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國府早期的軍事留學生--一段當年國軍積極培植抗日戰力的歷史

作者:謝行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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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餘年前的那個世代,中國歷經辛亥革命與內亂外患,對華夏子孫而言,雖然是個烽煙漫天、人民顛沛流離的世代,但也是可以讓胸懷大志的人拋頭顱、灑熱血的一個轟轟烈烈「大時代」。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裡,就描繪出一幅在親情與參與救國救民運動兩者不得兼顧時,含淚留下給愛妻的遺書,毅然投身革命,殺身成仁的烈士心態。還有那滿懷壯志的汪精衛,刺殺滿清攝政王載灃失敗後被捕,昂然抱著以死明志,絕不討饒的決心,面對審判他的清吏,高吟在獄中作的那首詩:「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留得心魂在,殘軀赴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百餘年後讀之,仍讓人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激動情懷。

在那個年頭的中國知識份子,鮮少不對腐敗無能,頻簽不平等條約以致喪權辱國的清廷恨之入骨的。待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後,接踵而來的軍閥割據,與日寇肆無忌憚的橫行中國,更激發了知識份子的從軍潮,舊社會「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傳統完全被推翻,投筆從戎的「知青」風起雲湧。以我父親為例,晚清出生,讀過私塾的他,廈門集美師範學校畢業,盡完兩年教書義務後,立即與好友結伴,徒步到黃埔島從軍,成為軍校第六期的學生。與他同期,或是前後五、六期的黃埔軍校學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懷抱一腔熱血,投筆從戎的青年。

黃埔六期的畢業生雖然多達五千餘名,但其中真正如我父親一樣在黃埔島上入伍的學生,僅七百餘名而已,其餘的畢業生是民國十五年,北伐軍攻克南京後,就地召訓的學生,與全國各地短期(一至兩年)訓練班,如通訊班、交通班、財務班、政訓班等的學員,他們之中有一大部份是大學肄業或已大學畢業之知識份子,雖然受軍訓時間稍短,但知識水準相當高,所以被敘為「同黃埔六期」畢業。黃埔六期也是創校以來首度男女學員兼收,所以畢業生名冊中還有少數女性出現,作家謝冰瑩是其中之一,她的名作「女兵自傳」,就是敘述自己當年從軍的故事。

黃埔島上入伍的六期學生與各地訓練班入伍生的最大之不同,除了受訓時間稍長外,他們也是從戰火中鍛鍊出來的(武漢的六期政訓班也曾協同北伐軍打過仗)。黃埔島上的六期學生軍雖然不在正式的北伐軍行列中,卻是在後方擔任護校、保根之重責,更在執行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時,邊打邊學的徹底擊潰了盤踞粵閩一帶,虎視眈眈,不時騷擾北伐隊伍的陳炯明之部隊,在戰役中犧牲了數十位同學。(其實陳炯明也算是國民黨的革命前輩,黃花崗起義時,他擔任革命軍第四敢死隊隊長,為推翻滿清而出生入死過。)

由於黃埔六期的畢業生一般知識水準很高,用現代的語言來說,是國民政府「重點栽培」的對象,所送出的第一批軍事留學生,就全是從黃埔六期遴選出來的。實際上,當時黃埔前五期的畢業生,也都已超過國外軍校之入學最高年齡限制了。

一張泛黃的老照片


這故事要從一張泛黃的老照片說起,那是一張我從小就看過,也是我父親非常珍惜的照片,時間點是上世紀二十年代末或三十年代初期,地點在英國,照片中的人物是十一位中國留學生。父親去世後,我遍尋不著這張照片,遺憾地以為這張頗具紀念性質的老照片已經從這世界上消失了。直到後來在整理他老人家的少量遺物時,驚喜地發現這張老照片原來被父親妥善地夾藏在一本辭海字典中,登時讓我有「如獲至寶」之感,因為這張照片中的十一位英氣勃勃的華裔青年,正是當年英國皇家軍校﹝Royal Military Academy﹞的全體中國留學生。也就是國民政府為了建軍強國抵禦外侮,歷經縝密地計劃與交涉後,第一批送去西方「取經」的軍事留學生。

欣喜之餘,我開始上網查尋這批國民政府當年精挑細選,還花費了大筆銀子,送出國去學習西方軍事的軍中菁英們的生平事跡。他們歸國後,有幾位早在抗日戰爭時就已為國捐軀,也有數位後來遭中共迫害或殺害。他們全都在促進國軍現代化的過程中作出特別貢獻,當然也有幾位日後在軍中位居要津,顯赫一時的。因為我父親也是最早的這批軍事留學生之一,所以我自幼就耳濡目染地對他們的生平與經歷有相當程度的瞭解,他們之中一些流傳不太廣的故事,在我腦海裡盤繞多年。告老之年,才慢慢地找時間寫出來,也希望這篇文章能為現代國軍建軍史作個見證。

然因時光久遠,加上連年戰禍,抗戰(實際的抗日戰爭是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就開始打的)勝利後又有四年的國共內戰,導致兩岸分治幾十年,原始資料的收集自是不易,尤其是這十一位第一批留英軍事留學生最後只剩四位得以在台灣貢獻所學。以下是我近兩年來的初步研究結果,希望這篇文章,能把即將淹沒的歷史,提供給後世寫史的學者作參考。其中若有謬誤,也歡迎讀者們不吝指正。

還有,由於本文之時空背景綿延超過一甲子,蔣介石先生在不同的階段,被我用了不同的稱呼,除了不時直書他的本名之外,也包括蔣總司令、蔣委員長、蔣主席等。但是我最常用的還是「老總統」,這是因為我父親在生前口述往事時,慣用「老先生」或「老總統」來稱呼他的老校長,我在本文也就以此為準了。

當年的時空背景

中華民族在1912年推翻滿清帝制建立共和之後,並未因革命成功而立即擺脫次殖民地的地位。列強持續的欺凌,加上清廷歷年來所簽喪權辱國之不平等條約,仍然把中國壓得喘不過氣來。日本屢次揚言三個月內就可以滅亡中國,要讓中國成為它的永久殖民地。史達林與俄共也處心積慮的培植中共來奪權,想藉中共之手,讓中國成為共產國際的附庸。這百多年來的時局演變,尤其是民國成立後那歷經近四十年的內憂外患,從史書觀點而論,有太多的眾說紛紜與穿鑿附會,有時的確是讓人看得眼花撩亂。自從海峽兩岸分治,有些歷史事件更是成了「各說各話」,孰是孰非,還有待後世的史學家們努力不懈地根據非「宣傳性」資料,客觀地匡正史實。在這資訊發達的二十一世紀,身為黃帝子孫,我們這一代的知識份子,都該有責任把自己知道的史實,白紙黑字地紀錄下來,歷史才會有真相大白之日。

日本軍閥自「九一八事件」之後,毫不掩飾他侵略中國,殖民中國之野心,早已引起了全中國知識份子與廣大民眾的憤慨,其中當然有不少是左派份子。中共在建黨之初,是直接受蘇維埃共黨之指揮,與國民黨合作的,所以共產黨員積極地滲透了黃埔軍校,周恩來就在黃埔建校之初,擔任過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日後在紅軍中赫赫有名的一大堆將領,也都是黃埔島出身的。但是在軍校的蘇聯顧問鮑羅廷之操縱下,中共開始明目張膽地奪權,以致引發了國共分裂,國共合作當然也就中止了。

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在蔣總司令領導下,於1928年(民國十七年)完成了孫先生的遺命,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也就在此時,肆虐中國東北多年的日本軍閥,瞧見國民政府北伐成功,生怕蔣總司令不久即將完成實質上的統一,開始肆無忌憚地製造一些虛假的「反日」事件,然後以「勦亂黨」為藉口,領軍進關到中國各地,常常不分青紅皂白的在各地誣陷、殘殺反抗的中國官員與民眾,引起廣大中國人民的憤慨。

身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並未因北伐成功而志得意滿,對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野心也早已洞悉,他早年曾經東渡日本,在「振武學校」學習軍事,心知他屬下的國民革命軍無論是在裝備、素質與訓練上,皆遠不如蠢蠢欲動的日軍,若是立即把槍口轉向侵華日寇,不啻是以卵擊石,只得用妥協來拖延時間。1933年5月31日,國府被迫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這一天,蔣委員長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屈。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於中國有益,於心無愧而已。」所以就在全國抗日民氣高漲之時,國民政府的表現卻是忍氣吞聲,蔣委員長不但命令東北的張學良不要抵抗,甚至密令戍守北京的張自忠將軍,不要激怒即將進入北平城的日軍,還出任北平市代理市長,訪問日本,假裝與日寇合作,不讓日本軍閥有任何藉口立即挑起全面侵華戰爭。這就給已逃竄到陜北窯洞中苟延殘喘的共產黨大好之宣傳機會。他們運用全國反日的民氣,到處散播謠言,把蔣介石定位為賣國賊之首,指責他對日寇採「不抵抗」政策,更四處宣傳,說什麼只有他們共產黨才是「真正」抗日的。可別小看了國際共產陣營的這些陰謀詭計,當時可是把大部份的知識份子,甚至於一些軍事將領們給騙得團團轉。日後發生那場改寫了中國近代史的西安事變,就是被懵騙了的張學良,與早就遭共諜滲透了的西北軍將領楊虎城(他的老婆謝葆貞就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幹的。

現在回頭來細數歷史,可以清楚的體會到蔣介石當年的高瞻遠矚,冒然立即向日本軍閥開火,展開在以中國神州大地為戰場的反侵略戰爭,只會導致玉石俱焚,甚至於中華民族的覆亡,何異於當年的義和團運動。為了不刺激兵強馬壯的日本軍閥,蔣介石不在公開場合表明他的抗日決心,但是私下在日記中,毫不掩飾他的「終將與日寇一決生死」之信念。西安事變時,張學良就是看過蔣介石的日記後,才明瞭他誤信共產黨的宣傳與謠言,大大地誤解了蔣介石的抗日決心,這才心甘情願地伴同他飛回南京受審。

國民政府的強國強軍計劃

軍事留學生在辛亥革命前就已存在,或許是因為地緣關係,也或許是因為日本軍閥早就想培植親日的未來中國軍人,所以當年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軍事留學生,都是就近到日本去的。辛亥革命之後,民氣大開,逐漸有零星的軍事留學生自費去歐美學習,孫立人將軍於1923年到美國去留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些軍事留學生不是中國政府有計劃送出去的,所以他們很少能進入各國正規軍校受訓。以孫立人將軍為例,他就是在非正規的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畢業的。

北伐之後,蔣介石就處心積慮的想要強國強兵,即使在他不熟悉的科學領域,也積極鼓勵優秀大學畢業生出國留學。在這個時期去國外進修,日後返國服務的佼佼者,錢學森與錢三強就赫然在列。說得更明白一些,中共近年來所表揚的二十三位「兩彈一星」發展元勛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國民政府執政時期出國留學的。在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毛澤東所執行的是鎖國政策,惡搞「人民公社」,根本沒送留學生出國取經,這三十年假使沒有這群秉持「民族大義」的海外科學家們回國服務,中國那兒來的「兩彈一星」?難道你當真以為「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就能搞科學發展?笑話不是!「土法煉鋼」的災難,與其所造成的三年大飢荒,就讓中國餓死了四千多萬人,何況這二十三位「兩彈一星」發展元勛中,還有好幾位是在毛澤東主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整得死去活來,甚至於給活活打死的,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的正常科技發展達二十年之久。

蔣介石除了積極鼓勵大學畢業生出國留學,也認定派遣軍事留學生去向西方列強學習是圖強的捷徑之一。乃於1929年﹝民國十八年﹞元月,在才剛畢業的五千多黃埔六期畢業生中,招考錄取了四十名優秀軍官,先送到「留學預備班」學習留學國語文,於民國十八年五月,選送其中成績最優之前十一位,進入當年全世界最有名的英國桑赫斯特軍校(Sandhurst Academy),這也就是英國皇族子弟與其在世界上各英國屬地之王室子弟在從軍時,所必須經歷之「英國皇家軍校」。那個年代,大英帝國還算是世界第一強國,桑赫斯特軍校就順理成章的成為世界排名第一的軍校。我的父親謝肇齊將軍,就是當時被送到英國皇家軍校的第一批十一位軍事留學生之一。其餘二十九位則被分別送去德、法、意、奧等國之軍校。


在黃埔島上受訓時的第六期學生,也是杭州筧橋中央航空學校(空軍軍官學校之前身)第一期之選訓對象,與我父親同期也同一連隊的同學,一位綽號「美男子」的徐煥昇將軍,就是從黃埔島轉去筧橋航校一期受訓的(徐煥昇上將日後在台灣曾擔任過空軍總司令一職)。航校在陸軍送軍事留學生出國之同時,也將畢業生派出去受訓。不過好像都是短期航訓,沒聽說有進歐美的軍官學校的。

說來也蠻可憐的,民國十幾年時,中國的陸軍連坦克車都沒有,一般有外援的軍閥們,能購進幾輛輪式(有別於履帶式的)鐵甲車,就已在中國的內戰戰場中耀武揚威了。裝備較佳的陸軍單位,毛瑟槍還是他們最主要的輕武器,平均一個連也只分得一挺水冷式重機槍。中國的空軍更是由「零」開始的,直到七七抗戰軍興,也不過是擁有103架美國寇提斯廠產製的霍克三(老式雙翼機)而已。這早年被稱為驅逐機的戰鬥機,是美國寇提斯廠原先設計給海軍航空母艦上用的艦載機,因為雙翼飛機已落伍,試飛期間就遭美國海軍拒用,結果在試產中的雙翼機幾乎全數賣給了中國。霍克三最高時速僅227公里,連日本的九六式轟炸機(時速350公里)都追不上。抗戰初期,在霍克三還沒有被日寇的高性能單翼戰鬥機完全摧毀之前幾個月,是埋伏在雲層中對日本轟炸機施以奇襲,以克難方式「保衛領空」的。換而言之,中國當時之軍力根本就無法與侵華日寇匹敵。蔣介石當然知道,如果當時「順應民意」,立刻運用「民氣」與日寇決戰,其下場形同自掘墳墓。

這表面上閃躲日寇鋒芒,實際上是「鴨子划水」的忍辱備戰,被中共與毛澤東大肆宣揚為「國民政府與日寇暗中勾結,出賣中華民族靈魂」,以致於民心,尤甚是一大票知識份子的民心,一面倒向中共,被騙進入陜北蘇區的知青比比皆是,直接導致日後大陸之變色。中共「建國」以後,乾脆就把抗戰的成果整碗捧去,在它自編的歷史教材中自吹自擂,說這抗日戰爭是中共打的,蔣介石是賣國賊,躲在重慶享福。還挑撥離間的造謠,說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黃埔子弟兵)都躲在後方,把「非嫡系」部隊都送到前方當炮灰。

事實上,一旦蔣介石發動全面抗戰,他的決心是非常堅定的,所投入的部隊也是不分什麼嫡系不嫡系的。在1929年到1933年畢業於黃埔與南京中央軍校的兩萬五千多位中、低階軍官,包括黃埔六期在內的所謂蔣介石「嫡系」軍官,僅於抗戰初期的短短五個多月裡,也就是1937年年底以前,於七七事變後的各戰役,包括淞滬戰役與南京保衛戰在內,就陣亡了超過一萬名之多。有兩位黃埔六期畢業後,留英歸國的軍事留學生,也列名在這抗戰初期為國捐軀的烈士之中。

好在我們身處資訊發達的二十一世紀,傳給後世的中國歷史,將不會再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任由「皇帝」指使「御用史吏」竄改事實,以掩天下人之耳目啦。中國的抗日戰爭是誰領導的,是誰在前方浴血奮戰,而誰又是躲在陜北窯洞裡扯後腿的,不是毛記政權說了算,事實更廣泛記載於世界各國的歷史教材中,想竄改都改不了的。

第一批十一位留英的軍事留學生

我就從我最熟悉的第一批十一位留英的軍事留學生講起,因為我父親是其中之一。這張我父親遺留的照片,是這批留英的十一位留學生於入學後不久在校園內拍攝的,時間點可能是在1929年秋天,或是1930年春天。可惜的是其中(八十年前拍攝的照片中)我僅能辨識自己的父親,其他的十位還有待他們的後人來指認。

在蔣介石的精心策劃下,第一批四十位準軍事留學生,經四個月的短期留學國語文訓練後,於1929年5月,乘船開赴歐洲各留學國。本文所述的,大多是進入英國桑赫斯特皇家軍校的軍事留學生,這是因為他們之中有好幾位是我自幼就見過的叔伯輩,他們的姓名與生平,也是我耳熟能詳的。

我手中現有之資料,已查出這十一位留學生之名單,茲簡介於下。有一些「簡介」是比較詳盡的,那是因為這些將軍是我父親經常往來的老朋友,我的記憶與對他們的瞭解也比較深刻些。

林潞生

林潞生將軍是福建泉州人,本在泉州中學任數學教師,於1928年投筆從戎,考入福州軍事交通技術學校。該校四個月後遷至南京,被併入南京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六期,內設交通、鐵路、有線、無線電等科別,林潞生是交通科的學生。

留學返國後,林將軍被派到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服務,歷任炮兵科少校教官、隊附、中校隊長。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南京中央軍校被迫西遷,林潞生帶學生,經江西廬山撤退到湖北武昌,參與之後的武漢會戰。1941年調任獨立砲兵五十五團團長,經何應欽將軍提名推薦,1943年初,林潞生又被調往貴州都勻,組建中央特種兵汽車駕駛和戰車防禦炮﹝簡稱戰防炮﹞教導團。1944年底,日寇妄想經由貴州北上,打進陪都重慶,林潞生帶領戰防炮教導團,會同在貴州省境內之其他部隊,參與由孫元良將軍統率指揮的獨山與平塘戰役,逐退進犯之日軍第三與第十三兩個精銳師團。

1945年4月,林潞生任陸軍總部直屬炮兵第五團少將團長,參與湘西會戰與桂柳會戰,此時日軍已是強弩之末,在這兩個會戰中沒能討到半點好處,四個月後日本就投降了。

1946年6月,林潞生任國防部處長。1947年3月,臺灣228事件發生後,他曾與留英同學陳廷縝將軍,隨同國防部長白崇禧將軍到台灣參與對事件後的安撫工作。白將軍之團隊當年在台灣頒佈「未經審判,不准執行死刑」之命令,救了不少被誤捕的台胞。

國共內戰時,林潞生於1949年4月,被派往福州任馬江要塞司令。到任才兩個月,福州就被中共攻佔,林潞生在戰鬥中負重傷被俘,不數日其身份即被查出,遭共軍在戰俘營就地槍決。其死訊被已撤退至馬祖列島之國軍單位證實。

林潞生將軍在貴州都勻帶領特種兵汽車駕駛和戰防炮教導團時,與我父親在貴州札佐主持的陸軍演習場相距不遠,兩人是時相往來的知交。得知林將軍死訊後,我父親著實難過了好一陣子。

林潞生將軍有胞弟林炎生,與國民黨毫無淵源,抗戰時期報國心切,隨其兄在其軍中單位任軍需,抗戰後即解甲歸田,返家鄉任中學會計。大陸變色後,迭遭中共清算鬥爭,文革中含冤而死。網路上林潞生與林炎生的名字常被誤植,以為林潞生將軍活到文革之時,實際上那是他的胞弟,也只茍活了多災多難的十餘年而已。

陳平階

陳平階將軍是湖南長沙人,曾積官至少將。留學返國後,在黃埔軍校擔任隊職官。對日抗戰時,隨校西遷至四川不久,就被委員長侍從室主任林蔚將軍與侍衛長俞濟時將軍選上,調到侍從室擔任中校侍從武官。

1943年10月,蔣介石在林森逝世後,繼任國府主席。同年11月,蔣主席代表中國政府出席開羅會議,陳平階中校是隨行的十六人中國代表團之一,負責蔣主席之警衛工作,也是代表團中唯一的低階軍官。

1949年大陸陷共之際,他是國府駐英大使館之少將副武官。1950年大陸陷共後,中英斷交,陳平階將軍在撤館後,沒有回台灣報到,直接移民美國並終老於斯。

封成林

封成林是江蘇江陰人,也是同期留英同學陳平階之妹夫。在英國修習的專長是炮兵,返國後回中央陸軍官校教導總隊任職,當時在校尚未畢業的高年級生是十期學生。1937年淞滬戰役時,教導總隊調集十期學生,賦予排長等低階軍官職,由教導總隊的教官們領導,直接「邊打邊學」地參與戰鬥。封成林擔任教導總隊組成的高炮第二團第二營中校營長,調到在上海浦東與日寇作殊死戰的第八集團軍﹝張發奎將軍﹞總部,擔任空防。後隨同張發奎部撤至南京。

同年12月,在南京保衛戰中奮戰不懈,騎著摩托車穿梭於各高炮部隊陣地指揮作戰時,不幸身中流彈,由疾馳的摩托車上摔倒,當場傷重不治,算是這批留英軍事留學生中,第一位為國捐軀的烈士。

竇濟華

竇濟華是河北保定人(原籍甘肅天水),留學返國後回黃埔軍校任教導總隊教官。1937年淞滬戰役時,領導學生參戰。後隨軍校撤退至武昌。僅半年後就又隨軍校師生們參與大規模的武漢會戰,竇濟華被編入國軍40師129旅,是旅部的中校軍官,不幸於奮戰中為國捐軀。

竇濟華是第一批留英軍事留學生的「班長」,才華洋溢,可惜很早就英勇地犧牲在戰場上。他已入祀台北圓山國軍忠烈祠。

陳廷縝

陳廷縝將軍是貴州貴陽人,在桑赫斯特軍校三年畢業後,其他十位華裔留學生皆以英國陸軍少尉官階,分不同兵科,到英軍各野戰部隊實習一年。唯獨陳廷縝一人因理工科成績特優,被送進劍橋大學繼續深造,攻讀物理與機械學位。其他軍事留學生都在1934年元月返抵國門,而陳廷縝是直到1938年拿到劍橋學位後,始返回戰亂中的中國。

回國後,陳廷縝空負優異學養,在漫天烽火中並未能讓他立即施展所長,被派赴廣西桂林的一個兵工單位工作。桂林雖然是抗戰時期比較安全的「大後方」,卻也因日本轟炸機不時來狂轟濫炸,常常得要躲警報。陳廷縝當時仍是單身一人,有一次在山洞中躲警報時,結識也躲在洞中的陸素影女士,兩人一見鍾情,經數月之交往後,結為連理。

此時,陳廷縝已與分散各地的當年留英同學(包括我父親謝肇齊在內)聯絡上,早期的留英軍事留學生對陳廷縝的理工科之優異成績都印象深刻,也都向高層反應該重用陳廷縝的科技專長。但這是兵荒馬亂的時期,陳廷縝的優秀教育背景未能及時學以致用,最後被我父親延攬到札佐陸軍演習場(本文後段有札佐演習場的簡介)任職。

陳廷縝到札佐演習場來就職後,有一天應邀到我家做客,他攜眷(陸素影女士)前來,被我母親余莉麗一眼認出,陸女士竟然是她在讀青島女中時的同班同學!這份驚喜,這份巧合,是我母親幾十年後還津津樂道的往事之一。

陳將軍在札佐演習場取得上校團長的資歷,抗戰結束後,被調到國防部白崇禧將軍辦公室任高級參謀。1947年在台灣的228事變後,與留英同學林潞生將軍隨同白將軍赴台灣調查事變之前因後果,調查報告是綜合調查小組的意見後,由白將軍親筆撰寫呈核,其中有下面這一段字句:「據本局於台變派往台灣視察之上校參謀陳廷縝報稱,柯參謀長於228事變以前,對台省情況判斷錯誤以致警備疏失,事變既起,警察全部瓦解,實為事變擴大之主要原因,但此實非柯之過失,對彼未宜苛責,蓋台事文職過失多,而責重,軍人僅聽命行動而已,等語僅併註陳。」,於事變當年的4月17日呈交老總統(這裡引用的是大溪檔案解密後之原始資料)。

柯參謀長就是黃埔四期畢業的柯遠芬將軍,時任台灣警備總部參謀長,有些與228事變有關之現代文獻,對柯將軍頗有責難,但他的「口述歷史」對事變之來龍去脈也有他自己的說法,事變後下令「清鄉」報復的是當時台灣省主席陳儀,柯將軍只是曾經下令對持日本武士刀搶劫軍火庫的暴民開槍。這報告中『蓋台事文職過失多,而責重,軍人僅聽命行動而已』,大概就是為什麼柯將軍並未因此獲罪,日後還被重用,擔任越戰時期中華民國駐越南軍事顧問團團長一職,而陳儀則在他案被冠以「通敵罪」而遭槍決的主要原因。

這份調查報告呈交老總統後,經老總統垂詢,開始對陳廷縝有印象,也得知他是軍中不可多得的科技人材,乃調他進侍從室,並升任為少將武官,與侍從室另一位也有劍橋學位的軍事留學生唐君鉑將軍一樣,成為老總統身旁的少數科技幕僚之一。1947至1948年間,陳廷縝參與協調中國有史以來最早之核彈研發計劃,曾經有以下呈給老總統之機密簽呈留傳後世。

「陳廷縝親撰的機密檔案寫道:

一、查日人有西野者,係日本最負盛名之原子物理學家,東京理化研究院有西野研究室,東京及大阪帝大有西野原子分解器一部份尚係得之美國,於上年十一月初,始被麥帥沉入海內,當時西野嘆稱十年心血付諸流水云云。李主任所報日人西田未悉是否西野化名,免人注意,果係西野(或其弟子)似宜速即秘密羅致免為他國爭取。

二、查提鍊鈾二三五(原子彈主要材料)之方法已知者共有五種,西野所用者為(一)使帶電之U235及U238通過強大磁場而分離(二)利用擴散方法使U235與U238分離,皆為美人實驗成功之方法。其第(一)法且係美國首先使用者,西野並有鈾二二磅,故若能立予羅致,實可使吾國原子能之研究立入坦途。

三、查美國最初研究原子彈始於一二外國物理學家,繼即成立一顧問委員會,由工兵軍官三人與科學家數人主持之逐漸推進,我國似亦可先組一顧問委員會主持其事,暫隸兵工署辦理,以保機密而專責成。(按鈾之含量全地球甚富唯鈾礦所在地則尚未十分明暸)」

這也是在大溪檔案解密後,研究近代史的台灣學者才在檔案中「發現」有這麼一樁鮮為人知的往事。

1949年,陳廷縝被「外放」,到西北地區下部隊,擔任第十二編練司令部少將參謀長(司令官是抗日名將,曾獲青天白日勛章的黃埔二期鐘松將軍),這是老總統鍛鍊親信幹部的一貫模式,「外放、下部隊」是去接受戰場的經驗與磨練。但在兵敗如山倒的年代,國府在西北地區的部隊被徹底擊潰,陳廷縝沒能及時跟隨司令部撤退去台灣,與所有老朋友都斷了音訊。由於兩家四口人的雙重同學交情,陳廷縝夫婦一直是我父母親在世時掛念的對象之一。

後來得知,陷共後陳廷縝夫婦回到家鄉貴州以教書維生,雖然已離開軍旅,還是少不了在中共的歷次清算鬥爭中被貼上「牛鬼蛇神」的標籤,整得死去活來。大陸改革開放後,我父母親終於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透過各種特殊關係,頗費周章的終於找到他倆還活著,住在陳廷縝家鄉的貴陽養老。雙方通了幾封信也交換了一些照片,相互感嘆「生於亂世之無奈,今生今世已無緣再見」。


2009年陳廷縝將軍以104歲高齡,在貴州省貴陽市辭世。

胡光熹

胡光熹將軍是湖南長沙人,他是投筆從戎的,在南京的中央軍校六期交通科畢業後,考取留英。因為他所學之專長,返國後似乎都是在國防部、陸軍總部與聯勤總部各單位,擔任科技幕僚與主管職,我的記憶中完全沒有他在部隊中任過師、軍長的印象。但在抗戰時期,他也如眾多其他的軍事留學生一樣,曾短暫地在貴州札佐的陸軍演習場服務過,也在那兒拿到上校團長的資歷。

到台灣後,他曾擔任過相當重要的陸軍兵工學校中將校長一職。兵工學校是研發武器的人才培育單位,也就是後來的中正理工學院之前身,為現今之中山科學院栽培了許多現代化的科技高手。

胡將軍於七十年代中病逝台北。

胡獻群

胡獻群將軍是江西南昌人,他也是投筆從戎的。從軍前在武漢大學唸過兩年書,民國十七年才進入已遷至南京的黃埔軍校,在交通科的短期班受完訓後,被敘為黃埔六期畢業。留學返國後,與我父親同時被有「中國裝甲兵之父」美譽,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畢業的抗日名將徐庭瑤將軍(與張治中、白崇禧、許崇智等為同期同學)延攬,進入機械化學校(日後改名為裝甲兵學校)訓練中國的第一批裝甲部隊,所以與我父親一樣,也成為裝甲兵的創軍「元老」之一。

1936年元月,那位當年親自主持過第一批中國軍事留學生在英國桑赫斯特皇家軍校畢業典禮的英皇喬治五世駕崩,繼承王位的愛德華八世「不愛江山愛美人」,加冕不到一年,就將皇位禪讓給他弟弟喬治六世﹝現今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父親﹞,放逐自己到法國去做寓公﹝溫莎公爵﹞了。喬治六世也就是奧斯卡金像獎名片「王者之聲」(The King’s Speech)裡的那位原本患嚴重口吃毛病的國王。1937年四月喬治六世的加冕大典,中國派出由孔祥熙領銜的特使團去倫敦祝賀,胡獻群擔任特使團的少校陸軍武官。

抗日戰爭時,胡獻群將軍曾擔任裝甲兵的上校團長,1943年任中華民國駐北非觀戰團團長,觀摩在美國巴頓將軍與英國蒙哥馬利元帥指揮下,盟軍在北非之戰鬥。抗戰結束前一年,回到機械化學校任少將教育長。1947年5月,機械化學校改組為裝甲兵學校,胡獻群擔任中將教育長。同年十月,升任校長。

遷台後,胡獻群曾擔任過陸軍總部參謀長,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等要職。1966年病逝於台北。

李申之

李申之將軍是湖南邵陽人,是黃埔島上的六期砲兵科畢業生。留學歸國後,就一直在高射炮部隊任職,抗日戰爭時期快速升遷至滇黔防空區少將指揮官,統領九個團的高炮部隊。從1943年直到抗戰勝利,李申之還擔任過國軍駐印度遠征軍總部的副參謀長。勝利後進入聯勤總部任物質處處長。

李申之將軍在國軍中任職時,思想可能已有點兒左傾,曾包庇過幾個已暴露身份的中共潛伏份子順利脫逃,自以為對中共「有功」,所以1949年並未隨國府赴台。中共政權成立後,據說李將軍還被延攬為高級軍事技術教官。豈料他於1951年某日在返湖南邵陽老家省親之際,竟突遭當地中共鄉級單位以「肅反」罪嫌逮捕,他百口莫辯,未經審判,居然被貪功的芝麻小黨委草草就地槍決,「冤」死在老家親戚眼前。一直到六十多年後的今天,都還未被中共「平反」。

倪福欣

倪福欣將軍是江蘇南匯人,留學歸國後,與胡獻群及我父親等,被徐庭瑤將軍延攬,進入交輜學校(機械化學校前身)任職。顧名思義,當年交輜學校除了裝甲兵之養成教育之外,也包含一般軍車之維修與駕駛訓練,倪福欣就是負責這一方面的人才培育。

抗戰時期,倪福欣擔任軍事委員會運輸統制局少將教育處長。運輸統制局主要任務就是維持滇緬公路的暢通與運輸車輛的維修,以保障戰略物資的補充,不致受中國沿海港口被日寇封鎖之影響。

據我父母親的回憶,倪福欣將軍沒有下過「野戰部隊」,為人十分低調,憨厚地、默默地守在自己的技術工作崗位直到退休。我年幼時,在台灣鳳山家中見過來訪的倪將軍數次,記憶中他那時擔任陸軍總部少將高級參謀,來台後不久即退休。

倪福欣將軍的外孫吳統雄博士,在台灣大學與世新大學資管系任教多年,是台北學界知名人士。

嚴伯俊

嚴伯俊是江蘇泰興人,留學歸國後,曾在工兵學校任教職。我遍查抗日戰史,就是查不到他的下落。由於從七七事變到南京淪陷的短短五個月時間,自黃埔六期到黃埔十期畢業的中、低階軍官就陣亡了百分之四十,嚴伯俊也很可能在早期陣亡將士之列。但願他的後人見此文後,能提供一些他的事跡與大眾分享。

謝肇齊

謝肇齊將軍是我父親,福建武平人,畢業於南洋愛國華僑義商陳嘉庚先生所創辦之義學「廈門集美師範學校」。在校時,讀過一本手抄本的「三民主義」,登時對孫文的革命事業十分嚮往。畢業後返回家鄉,在武平中學教書,盡完兩年師範義務後,於1926年,夥同在集美師範結識之同學林豐炳(福建長汀人),徒步到黃埔島從軍,兩人皆編入六期騎兵科。國府遷台之初,駐守台北市郊的第十一師(衛戍師)師長,正是林豐炳將軍。

我父親留學返國後不到兩個月,就被徐庭瑤將軍延攬,進入機械化學校任職,擔任該校首任學生與學員大隊的大隊長。所以幾十年來,在海內外多次偶遇「老裝甲兵」人,他們都會異口同聲地告訴我:「你知不知道?你父親是創建中國裝甲兵的元老之一耶!」。

抗戰中期,我父親與摯友龔愚將軍奉何應欽將軍命,開創了全國聞名的陸軍扎佐演習場工程處(就是新兵訓練中心,容後詳述),任副處長並兼任機械化練習團團長,一年後升任處長。所以在1944年底奉命率演習場全體官兵打「獨山戰役」之前,他都是在訓練單位服務的。

打完「獨山戰役」後不久,我父親被何應欽將軍調到他的辦公室任外語參謀,兩年後被國防部選送到美國堪薩斯州的陸軍指揮參謀大學受訓一年。至於在他受訓完畢返國後所經歷的三個兵荒馬亂年頭裡所發生的事,是我在台灣成長時,經常聚精會神地聽父親當作故事講的,也是好幾萬字都寫不完的,就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了。

到台灣初期,我父親陸續在陸軍步兵學校與黃埔軍校擔任教育長,1954年被派赴美國考察軍事教育。返國後,在老總統已當面告知,即將赴台南接任第八軍軍長之際,又接到老總統第二道手令,改為接任黃埔軍校校長,也就是黃埔校史上的第五任校長。民國四十三年起進行的國軍基礎軍事教育全盤西化,就是從我父親在黃埔軍校校長任上,自27期開始,仿美國西點軍校學制,將黃埔軍校改成畢業後授予學士學位的四年制時展開的。

也就是我父親在黃埔軍校校長之任內,老總統將長孫蔣孝文送進黃埔軍校28期受訓,但蔣孝文只讀了一個學期就藉口鼻疾而退學了。其實蔣孝文不慣嚴格的軍隊生活是退學主因,他在校期間我父親確實沒有因為他的出身而特別通融,事實上,蔣家也從沒有要求給予蔣孝文任何特殊待遇。但是蔣孝文退學後不到三個月,我父親就被調離黃埔軍校,去就任陸軍總部戰略計劃委員閒職達兩年之久。去職原因外間傳言甚廣,大都認為我父親是因沒照顧好蔣孝文而遭「整肅」,這傳言就難免對兩位蔣先生頗有微詞。

自從台灣解嚴後,許多海內外報章雜誌對這事件的報導,更是一面倒地同情我父親,這對兩位蔣先生難免失之公允。若是把幕後真實原因細說從頭,這又將是一篇好幾萬字都寫不完的故事,也超出本文之範圍,還是以後慢慢再寫吧。

蔣孝文退學近兩年後,老總統啟用我父親參與籌備國防研究院(見後面的報導),事後也曾授予總統府參軍職,在他身旁工作了一年多。

我父親是1965年,在三軍聯合參謀大學中將教育長任內自軍中退休的,1992年才離台來美國依親。1995年九月在舊金山辭世,享年九十有一。

較後期的留英軍事留學生

以後的數批留英軍校學生中,不乏日後頗有成就者;

余伯泉

余伯泉將軍是生於廣東台山的香港人,香港拔萃英文書院畢業後,自費進入桑赫斯特軍校,為當年在校華裔中唯一的非黃埔畢業生。皇家軍校畢業後又進入劍橋大學深造,得法學碩士學位。返國後從軍,敘同陸軍官校八期畢業。

初返國時,余伯泉因為是香港長大的,英語十分流利,被延攬到軍委會任翻譯官。但是在軍中任職,若是沒有「下部隊」從基層幹起,是很難遷升的。所以余伯泉就與我父親聯繫,到扎佐陸軍演習場任職,一直升遷到上校團長與演習場副場長後才返回重慶軍委會。

來台後,大約是在1953年中,為加強與美國的軍事合作,老總統曾指派三位英語流利的將領連袂訪美,目的是研究美國軍官的一貫養成教育。這三位是國防大學教育長余伯泉少將,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校長黃占魁少將,與黃埔軍校教育長謝肇齊少將(我父親),他們都是英國皇家軍校畢業生,日後也都在實行國軍軍教全盤西化時作出貢獻。

余伯泉將軍後來曾任首席副參謀總長,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校長等要職,是這批早期留英軍事留學生唯一晉升上將的。

龔愚

龔愚(樂愚)將軍是貴州務川人,為黃埔六期砲科畢業,是何應欽將軍鄉親,曾創辦抗戰時期全中國最新式,也是規模最大的新兵訓練中心,就是那遠近馳名的陸軍扎佐演習場工程處,並擔任首任處長(師長銜)。來台後,曾任陸軍步兵學校校長,國防部第五廳廳長,三軍聯合參謀大學中將教育長,總統府參軍等要職。

龔將軍與我父親不但是黃埔六期同學,入伍時也是同一個連隊的鄰兵,直到分科時才分開,龔將軍是砲兵科,我父親是騎兵科。兩人又是英國桑赫斯特皇家軍校的前後期同學,在英國時兩人就已是橋牌搭擋,數十年來交情之篤,往來之密切,有如親兄弟。兩人之橋藝亦不俗,當年的國防部長俞大維博士(曾國藩的外曾孫)就曾多次邀他倆「橋敘」。在我的記憶中,他們也常陪伴他倆的好友胡宗南將軍,以橋局排遣胡將軍失意的歲月。在我父親口中忠勇而仁厚的胡宗南將軍,是我十分景仰的國軍早期名將之一。

龔愚將軍之夫人(我自小喚她為龔伯媽)周青蘭女士,是貴州獨山人,十分能幹,遷台之初,軍眷們都過著清苦的生活,身為將軍夫人亦不例外。但龔伯媽自幼就耳濡目染,會醃漬「鹽酸菜」,常自製鹽酸菜待客,迭獲佳評。所以親朋好友都鼓勵她設工廠大量生產,這就是民國四十年起,在台灣以「青蘭家庭食品工業社」為公司所產製的罐頭食品「獨山鹽酸菜」。價廉物美,風行全台,喜食川湘黔辣味的人爭相購以佐餐。龔家就此賺了一筆錢,生活也較寬裕些。

龔將軍夫婦更是我這輩子的救命恩人。話說從頭,我三歲左右時,我的舅媽司靜淳女士借住在我家一年多,她那時尚未生育,非常喜歡孩子,所以在那兵荒馬亂的歲月,是她成天抱著我,看護我。有一天舅媽發現咳嗽時痰中帶血,延醫診治,證實是患當年死亡率非常高的肺結核。所以我小時後一度患肺結核,極可能是舅媽傳染的。當然,我這不是在追究舅媽,因為傳染病不是人所能控制的。舅媽後來在余耀飛舅舅從東北勦共戰場回來後,雙雙遷回湖南長沙娘家,生了一個女孩,也就是我從未見過的表妹。大陸淪陷後不久,舅舅被中共在「肅反」時處死。因音訊隔絕,我們是三十多年後才得知惡耗的。由於舅舅是母親唯一的親弟弟,與她相依為命的長大,姐弟情深,當時已僑居舊金山的母親傷心欲絕,花了不少廣告費託表弟范陶正在湖南的各報紙登尋人廣告達半年之久,始終沒有找到我舅媽與表妹之下落。

扯出這些陳年舊事,無非是要講述龔將軍夫婦如何救我小命一條的故事。1950年我們剛由九龍難民營遷到台灣時,我已經被發現有明顯的肺結核之病徵,我的結核病是「非開放性」的,也就是說不會再傳染給別人的,不需要隔離治療,在家療養即可。但我病況日益嚴重,一般肺結核藥物在我身上之效果不彰,我身子十分虛弱,瘦骨嶙峋,只得休學。在群醫束手,眼看小命不保之際,遇到一位在高雄二總醫院服務,剛由美返國的軍醫蘇言真博士(前中華民國空軍總司令,抗日空軍名將司徒福將軍之妹夫),他告訴我父母,二戰後美國有位生化科學家,也就是後來因這一傑出成就而得到1952年諾貝爾醫學獎的魏克斯曼博士(Selman A. Waksman),研製出一種名為璉黴素(streptomycin)的新藥,這是全世界有史以來第一種抗生素特效藥,對肺結核而言,絕對是藥到病除。問題是這款新藥非常昂貴,一付針劑約合兩千元新台幣。以當年的黃金價格計算,那是一兩黃金的價格,更何況一個療程需要打十二付針劑,不是我父母能負擔的。

就在我父母親一籌莫展之際,龔將軍夫婦挺身而出,託在美國之友人,買了十二付璉黴素針劑,連同運費大概花了將近兩萬五千元新台幣,折合當年約十二兩黃金之價格,也相當於龔伯媽賣「獨山鹽酸菜」一年的收入,慷慨地送給我治病。可能因為我年紀小,僅施打到第五劑璉黴素時肺結核已痊癒,但我還是繼續打到第六劑後才停。剩下來的六劑璉黴素捐給了醫院裡另一位不知名患結核病的孩子。龔將軍夫婦的菩薩心腸,一次救了兩個人,也是我一輩子銘感在心的。

因璉黴素對人類身體之毒性太強,嚴重者會導致失聰(幸好我沒有遭此厄運),現在已全盤停用,只有偶爾施用在特例上,因為肺結核早已有其他的藥物可治了。

想是機緣,也是巧合,龔愚將軍有個外甥女,一位小時候被我們暱稱為「五妹」的任旭江(龔將軍胞妹龔慧之女,也就是當年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任覺五先生的第五個孩子),竟然成了我後來在成功大學電機系57級的同班同學,上一代的友誼也就這樣子延續到今天。

龔將軍在七十年代初期,病逝於台北。

唐君鉑

唐君鉑將軍是廣東中山人,是軍校九期工兵科出身。桑赫斯特軍校畢業後,亦如陳廷縝,因理工科成績特優,進入劍橋大學深造,得機械碩士學位。全面抗戰開始後始返國。先是應我父親之邀請,在我父親主持的扎佐演習場工程處任機械化練習團上校團長,後來因為具有豐富且先進的科學知識,被調到「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從此成為老總統最核心的科技幕僚之一,他的職位與官街常被用以掩飾他的實際工作,也就是為台灣發展核彈與飛彈等高科技武器。

1948年初,在國民黨敗相已顯時,有一天老總統問他:「君鉑,我們若是被迫離開南京,你看我們應該往那裏走最安全。」唐君鉑回道:「去台灣!」老總統再問:「為什麼?」唐將軍答道:「以二次大戰時納粹德國的強盛軍力,尚無法越過狹窄的英倫海峽征服英國,以中共現有的軍力,更是無法橫渡較寬的台灣海峽。」老總統聽得頻頻點頭。「去台灣」從此成為國府決策。

唐將軍一生之成就非凡,常被譽為台灣版的錢學森。他擔任過總統府參軍,陸軍兵工署長,國防部參謀次長,軍銜皆為中將。這些職位都不彰顯他的實質工作,直到他名符其實的專任中山科學研究院(中科院)院長。院長一職為上將銜,但是唐將軍從未要求晉升,以免引發外界對中科院之注意力,其為人與行事之低調,可見一般。在台北任職的留英軍事留學生偶有餐敘,唐將軍都會出席,當他與老同學聊天時,絕口不提任何「公事」,可見唐將軍工作之機密性。

1989年唐將軍在台北辭世。

黃占魁

黃占魁將軍是湖南湘潭人,軍校八期交通科畢業,留學歸國後,也曾在扎佐演習場工程處做過機械化練習團上校團長。後來曾擔任過陸軍運輸司令,陸軍參謀大學校長,國防部後勤參謀次長,聯勤總部中將副總司令等要職。他也是與我父親交往比較密切的朋友。

1984年黃將軍在台北辭世。

唐鐵成

唐鐵成將軍是湖南零陵人,返國後即進入機械化學校訓練裝甲部隊,也是創建中國裝甲兵的元老之一,日後也曾被我父親延攬到札佐陸軍演習場任機械化練習團上校團長。抗戰中期,以少將軍銜,任裝甲兵印度藍迦畝訓練營副主任,我父親隨同徐庭瑤將軍於1943年飛印度視察藍迦畝基地時還見過他。唐將軍不幸於1944年罹病客死異鄉,其在印度之墓園至今仍保持完整。


其他的同時期留歐軍事留學生

同一時期留歐的還有留義大利的鄭為元,留法的蔡慶華、郭彥、廖耀湘、蔡仁清,留英的皮宗敢,留奧地利的柴釗等。蔡慶華將軍與郭彥將軍都是在返國後進入機械化學校任職,也都是創建中國裝甲兵的元老。其中鄭為元將軍與廖耀湘將軍是我在此要特別介紹的。

鄭為元

鄭為元將軍是安徽合肥人,中央陸軍官校八期步兵科畢業,是國軍中少數留學義大利軍校的軍事留學生。留學歸國後,在步兵學校與中央訓練團等單位工作,沒有下部隊帶兵。雖然仍是為國效力,但是沒有當帶兵官的資歷,在軍中的傳統上,遷升較不易,但是鄭將軍在訓練單位的聲譽卓著。所以大約是在1944年初,我父親邀請鄭將軍到扎佐演習場工程處給學兵們講習,旁聽之下,認為鄭將軍學養俱優,乃力邀他到扎佐演習場任職。鄭將軍欣然同意,我父親委以步兵第二團上校團長之職位,於當年七月到任,這就使他有了下部隊帶兵的資歷。

1944年底,鄭將軍就職不久,獨山戰役爆發,孫元良將軍奉令率二十九軍迎戰,但是二十九軍正在整編中,不是一個完整的部隊,所以在扎佐演習場訓練中的數千新兵,就撥歸孫元良將軍直接指揮,成為戰役中之勁旅,會同友軍九十八軍,在綿延數月之戰役中,擊潰日軍兩個精銳師團,保住了陪都重慶。鄭將軍正是二十九軍中的一位團長,參與血戰。

鄭將軍日後在台灣擔任過許多重要軍職,包括陸戰隊司令,軍團司令,聯勤總司令(升上將),副參謀總長,國防部長等職。但是無論他的地位多高,都與我父親一直保持友誼,每逢過年時,還親自拎著禮盒到我家造訪他的老長官,他的念舊,頗令我父親感動。憶及父親1965年從軍職退休後,直到1992年移居美國為止的二十七年間,鄭將軍對他的照應從未間斷,也常在閒聊中敦促我父親把他在扎佐演習場以及任陸軍官校校長時,對國軍訓練現代化所作的努力,以回憶錄方式寫下來,交付軍史館存檔。退休後的父親無權無勢,鄭將軍當然不是來巴結他或是有所求而來的,這份友情,也正反應出鄭將軍為人之極端忠厚,對朋友之有情有義,顯非常人所能及。

1989年鄭將軍在李登輝繼總統位後,卸下國防部長職,離職時,李登輝為巴結軍方將領,打破了國軍建軍以來之傳統,凡曾任國防部長一職的將軍,每位皆頒授青天白日勛章一座。可是政府有明文規定,青天白日勛章僅頒授給戰場上立過特殊功勛者,不是隨便亂頒的。鄭將軍不認為自己有資格得青天白日勛章,所以從不展示外人,穿軍常服時胸前亦不配青天白日勛表,以示對真正戰場英豪的尊崇。真是頂天立地的革命軍人典範!

1993年,鄭為元將軍病逝於台北。

廖耀湘

廖耀湘將軍是湖南邵陽人,黃埔軍校六期騎兵科畢業,與我父親是同科同一個連隊的好友。廖將軍與蔡慶華、郭彥、同時去法國聖西爾軍校(Saint-Cyr Academy)留學,成績特優,以全校第一名成績畢業的,是名副其實的「華人之光」。返國後廖將軍被中央軍校留任隊職官,一直到抗戰開打時,還隨同軍校師生編組成的「教導總隊」參加了淞滬戰役與南京保衛戰。激戰中,他堅持不接受戰地指揮官唐生智的撤退令,在唐生智倉皇棄職出逃後,仍繼續作戰,直到12月13日南京淪陷,廖將軍攜械躲藏在一間寺廟中,意欲與前來搜查之日本兵同歸於盡,後因不忍牽連收容他的寺僧而作罷,十餘天後才脫險渡江歸建。

抗戰中期,廖耀湘將軍在崑崙關戰役斃日寇六千,積功升任青年軍新22師少將師長,率軍遠征緬北,擊潰日軍精銳之十八師團,殲敵一萬兩千人,其中傷亡者有部份是日軍在台徵召的台灣兵。新22師後來擴充為新六軍,與孫立人將軍帶領之新一軍併肩作戰,同為抗戰後期之長勝軍。

國共內戰時期,新六軍與新三軍合併為九兵團,廖耀湘將軍任中將兵團司令,是黃埔六期升遷最快之帶兵官。可惜在東北的激戰中,因潛伏於國防部的兩名共諜,作戰次長劉斐與主管軍隊調度的第三廳廳長郭汝槐之刻意策劃搞鬼,誘使九兵團陷入人員優勢之共軍重重包圍,廖將軍兵敗被俘。

1961年,中共故示「德政」,將關在功德林戰俘營的國軍高階戰俘釋放,廖將軍是其中之一。但是在隨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又任由紅衛兵肆意欺辱這些前戰俘。廖耀湘將軍於1968年的一場紅衛兵批鬥會中,遭凌虐至死。一代抗日名將,下場可謂悽慘。

留英軍事留學生巧與張學良同船返國

張學良曾於1933年,以幾個月的時間去歐洲考察軍事。周遊各國後,於當年的12月15日,在訪問行程最後一站的義大利登上郵輪「昆特帕爾特號」啟程返國。乘坐同一艘郵輪返國的,有十位從英國啟程的中國的青年軍官,我父親謝肇齊就是那十位中國青年軍官之一。他們是老總統於1928年北伐統一中國後不到半年,在剛畢業不滿一年的黃埔六期五千多畢業生中,所考選出的四十位第一批軍事留學生,其中進入英國皇家軍校學習的十一位,但此次回國的留學生只有十位,因為有一位理科成績特優的留學生陳廷縝,被轉去劍橋大學繼續攻讀物理與機械學位(見前段有關陳廷縝之部份)。

當這群留英中國青年軍官得知是與少帥同船返國時,都十分興奮。他們也都知道,1928年少帥在東北易幟,是促成北伐成功,中國得以迅速統一的重要因素。少帥只比這批青年軍官年長五、六歲而已,在被告知他們是第一批學成返國的國軍菁英後,立即熱忱地款待他們。性格豪爽的少帥,很快就與這群青年軍官們打成一片。在1934年元月八日船抵上海之前,少帥經常請他們同桌用餐,餐後飲酒聊天,直到深夜。

我父親對少帥的印象,即使在一甲子後仍然十分鮮明。少帥對在中國東北肆虐,又還謀殺他父親張作霖的日本鬼子恨之入骨,時常在講到激昂處,聲淚俱下,令人動容。少帥在1936年12月12日所發動的「西安事變」,肇因也就是墜入了共產黨精心設置的騙局,誤以為他的把兄蔣委員長沒有抗日的決心,想要劫持並逼他停止勦共,轉而立即聯共對日宣戰。

老毛在1936年10月流竄到陜北,投奔早已極端同情共產黨的陜西省主席楊虎城。這楊虎城個性耿直,是最容易被老毛騙得團團轉的那種老粗,幫會出身的他,其周遭的親信早已被共黨份子滲透,連他的老婆謝葆真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

老毛好不容易逃到陜北喘了口氣,眼看國民黨的軍隊已逼近延安,他心知肚明,想要活命只有用騙的,所以才冠冕堂皇的說什麼要聯合國民黨的軍隊一齊抗日。胸無城府,一心想要殺鬼子報父仇的少帥,很容易地就上了當。

「西安事變」的經過,坊間的報導已是多得讓人看得眼花撩亂,我也就不必在此多浪費筆墨。重要的是,在當少帥看過他把兄的日記後,才知道蔣委員長不但有抗日的決心,而且積極地在「鴨子划水」,不動聲色的悄悄厚植抗日軍力。老總統在北伐成功後,立即選送軍事留學生去歐洲學習,就是其中一例。

「西安事變」後,少帥雖遭長期幽禁,但實際上並未遭虐待或迫害,老總統派出精銳的衛隊來「看守他」,一方面是不讓他還有接觸中共的機會,以免再遭欺騙。另一方面也是在兵荒馬亂之中,保護少帥的人身安全。

到台灣以後,少帥在島內的行動與友朋之交往,其實是享有相當程度自由的,只是不許他出國而已,以免又遭中共蠱惑,像李宗仁一樣被騙回大陸當統戰工具。當然平日還是有衛隊如影隨形地「保護」他,據我所知,老總統夫婦不但常與少帥同在士林「凱歌堂」做主日崇拜,有時也會邀請少帥夫婦在禮拜完畢後到士林官邸聊天,甚至還常一道共進晚餐。蔣經國更不時專程探訪遭「幽禁」的少帥夫婦,體貼的噓寒問暖,這算是那門子的「幽禁」!

李登輝把少帥夫婦從「幽禁」中「解放」到美國夏威夷後,他的行動已完全沒有限制。為什麼一向把少帥捧為「民族英雄」、「救命恩人」的中共,不知花費了多少心力,就是沒法說服少帥「榮歸故里」呢?

我想他心裏有數,都是由於他的受騙,讓國民政府錯失消滅老毛的良機,讓中共坐大,讓在世界人類歷史上已被徹底唾棄的共產主義在中國橫行至今,讓中華五千年固有文化蒙塵,讓中華民族歷經史上最大的浩劫,讓數億炎黃子孫遭毛政權殘害!是的,少帥知道,他要真是回中國去接受中共英雄式地歡迎,他將會在中華民族史上永留臭名的!

一個歷史事件固然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解讀方式,但是在資訊發達的二十一世紀,近代史文件都白紙黑字地交待得清清楚楚,由不得任何人肆意造假。擅於顛倒黑白的中國共產黨,終將淹沒在優良中華傳統的歷史長河中!

群英會集於貴州札佐陸軍演習場

軍事留學生們在抗戰時期,對苦難中培育他們的國民政府最大之回饋,應該是他們集體在扎佐陸軍演習場的貢獻了。

話說抗戰中期,大約是民國二十九年中,當時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有鑑於各戰場上之中國士兵,絕大部份是由農家徵召來的,不僅是素質相當落後,毫無實戰經驗,武器裝備也比日軍差太多,乃接受第二期留英軍事留學生龔愚將軍(我父親在黃埔及桑赫斯特軍校的同學)之建議,在貴州扎佐成立了一個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新兵訓練基地,名為「軍政部扎佐陸軍演習場工程處」。我父親應邀擔任龔愚將軍之副手(工程處副處長兼機械化練習團團長),一年後,龔將軍被何應欽將軍調升至軍政部任要職,我父親則繼任扎佐演習場工程處處長並晉升少將。演習場前後辦了四年多,我父親是第二任、最後一任、也是任期最久(逾三年)的演習場工程處處長。

扎佐演習場地跨今貴州省修文、白雲、息烽三縣,西起修文縣城,東經陽明洞、馬家橋至扎佐。北起息烽縣城和九庄,南達白雲區麥架。抗戰時期,這札佐陸軍演習場是全中國唯一的軍政部直屬新兵訓練單位,是替全體陸軍操練新兵的地方,有別於當時的軍中傳統,任由各戰鬥單位自行招兵(或拉伕)練兵。舉例而言,孫立人將軍就在離札佐不及百里外,訓練他自己統率之稅警總團,練出來的士兵是孫將軍「自用」的。

這「軍政部札佐陸軍演習場」匯集了相當多的歸國軍事留學生來共襄盛舉,是抗戰時期非常有名的一個新兵訓練單位。在編制上,演習場工程處是等同一個加強的師級單位,屬下部隊包括步兵試驗團、普通步兵團、機械化(工兵、裝甲兵)練習團等三個團,再加上工程處直屬的山砲連、民工連、通信連等。工程處並仿照師的編制,設有設計(参謀)、工程、總務、經理、會計、文書各科及軍械庫、醫務室、特别黨部、模型工場和農場等單位。

龔將軍與我父親當時網羅了很多曾在國外留過學的軍官到扎佐演習場來共襄盛舉。我的初估,有超過四十位從各國學成返國的軍事留學生,都曾在演習場短期或長期地服務過。這群歸國留學生在出國前都是剛剛才畢業於黃埔軍校,全是少尉官階,在部隊基層擔任排長或在軍校任低階隊職官。四年留學歸國後,都被統一授予少校官階,在部隊擔任連長或在各軍事學校擔任教官。但是在各單位服務的歸國留學生都有一個共同之困擾,因為他們新引進之部隊治軍理念,與中國軍方傳統是有一段距離的,讓他們每有「掣肘」之感。演習場成立後,不僅讓他們有一個展現在外國所學之機會,也得到同是留學歸國的長官(龔愚將軍與我父親)之充分授權,用「如魚得水、如鳥翔空」差可形容他們得心應手地一展所學之快意。

在演習場服務的軍事留學生們幾乎都是在服務扎佐演習場時拿到上校團長資歷的,其中有數位曾任團長者,日後在軍中擔任過要職,如余伯泉上將(留英,曾任副參謀總長執行官),唐君鉑將軍(留英,有劍橋大學機械工程碩士學位,曾任中山科學院院長,堪稱台灣導彈及核彈研究發展之父),鄭為元上將(留義大利,日後曾任國軍之總司令、副參謀總長、國防部長等要職),胡炘將軍(曾任老總統之侍衛長及裝甲部隊司令等職),劉廉一將軍(舟山群島防衛司令官,國防部次長),黃占魁將軍(留英,陸參大校長,國防部次長)等。

演習場以西式訓練法練兵,也第一次引進以活動靶來訓練射擊,加強士兵實戰演習,工兵練習搭橋渡河,裝甲兵操演在各不同地形應用之戰術,教導新兵使用與維修各式輕重火器等。我父親還親自撰寫了數本輕重機槍之使用與維修手冊,這些手冊直到民國四十年代初期,還廣泛在國軍中使用。蔣委員長,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以及各戰區司令長官,各集團軍總司令等,均曾親臨扎佐演習場參觀,讚譽有嘉。並著令全國各戰區選送士兵參訓,結業後,立即回原所屬單位,投入各抗日戰場,成為「種子教官」,大幅提升了當時國軍之戰力,頗得各戰區司令長官們的好評。抗戰後期,國軍愈戰愈勇,以前自誇「三個月亡華」的日寇,打了將近三乘三年的仗,還征服不了小日本口中的「支那」,同時也「發現」中國軍隊似乎愈來愈難纏。其實,中國軍隊的訓練愈來愈精良也是不可否認的。

抗戰末期,民國三十三年中,日寇已是強弩之末,為打開僵持不下的中國戰區戰局,日軍突然集中兩個精銳師團,孤注一擲,由廣西北上,妄圖經由因依靠山險而無重兵防守的貴州,直撲陪都重慶。起初日軍一路勢如破竹,戰況十分緊急,蔣委員長召令第三方面軍司令長官湯恩伯將軍來節制黔、桂、湘三省戰事,除急調正在四川整編之孫元良部至黔南,並着令我父親率領他屬下的一師新兵(其中第一團團長為劉廉一將軍,第二團團長為鄭為元將軍),分別與九十八軍及二十九軍部合併(我父親任九十八軍副軍長),參與獨山戰役,這批訓練精良的部隊會同友軍,勇猛的與戰場經驗豐富且裝備大佔優勢的日軍纏鬥,獨山數度淪陷後又數度被光復,幾被夷為平地。戰役歷時數月,最後國軍終於澈底擊潰欲北上進犯重慶之日軍師團,解除了陪都危機。集團軍總司令孫元良將軍亦因獨山保衛戰而榮獲青天白日勳章。

被徵調參與獨山戰役時,扎佐陸軍演習場就算是正式撤銷,一段早期國軍蓽路藍縷的現代化過程,就此走入歷史。

軍事留學生們參與籌組的國防研究院

隨國民政府遷到台灣的軍事留學生們,他們最大的貢獻,除了唐君鉑將軍領導的中山科學研究院,為中華民國的國防武器研發有極大之功勞外,有一部份軍事留學生也參與了國防研究院之籌備工作,為1960年以後,台灣的「經濟起飛」奠定紮實的基礎。

經過那遷台後的前十年之動亂年代後,老總統為實踐他自己的口號「建設台灣,使之成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於1959年初,下令在陽明山成立「國防研究院籌備小組」,集黨、政、軍之菁英籌建國防研究院,以之為國家建設的最高人才培育機構。籌備委員大概有四、五十位之眾,囊括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與台灣省政府各官員在內之政要。以「黨」與「軍」配合「政」,為國家規劃未來。在眾多的籌備委員中,軍方委員包括三位留英的軍事留學生,龔愚將軍、唐君鉑將軍、加上我父親。而我父親更是其中常駐陽明山的十二位籌備委員之一。

聽起來國防研究院像是一個軍事機構,但實質上是集政壇菁英份子於一堂,以研討「國家經濟建設」為目的,文職學員甚至多於軍職學員,這也是日後台灣軍、文交流的起點,逐漸將一些高階軍官融入民間政壇。

在一年的籌備期滿後,國防研究院在陽明山成立,由老總統親自遴選第一期的受訓學員,一些後來在台灣政壇上與經濟建設時期舉足輕重之領導人物,包括當時的台灣電力公司總經理孫運璿(日後的行政院長)與省府民政廳長連震東(日後的內政部長)在內,都成為國防研究院第一期的學員,全體住在陽明山上的實踐學社宿舍裡受訓近一整年。事實上,非軍方的前幾期國防研究院受訓學員,幾乎全都是台灣在「經濟起飛」年代的政壇主導人物。

由國防研究院的最後一期(十二期)受訓名單看來,國民黨那時早已在積極培養它領導階層的新生代,因為連戰與徐立德等都赫然在列。但是自前幾期以後,原先的一年受訓期間也縮短為三個月了。

我父親是代表軍方的第一期受訓學員之一,胡宗南將軍也在其中。據我所知,胡將軍原訂是在國防研究院畢業後,接掌陸軍總兵符,擔任陸軍總司令的。由於胡將軍是軍方有名的「鷹派」,之前曾化名「秦東昌」,親自主導了數十次秘密的「反共救國軍」在大陸沿海的騷擾性攻擊。所以若是任命胡宗南將軍為陸軍總司令,當年頗具影響力的駐華美軍顧問團認為胡將軍會引發美、中大戰,所以在美方強力介入反對這項人事安排下,胡將軍只得回任總統府戰略顧問之閒職,不數年即鬱鬱以終。

在我父親受訓的國防研究院第一期,我知道學員們除學科之外,還必須學會在每日清晨起床後打「太極拳」健身。這也養成他從此以後每天都至少打一趟太極拳的習慣。第一期畢業的學員們在往後的三十多年中,每年都會相聚聯誼至少一次,孫運璿先生是他們之中位階最高的,宴會也常由他私人作東(從未動用公款)。幾十年後,全國各階層人士不分黨派,對他的廉能,與他對台灣的無私奉獻,都還是一片讚揚之聲。

曾在國防研究院受過訓的學員,雖然現在多已去世,或已全部遠離政壇(所有各期學員中,1936年出生的連戰,算是年紀最輕的一位),但是他們之中有不少是對台灣日後政經發展有極大貢獻,在中華民國歷史中是該記上一筆的。

後記

我父親與他那一輩的一群軍事留學生,默默地在自己崗位上付出了他們的青春,只有很少量報導他們的文字流傳於世,希望這篇文章能將他們的事跡在歷史上留個紀錄,以慰我這些叔伯們的在天之靈。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革命世代已經走入歷史,我自己這一代的「保釣憤青」也逐漸凋零,可是中國人民的苦難並沒有隨朝代與政權的更替而完全消失,十三億人口仍然在極權統治下,「改革開放」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該如何引導華夏子民平安渡過這二十一世紀,還有賴分治於海峽兩岸的領導人之睿智。但願我們的下一代,是炎黃子孫在世界歷史舞台中,讓中華民族再度揚眉吐氣的一代!

謝行昌,2014年4月完稿於美國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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