平是2%～3%），而整體性的增長必然給資本帶來有效的回報，資本永遠是追隨利潤的，而這種利潤就毫無疑問地表現出收入的差別。其二，收入的差別是整個社會的基本動力，這種動力可以釋放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從而提高社會生產力。反觀三十年前的中國和現在的朝鮮，都同樣不存在收入差別。但是，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這樣的國家是不可能得到發展的。其原因在於沒有貧富差距這一基本的動力，所有正面和積極的因素都會被扼殺。相應的市場競爭機制不可能確立；生產、需求、價格、分配就沒有良性循環的可能，一切有利於社會發展的潛能都沒有機會得到釋放，社會生產力只能處在極其低下的水準。
由此，把正常範圍內的貧富差距看作洪水猛獸，或者是社會病態的根源，是片面的、表象的。它使人走進了誤區，並且忽略表象背後的根本原因，在誤區裡，事物的本質成了盲點。貧富差距並非社會動盪的根源，其背後是權力的絕對權威性。在一個官本位的社會裏，權力可以無限地膨脹，權力可以尋租，權力更可以轉換成利益。
更應該值得推敲的是：是甚麼原因導致了權力對社會發展帶來如此巨大的破壞？，是甚麼保障了權力的絕對性和唯一性？。那就是現有的體制，因為體制促成了權力的絕對優勢，體制是滋生權力的土壤，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和一切背離法律之外的所有弊端。看看中國社會無處不在的權力轉換成利益的事例就很清楚的明白了表象之後的根本。為甚麼只有中國有「太子黨」這樣一種稱謂？，在任何一個健康的、完善的社會裏，司法獨立保證了法律的尊嚴；社會監督保證了輿論的自由、透明公開保證了社會的公正。這種已經被社會實踐證明了的有效模式是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法寶。在中國社會，這種合理的科學的管理模式在那裏？
毫無疑問，在一個社會裏，當法律是由一個政黨來制定，又由這個政黨來執行，更是這個政黨來監督的時候。官本位意識怎麼會不表現在社會的任何角落？
這種制度已經殘害了中國社會幾十年，遺憾的是今天的中國社會竟然有意把表象作為根本而隱去了實質。
舉個簡單的例子或許更容易明白其中的道理：
張三李四王五，同為出租車行業。張三年齡二十五歲，每天工作十六小時，李四五十歲，每天工作八個小時。很顯然，張三的收入是李四的一倍。可以想像的是李四隻能感歎自己年齡與體力的局限，他沒有理由去妒忌張三。這樣的貧富差距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更是合理的。因為勞動獲得了報酬，它是社會給於的回饋。從更深的角度講：張三的社會貢獻與創造是社會認可和需要的。但是，王五僅僅因為其家庭具有權力的背景，在這個權力至高無上、並且可以獲得一切資源的社會裏，他輕而易舉地獲得了貸款，開了出租車公司，也就是說，王五在沒有付出勞動的時候，就已經佔據了極其領先的位子，並且由很多人的辛勤勞動為其創造財富。在這樣的現實裡，張三和李四完全有理由產生心理的落差和因為不公而帶來的怨憤。
在發達國家裏貧富差距也普遍存在，為甚麼沒有帶來廣泛的社會矛盾？因為制度保證了公平；因為憲法保護全體國民；因為體制沒有任權利膨脹的空間。
誠然，中國或也終究會有改變的一天，當人們走出誤區的時候，沒有人性的制度必然會被拋棄。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當原來固有的索縛被拋棄的時候，外部的力量以強大的生命力衝破了原有的障礙，使這個社會在經濟領域得到長足的發展。人們同樣有理由相信，走出誤區，認清事物的本質。只有事物的本質在陽光下得以昭示的時候，才真正有可能從更本上解決和克服弊端，根除精神毒素，讓健康的人民生活在健康的環境裡，讓所有的人呼吸到清新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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