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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大量流落街頭 紐約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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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3月12日訊】(大紀元記者鐘鳴紐約報導)3月10日早上11點20分,卡皮歐女士(Berta Carpio)走在去教堂的路上,一名騎著自行車的男子莫名其妙地罵她、問道:「你在看什麼呢?」卡皮歐沒有理會,繼續往前走,但男子朝她扔磚,並拽著她的連帽衫,掏出刀子朝卡皮歐扎了數刀。

警方最後查明,這名男子為23歲的狄龍(James Patrick Dillion),當天他把整個皇后區攪得雞犬不寧。就在扎傷卡皮歐3個多小時以後,狄龍扎死了55歲的帕托哈斯(George Patouhas)。接著,他在酒莊內把汽油噴到兩個人身上,並點火燒著了其中一名62歲的遊民。

警察花了幾乎一整天搜索狄龍,最後在他家附近找到了他,並朝他開了7槍,最後將他逮捕歸案。警方表示,開槍的原因是因為狄龍不肯放下手中的刀子。

三位受害人與狄龍並無過節,狄龍為什麼要攻擊這些人呢?原因很簡單:他患有嚴重的精神病。他的家人告訴警察,出事的這段時間,狄龍正好沒有在治療。

從精神病院到街頭

根據警方的統計,在1月1日至26日之間,紐約市的割傷扎傷案件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5%,在「隨機攻擊」式的割傷扎傷事件逆勢上升、大幅上升的情況下,人們驚訝地發現一件事情:紐約的街頭有很多精神病人。

根據市政府的統計,每五名紐約人當中,至少有一名有精神健康方面的疾病(mental health disorder)。2014財年中,關押在紐約市監獄系統的犯人,其中38%有精神病,這個比例在過去幾年中逐步上升。

為什麼精神病人會流落街頭?

《紐約時報》一篇發表於1990年的評論:「精神健康上被遺忘的教訓」(Lost Lesson of Mental Health),其中指出,在20世紀60年代,紐約州的精神病院有8萬病人,因為精神病院人口擁擠和出現虐待醜聞,改革者提議將精神病院裡的人放到社區治療,這一做法被稱為「去住院化」

(Deinstitutionalization)。這一提議被州政府所採納,到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紐約州精神病院的患者人數劇減到2萬人。

從1993年11月的一件事情中,可以看出當時州政府的思路:當時紐約州長老庫默(Mario M. Cuomo)與州議會達成協議,關閉五家精神病院,其它精神病院的床位減少2,400床。這一計劃可以節省2.1億美元,其中的1.8億美元作為提供精神病人治療、康復、職業培訓,另外3,000萬用於無家可歸和有酒癮及毒癮的精神病患。

二十多年過後,這些從精神病院轉移到社區的精神病患並沒有「融入社區」,與政策制定者的預想恰恰相反,他們去了兩個地方。「在精神病院關閉以後,精神病人最後有兩個結局:成為遊民,或者是進了雷克島(監獄)。」市長白思豪說。

全國難題 紐約求解

精神病人流落街頭,並不是紐約獨有的挑戰,在全美各大城市,精神病院關閉是全國性的問題。但紐約市是第一個嘗試解決這一問題的城市。在去年11月,市長白思豪和紐約市第一夫人席琳·麥克蕾(Chirlane McCray)提出了ThriveNYC計劃,打算投資8.5億美元打造解決精神病問題的基礎設施。

ThriveNYC計劃內容廣泛,包括:(1)培訓25萬人,更好地識別精神病的症狀,理解精神病和藥物上癮的風險,以及如何提供幫助。(2)提高公眾對精神病的意識。(3)成立「紐約市精神健康公司」(NYC Mental Health Corps),這一公司將會僱傭400名臨床醫生或者是新畢業的碩士、博士級臨床醫生,這些醫生在全市高需求的社區提供服務。人員齊備的時間,「紐約市精神健康公司」可以提供40萬小時的服務。(4)召開市長精神健康會議,這一會議將在今年召開。(5)加強學校的精神健康服務,將僱傭100名精神健康顧問,在全市的學校工作。

目前,這個計劃中的一些部分已經開始實施,星期五(3月11日),席琳·麥克蕾在布碌崙宣布,有14個社區組織入選ThriveNYC計劃,這些組織將會對成員進行培訓,訓練他們如何識別精神病患者以及可能會受精神病困擾的人,並為這些人找到合適的治療。這些培訓將會依托夥伴機構的專家。這部分將獲得1,000萬美元的投資。席琳·麥克蕾表示,通過這14個社區組織,未來將會有4萬人獲得精神病方面的照顧。

草根個案工作者是關鍵

在華人眾多的法拉盛社區,「社區防範家庭危機中心」(Community Prevention Alternatives for Families in Crisis Center)是幫助有藥物或毒品上癮者、精神病患者或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草根機構,中心自從2006年2月14日成立以來,受理了超過2.5萬宗熱線電話。

「社區防范家庭危機中心」創辦人兼執行總監、民主黨社區領袖 瑪莎(Martha Flores-Vazquez)。(瑪莎提供)

在談到如何改進精神健康問題對社區的困擾時,中心創辦人兼執行總監、民主黨社區領袖瑪莎(Martha Flores-Vazquez)表示:草根的個案工作者(case worker)最為重要,也最需要投資,「我們需要個案工作者,我們需要鄰居,我們需要每一個人的參與。」

正常情況下,一個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需經過發現(報告)、治療、解除(discharge)、安置等過程。瑪莎表示,雖然精神病院已經關閉了二十多年,但現在這個環節並不是最薄弱的環節,在法拉盛附近,有法拉盛醫院(Flushing Hospital)、皇后區醫院(Queens General Hospital)、牙買加醫院(Jamaica Hospital),每家醫院都有精神健康部,雖然這些醫院的精神健康部很忙,但還沒有到人滿為患的程度。而且,如果附近的醫院無法接納,還可以轉到別的醫院去。在解除和安置的環節,也有專門的機構負責。

那麼,在瑪莎看來,這個系統最薄弱的環節是在什麼地方呢?她認為,在於能夠跟蹤整個過程、為存在精神健康問題的人提供服務的個案工作者,「有精神病患者在街上的時候,需要有人能夠識別,並撥打911報警,對方才能接受治療。精神健康有問題的人,在接受治療以後,如果還需要繼續監護,還需要個案工作者來跟蹤後續的狀況。」「即使已經由專門的機構安置了住所的出院患者,也需要個案工作者來確保他(她)到了分配的住所,而不是回到了街頭。」瑪莎說。

目前,有些個案工作者一個月要處理幾十個案子,根本忙不過來,因此,瑪莎希望能有更多的資源,直接投資到草根的個案工作者身上,「而不是把錢花在草根社區組織的管理者身上。」

責任編輯:王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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