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2月13日訊】在中共的語境下，「民主黨派」指的是除中共以外八個參政政黨的統稱，即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中國民主促進會（民進）、中國農工民主黨（農工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和臺灣民主自治同盟（臺盟）。說得好聽點，這八個政黨是參政黨，但在中共一黨專制下，無疑只是花瓶而已，因此它們又被稱為「衛星黨」。
這些「衛星黨」在中共建政前後為中共實施統戰發揮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它們雖然被中共稱為「肝膽相照」，雖然為中共立下了大功，但它們卻在中共掀起的政治風暴中，不能倖免。特別是在文革中，包括大批民主黨派高官、工商業者上層代表人物以及少數民族、宗教、華僑的頭面人物，非黨高級知識分子等都被抄家、被揪鬥。
本系列將盤點一心追隨中共被中共迫害的民主黨派高官和知名人士。本篇說的是民建中央的高官和知名人士。
民建，成立於1945年，成員主要是以在大中城市的工商企業家和經濟界的中高層人士為主，他們大多都傾向於支持中共，並與中共親密合作。早期成員有黃炎培、章乃器、胡厥文、孫起孟等。
上述這幾人都參加了中共建政前召開的全國政協第一屆會議，其中黃炎培還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不過，與其他民主黨派高官一樣，相信了中共並為之統戰的黃炎培等人，直到厄運纏身，才明白自己上了賊船。
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榮毅仁三次要求退黨
民國時期的榮氏企業赫赫有名，榮宗敬、榮德生兩兄弟白手起家，在無錫、上海等地創辦了二十多家民營企業，並以「麵粉大王」、「棉紗大王」享譽工商界數十年，對中國民族經濟影響至深。榮德生的兒子正是被中共稱為「紅色資本家」的榮毅仁。
國共內戰後期，國民黨推行的貨幣和限價政策，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榮氏家族也出現了大震盪。上海產業界人士紛紛遷資海外，尋求新的出路，榮家也不例外。榮宗敬的長子榮鴻元、榮鴻三、榮鴻慶和榮德生之子榮爾仁、榮研仁等先後離開上海，而榮德生和榮毅仁父子經再三斟酌決定留在大陸。
留在國內的榮德生和榮毅仁父子由於其特殊的背景，最開始得到了中共的扶持和重用，比如提供原料、收購產品委託加工等，榮毅仁還出任華東軍政委員財政委員會委員、上海市副市長、市工商聯副主委、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民建一至四屆中央副主任委員等職務，但在中共出於鞏固政權為目的，打著「實行私營工商業公私合營」的旗號，實則強行掠奪私有企業的工商改造運動中，不得不在1956年將祖輩辛苦創下的資產56間紡織、麵粉廠等企業統統上交。時任中共上海市長的陳毅，在大會上將其作為榜樣，宣稱「榮毅仁是紅色資本家」。
不知是看到了周圍企業家悲慘下場而讓他心有餘悸，還是對中共的毒辣已有所了解，榮毅仁先後四次申請加入中共，但卻直到1985年69歲時才被批准。
據香港《動向》雜誌報導，1951年6月，時年35歲的榮毅仁在任華東軍政委員財政委員會委員時，首次提出入黨申請。陳毅勸他時說得很露骨：「你留在黨外更方便，能做更多的事，再過10年，等你過45歲生日時，我做你的入黨介紹人。」
1957年12月，經歷了「反右」鬥爭，擔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榮毅仁，更感到加入中共的迫切性，於是第二次提出了入黨申請。可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柯慶施說：「你還是留在民主黨派、工商界中工作。你入了黨，大大小小資本家都入了黨，那我這市委書記的位子也難以坐正。」
1962年10月，榮毅仁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期間，又一次向周恩來提起陳毅說介紹他入黨之事。周恩來的答覆是：「陳老總不是食言。我的意見，你還是在黨外自由，如進入黨內，政治活動太多，會埋沒你的專長，是很可惜的。」
文革爆發初期，榮毅仁一家也受到了衝擊。榮毅仁的右手食指被鐵柱打斷，妻子楊鑒清更是昏死過多次，連他們因患大腦炎而精神有障礙的四女兒智遠也未能倖免。雖然榮毅仁夫婦後來保住性命，但榮毅仁還是被發配到鍋爐房運煤，落下了腰疼病，而其眼底出血沒有及時治療也導致左眼失明。左眼失明後，他被派去洗刷廁所。
文革結束後，急於發展經濟的中共再次想到了榮家在海外的關係，榮毅仁又一次被中共推出。1978年，榮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79年，則出任直屬國務院的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總裁。榮毅仁憑藉著自己的經商謀略、海外關係，為中共與他國的經濟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
不知出於何種心理，1985年4月，69歲的榮毅仁再次申請入黨，終於得償所願，入黨介紹人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萬里、人大副委員長彭沖。1986年2月，榮毅仁增補為人大常委會黨組成員，分工負責經濟和民主黨派工作。1993年還被任命為國家副主席。
可讓人沒想到的是，好不容易入了黨的榮毅仁卻三次申請退黨。第一次要求退黨與「六四」有關；第二次要求退黨是因為與江澤民發生齟齬；第三次要求退黨是2000年6月，這時榮毅仁已退休，代表各大花瓶黨派出面，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開放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建議，江澤民叫其一邊涼快去，榮毅仁一怒之下，不再參加黨的活動，直到2002年12月江下台。
2005年10月，榮毅仁在北京去世。他留下了一份題為「我要對黨說幾句」的遺言，大致內容是：一個喪失信念的政黨，一個不受法律約束的政黨，一個脫離廣大人民的政黨，一個追逐金錢利益的政黨，是沒有希望的，是背叛人民共和國的。
誠如斯言。
民建主席孫起孟坐監八年
作為民建創始人之一的孫起孟早年做過教師，後受中共影響，與黃炎培、章乃器等人發起組建了民建，其被推選為中央常務理事兼秘書處主任，負責日常工作，積極幫助中共進行統戰。
1948年，孫起孟代表民建前往中共統治區，參加籌備政治協商會議。中共建政後，他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秘書長兼人事局局長、人事部副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民建副主任委員、民建副主席、主席等。1950年，秘密加入中共。
1957年中共發動「反右」運動後，民建中央在1959年「二大」時喊出了「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謂「聽、跟、走」口號。然而，緊跟毛和中共的民建等其它民主黨派依舊成為了被打倒的對象。
1966年文革爆發後，所有民主黨派被紅衛兵勒令停止辦公，民建也不例外。民建各地組織也相繼停止活動。許多成員作為「專政對象」，被戴上「牛鬼蛇神」、「反動資本家」等帽子，其在以往運動中向中共的「交心」材料和發言都被當作了罪證。孫起孟也是其中之一，不僅受到了審查，還被關在秦城監獄八年，其三個子女也吃了不少苦頭。
然而，文革結束後，孫起孟似乎忘記了中共對自己的加害，繼續緊緊追隨中共，為中共統戰站台，並將同樣在文革遭到迫害的經濟學家成思危拉入民建。難道不可悲嗎？
結語
民建高官被中共迫害或迫害致死的自然不止上述四人，還包括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胡子昂，民建中央秘書長孫曉村，民建中央委員、民建雲南省委主任委員寸樹聲，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劉念義，民建中央委員、民建上海市委常委王性堯，民建中央常委、民建浙江省委主任委員唐巽澤……
一個個名字的背後都有一個個不堪回首的噩夢，而始作俑者正是中共。不知民建有多少高官在有過那些痛心疾首的經歷後能明白背後真正的根源。＃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