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國民與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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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7年05月30日訊】陳破空贈給我一本他的新作,書名《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國人》(台北:前衛出版社,2015),希望我讀後給他一些反應。破空寫這本書的勇氣和書中所羅列的醜惡現象,容緩後詳議。針對他特別點出的「中國人」及其國民性問題,我得先繞個大圈子,作些必要的梳理。

「中國」這個稱呼在最初主要強調華夏族群位居四國之中的方位,並非專有的國名。四國泛指周邊的蠻夷,中心便是擁有「天下」的歷代王朝。王朝的臣民僅具各自的王朝意識,多是按所屬朝代的稱號自稱或被指稱。例如在漢朝便叫漢人,在唐朝則叫唐人,以至宋人、明人等等。在朝代的更替一直都是以一家取代另一家的暴力手段延續下來的帝制時代,所謂「國家」——正如梁啓超所說——,不過是「以國爲一家私産之稱」。王朝的興滅存亡乃是皇家和各級官員的事情,與在野的草民並無多大的關系。天高皇帝遠,不管是誰家的天下,老百姓只管交足賦稅,過上太平日子,就心安理得。即使像元蒙滿清那樣的異族政權,入主中原後沿襲華夏制度建立起各自的王朝,禹域之內的順民也就拱手臣服,一如往常地做起元人、清人了。

日本在學習西方的事情上比中國早跨出一步,派往日本的留學生多從日文語境中直接搬回傳播西方思想觀念的用語。比如「國民」和「國民性」這兩個用語,即照搬自日文,引入其在日語語境中的全新內涵。梁啓超百日維新失敗後逃往日本,受到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始撰文論述有關愛國的問題。他首先追根溯源,指出中國人國家觀念一向淡薄的緣由。他說:「我支那人非無愛國之性質也。其不知愛國者,由不自知其爲國也。……吾民之稱禹域也,謂之爲天下,而不謂之爲國。既無國矣,何愛之可雲?」 他接著又痛訴中國人缺失國民地位說:「中國人不知有國民也,數千年來通行之語,只有以國家二字並稱者,未聞有以國民二字並稱者。」

王朝臣民不只國家意識淡薄,連自己族群的稱謂都很模糊。明亡後一系列反清活動都打的是複明的旗號,直到孫中山及其同盟會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號召,才首次確立起「漢」這個族名。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成立後,排滿的旗號隨即廢除。國民革命語境中的「民族主義」主張五族共存共治,對外一致反帝。從此以後,中國人才逐漸確立「民族國家」的認同,從臣民一變而爲國民。就「中華民國」這一嶄新的國號而言,「中華」二字強調的是民族,「民國」二字偏重的是國民。《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明確宣稱:「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國民乃組成國家與民族的實體,無國民則無國家民族可言,而國家民族的興衰強弱,自然與國民素質之高低有直接的關系。嚴複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之論,梁啓超的「新民說」,都是在面對清王朝一敗再敗的危機形勢下,對比了日本改革的成就而提出的。在當時的語境中,「國民性」一詞強調的是擁有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國民應具備的品質,因而更富於積極進取的正面含義。梁啓超在他的《新民說》中解釋得很清楚,他說:「締造新國民,並不是要我們今天的中國人拋棄舊有一切,大變活人。締造的途徑包括兩方面:一是對我們中國舊有的、放在現在仍然適用的人生修養方法加以與時俱進的改造,二是引進外國獨有的人生修養方法加以活學活用。兩方面要齊頭並進,不然省掉任何一方面,締造新國民都不可能成功。」梁這個「淬礪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的倡議並沒有把傳統與現代,中學與西學對立起來,其兼容而自新的取向也體現在晚清以至民國的小學國文課本編寫中。

近來影印出版的此類課本廣受各界好評,就傅國湧歸納此類啓蒙教材的特徵和優點來看,其國民性培養的出發點是人性,而非黨性和階級性;是強調人與自然、社會和世界的和諧關系,而非灌輸政治化、意識形態的觀念;是教育小孩子養成健全的情感、認知和精神,在此基礎上成長爲有能力、有見識的國民,而非造就爲某一政黨服務的工具型人才。總的來說,嚴複和梁啓超的國民性論述以及當時普及的國民教育均重在推行建設性的改良措施,並沒因國家貧弱和民衆落後而妄自菲薄,更沒有全盤否定中國的文化傳統。


不幸在如何融入普世文明的進程上,中國人的所做所爲遠不如同樣也處於後進狀態的日本。日本人既勇於迅速西化,又善於保守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因而比較成功地從傳統轉型到現代,在脫亞入歐的方向上把中國甩到了身後。面對國力衰弱和民生凋敝的現狀,某些激進的「五四」型知識分子大多缺乏在社會改良方面做實事的能力,卻偏好按洋人表述的中國人刻板形象作自責自審的文字渲染,紛紛就如何改造國民性大做文章。特別是經過魯迅過於偏激的論斷,國民性論述最終被固化爲純粹負面的民族劣根性批判。

在泛天下的文化地理範圍內,華夏族群向來都以「我者」的心態面對四夷,這種文化自負感讓我想到德國學者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在其名作《文明的進程》一書中區分「文化」與「文明」的有關論述。在談及德國與英、法在人類學上的治學差異時,埃氏特別指出,德國人一貫用「文化」來表示他們爲本民族的特點和成就而感到的自豪。但與德國語境中把「文明」視爲次等概念的定位明顯不同,在英、法兩國的語境中,「文明」的概念則集中反映出這兩個民族爲他們對西方文明乃至整個人類所起的進步作用而感到的自豪。埃氏進而從普遍的意義上概括說,「『文明』可指人類共同的東西,而『文化』則更多指民族差異和群體特徵。如果說『文明』表現了殖民和擴張意識,那麽『文化』則表達了一個民族的自我意識。」這樣看來,所謂文明的進程,也就是使各民族之間的差異逐步縮小的過程,而突出民族自尊心的「文化」則各有其強調差異的明顯趨向。因此,論及不同的文化,實不必強作高低之分,而要衡量不同民族的文明程度,就不能不現實地面對後進與先進之間存在的差距。

華夏族群的文化自負持續了兩千餘年之久,直至與西方文明發生踫撞的帝制末期,才初次暴露出自己尷尬的衰相。那時候西方傳教士、商人和外交使節陸續來華旅居,不少人在他們的著作中記錄下各自在華的觀感和印象,從此叫明叫響了「中國人」——而非清朝人——此一通行世界的稱呼,同時也讓中國人瞥見了自己被洋人表述的「他者」面貌。平心而論,洋人筆下的有些描述和評論應該說還算平實公允,其中既有中肯的批評,也不乏溫厚的贊許,種種有關中國人特徵的說法,多出於中西對比的視角,而且明顯反映出前現代中國社會與已初步現代化的西方國家相比之下所存在的巨大差距。站在今日業已拉遠的歷史距離上回頭看去,洋人眼中那些華人的陋習和性格缺陷,其實多爲國力衰弱和普遍的貧窮造成的生存窘境。與其把那一切簡單化地歸咎爲中國文化的弊病,倒不如將其視爲中國在文明進程上落後於西方社會的後發展劣勢。正如明恩溥(Arthur Smith)在其《中國人的性格》一書中指出的那樣,「令人絕望的貧窮是中國最突出的現實,它使得人與人之間明顯變得冷漠。……極度貧困的中國民衆一直在爲他們生活的必需品進行著長期艱苦的抗爭,他們在難以想像的條件下遭受許多苦難,……被苦難磨得麻木不仁。」總的來說,在明恩溥等人以西方的文明水平來衡量中國人從衣食起居到精神風貌的描述中,所反映的特性多屬於中國人當時在物質生活和受教育的水平上遠遠落後於西方的寒磣狀況。據明恩溥書中所記的傳聞,有位大清官員出訪美國,曾大發感歎,覺得「美國的監獄比他的衙門還舒服。」

文明的先進與後進只是相比而言,並不存在一個恆定不變的絕對標準。從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禮儀守則的要求可以看出,那時候歐洲人在街道上隨地大小便和在室內亂吐痰的陋習仍很嚴重。只是進入十九世紀,工業化促進了經濟繁榮,歐洲人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禮儀守則亦隨之較前改進。那時候的旅華洋人看到中國人類似的習慣,自然會産生中國人不文明的觀感。另一可資對照的事例是,在乾隆年間出使中國的一本見聞錄中,朝鮮的李朝官員對他在中國境內所見民居的整潔曾大加贊賞,同時就本國民居的簡陋骯髒作了自歎不如的對比。由此可見,文明是人類社會在物質享受、行爲準則和個人教養等方面不斷提升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成就和價值,各民族需要奮發自強,與時俱進,才得以擁有文明的國格,感受文明的自豪。

但我們仍應該注意到,在提及英、法兩國的人類學傾向時,埃利亞斯還特別指出,他們的文明觀「表現了殖民和擴張意識」。那時的西方人類學研究並非純學術的學院學問,其理論取向更含有西方向外擴張和四處殖民的過程中所滋長的文化霸權。特別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在歐洲盛行的文化沒落論、種族退化說和優生學等種族主義學說,一經日本學者的譯介和詮釋,有關「沒落」和「退化」的特徵便被居心叵測地移用到支那人頭上。從日本留學回來的陳獨秀就在《新青年》上撰文,以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區分白人和非白人兩類種族,他進而就亞洲的民族再作區分,把蒙、滿、日本視爲征服民族,漢人則被貶抑爲雙重的被征服民族。陳這種對華夏族群的自我貶低論說在當初也許只是出於一時的激憤,但他後來受共産國際指使組建中國共産黨,照搬蘇俄模式禍亂中華,就是自願代理蘇俄征服者征服中國,甘心把中國人交給馬列邪教去教化和奴役了。

德國哲學家赫爾德(Johann Herder)把中國人歸屬爲西方所憎恨的蒙古人的後裔,並武斷地認定,正是他們身上的幼稚、愚昧、懦弱、服從和冷漠等奴役精神決定了中華帝國的東方專制主義命運。魯迅沿用赫爾德倒因爲果的說法,把中國人的國民性病根歸結爲異族的征服和祖先的遺傳。他說:「兩次奴於異族,是最大最深的病根。」還說:「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 「國民性」(national character)一詞在英文語境中並無貶義,它泛指某國國民或某民族成員的群體人格,其特徵自然是優劣兼有,正負兩面的表現並存不悖的。正如明恩溥筆下那些中國人的特徵,盡管被指出了很多缺點,同時也有不少受肯定的優質。但經過魯迅雜文中大量冷嘲熱諷的印象主義描述,該詞移用在中國人身上,此後便飽含純粹的貶義。諸如「卑怯」、「瞞騙」、「詐僞」、「無恥」等任何族群中的個人都難免會有的人性弱點,均被魯迅偏解成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若按照魯迅「改革國民性」的倡議發展下去,勢必要對國民的人性做徹底的改革。這種通過改革人性來構建制度的思路與青年毛澤東從「動天下之心」的「大本大源」入手,對國民進行思想改造的論說可謂不謀而合,遙相呼應。人性其實是善惡混雜,優劣並存的。低劣的生存條件和不良的人格導向更易滋長人性中負面的特徵,而優越的生存條件和良好的人格導向則有益於發揚人性中正面的特徵。只有用良好的制度來規範人性,同時創造優越的物質生活條件,才可能有效地提高國民的素質和社會的文明程度。正如胡適所說,「我們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革卻能使人不敢輕於爲惡。」 這就是說,良好的制度有助於揚善懲惡,可對國民的人性起到正面的內化作用。

國民性論述此後一邊倒轉向偏激,從培養和提高新中國國民素質的建設性起點一路偏斜下去,最後扭曲到對傳統文化大肆討伐,對民族劣根性嚴酷批判。


更爲不幸的是,中國社會在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遭遇到中共暴力革命的全面破壞。以失意的中小知識分子爲主體的中共早期領導群不只全面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且敵視來自歐美的西方文明,他們投靠共産國際,把從蘇俄引入的階級鬥爭與梁啓超所擔憂的「莠民社會之亂暴勢力」雜交在一起,扭轉了辛亥革命建立憲政,走向共和的國民革命路線,最終建成一黨專制的極權社會。爲確立黨國體制的合法性,中共把歷代王朝一律定性爲「封建專制」,按照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一刀切的劃分確立是非、善惡和好壞的標準,徹底顛覆了自古以來維持世道人心的價值系統。歷史教科書及文藝宣傳把1949年以前的社會及其統治階級越說得黑暗罪惡,便越反襯出黨天下的新社會光明和幸福;把資産階級及西方社會越描繪得腐化墮落,便越對比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公平和優越。凡屬「五四」以來魯迅諸人描述的國民性缺陷,幾乎都被歸罪於統治階級的壓迫剝削和帝國主義的侵略,都被籠統貼上封建的或資産階級的污名標簽。種種被渲染爲國民性的劣跡從此都與萬惡的舊社會掛上了鉤。

有位學者名叫張宏傑,最近出了一本題曰《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的暢銷書。他書中的國民性演變l歷程看似說得頗有道理,實際上仍在中共歷史觀的圈子內打轉。張書並未觸及中共極權與歷代帝制的本質區別,在羅列歷朝的暴政如何壓彎了中國人的脊梁之後,筆頭一轉,便把今日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端都含混地歸罪封建專制和異族入侵,說什麽「今天中國的所有問題,都可以在歷史中找到答案。當今中國是古代中國的延續,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也是由歷史塑造的。」張宏傑這種似是而非的混淆不只有曲解歷史之嫌,無形中也爲開脫中共的衆多罪責間接貢獻出合理的說辭。

細讀陳破空有關「中國人」的國民性論述,不難看出陳書與張書的某些雷同之處。陳書宣稱,秦以前的華夏族群曾是忠信勇武的民族,素質很好,只是在秦始皇一統天下,建立中央集權之後,國人的素質才在皇權統治下每況愈下。特別是經過元蒙滅宋和滿清入關,在異族的侵淩和統治下,「有骨氣、有血性的中國人,大都被殺。……中國人被培植的奴性,一發而不可收。……留下的,大都是小人、懦夫、爬蟲。從龍的傳人異化爲鼠的傳人。」(陳書,頁266-269)陳於是憤然斷言,「性格決定命運。這個原理,不僅符合於一個人,也符合於一個民族。有什麽樣的國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中國經久不衰的獨裁製度與冥頑不化的劣質國民性,已然構成惡性循環,成爲羈絆中國跨入文明世界的魔咒。」(頁187)因此他十足自信地總結說:「中國人的問題,具有更深的歷史、更成體系,頑疾至大至深。作爲中國人,我至少比外國人更了解中國人的病症。爲中國人把脈診病,我更有把握,更有發言權,也更有責任。」(頁271)陳在書中反複責怪中國人奴性深重,同時還針對今日中國令人失望的狀況主觀推測說,「痛感民族劣根性而不甘同流合污的中國人」屬於稀少的例外,「大約不超過5%」。(頁272)按照陳推測的這個比例換算下去,也就是說,「生長於或長期居住於中國大陸,以及最近三十多年從中國大陸出走的中國人」(頁68),95% 以上都深陷民族劣根性而難以自拔了。談及此不可救藥的可悲現狀,陳書最終都籠統地歸罪「制度黑暗,凡兩千年」。

陳書所述國人走出國門的種種丟人現眼之舉確屬事實,書中的很多事例都暴露出中共強權悍然崛起過程中某些國人的醜陋姿態。我贊賞作者秉筆直書,敢犯衆怒的勇氣,也能理解他那股子按捺不住的憤世嫉俗之情。只可惜全書的切入點仍未能突破中共史觀的濃重陰影,還拖著自魯迅以來國民性批判的大尾巴,並沒在「制度黑暗,凡兩千年」與1949變天以來的黨天下之間劃出明確的分界線,更沒仔細辨析黨天下如何顛覆和扭曲傳統的價值體系,如何造成今日失序失範的後果。範疇在爲該書所寫的序言中便含蓄提及此欠缺說:「作者在描繪中國人的種種負面現象之餘,沒有進一步的在『先天民族性使然』和『共産黨執政使然』之間做出解析。」(頁7)筆者之所以不避繁冗,從梳理國民性論述入手,特意撰此文回應破空,就是要對他書中尚未辨析清楚的問題做進一步的探討。


上述國民性批判的言論多出自論者的主觀印象,各種論斷不只缺乏社會心理學視角的慎密研究,更非得自取樣廣泛的定量分析,對比當前歐美學者國民性研究的成果,不管是魯迅的名言警句,還是當代衆多論者雷同的高論,都高不出隨感性發議論的檔次。他們最突出的偏執就是,通過歸納國民性特徵來定性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致使中文語境中「國民性」一詞的詞義明顯向貶義偏斜,偏斜到被用做檢討中國社會種種缺陷的一種解釋模式,甚至被定性爲中國人固有而持久的社會心理。若按照此類說法推論下去,豈不正好說明:是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造就了他們深受其害的專制制度!

就美國學者英克爾斯(Alex Inkeles)所下的定義來看,國民性是一國國民或一民族成員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各種心理與行爲特徵之總和,簡言之,也就是該民族國家中普泛的社會心理。縱觀英克爾斯的國民性研究,一是特別重視「衆數人格」的篩選,即統計那些趨於衆數的相對持久的人格特徵和行爲模式;二是關注國民性的變動,尤其是國民從傳統人格朝向現代社會心理的變動。

回過頭來看國民性問題在中國被提上議事日程而備受論者關注的情況,也是正當晚清至民國那一段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巨變年代。具體地講,此一巨變過程乃是自古以來的農業社會受西方資本主義勢力擴張的沖擊,開始向現代工商社會緩慢演變的轉型。無論是中體西用說還是全盤西化說,乃至後來新儒家保守主義的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說,以及林毓生的創造性轉化說,均含有預設社會工程的人爲因素,不過是個別知識精英坐而論道,在文字層面上就怎樣轉化的問題發表他們各自的主見罷了。而現實中的轉型進程卻複雜多樣,詭異多端,貫串於不同階層的日常生活,其中既充斥了不斷試錯的曲折,也隨時碰撞出反複調適的機制,截止1949年變天之際,實際上已積累出不少漸進的成就。近年來從文字出版到影視演出,一系列再現民國世代風貌的作品已向公衆表明,民國並不等於中共全面抹黑的「舊社會」,它明明是幾千年帝制終結後初生的新中國。

那時候一切新事物的萌芽剛從舊殼中脫穎而出,其未成款式的新面貌讓守舊派覺得不成體統,其拖泥帶水的舊情懷更備受激進派嘲諷和指責。那一派凡事初定的氣象呈現出各方面都趨平的發展勢態,並不存在中共建政後行政分割的城鄉對立狀況,其清新平和的情景正如胡蘭成所描述:「鄉村裡也響亮,城市裡也平穩。胡村亦不像是個農村,而紹興、蘇州城市裡亦閭巷風日灑然。」就筆者的一己之見來看,網絡作者周劍岐有關「民國世代」的平實言說更能反映那個時代「國民從傳統人格朝向現代社會心理」變動的「衆數人格」。周先生如是說:

民國文化的精采正在於它廣納多元成素中那個等級有序和多向度的框架,它吸納傳統與現代血性質地中的優質,從而成其人文教化的價值基礎,由城鄉士紳、事業商賈、新軍、新學、工程師、教師、記者、知識青年等,成其多元現代化的民間社會。

民國文化是一自然轉化傳統後的現代中國文化。它是順著自然的價值序列,經個體生命轉化,再配合上制度法律務實的現代化轉化,從而完成傳統價值情懷質地向現代的轉化。

最爲重要的是,民國文化不但不顛覆或倒錯自然價值,甚至還改造了傳統的建制或價值中違背自然的一面。(周劍岐致筆者信)

孫郁在其《民國文人的趣味與操守》一文中也有類似的描述,他說那時候「外來的與固有的東西有時還處於碰撞的狀態,間或還顯得錯雜、零亂的排列,不過以我的看法,恰恰是別彆扭扭之中,誕生了罕有的生氣。……文化處於過渡階段時,最大的豐富性莫過於不舊不新又舊又新、不古不今又古又今,不中不外又中又外,所以那個時代的文人身上,會自然散發出那種鬆散的、自娛自樂的趣味。」即使敵對的國共兩黨人士也都在革命洪流中顯示出他們那難兄難弟的一面,在氣質風貌上不分軒輊。正因爲每一個體的生命在當時各呈異彩的紛亂中得以自然流溢,從權貴到平民,各色人等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流露出陳丹青所謂「民國範兒」那種尚未受思想改造扭曲的民風和民氣。包括魯迅等痛斥民族劣根性的人物在內,他們反傳統的言論不管多麽激烈,也沒反到全盤否定的地步。反觀那幫爺們自身的修養和行至,也都底氣充沛,顯得蠻傳統的。

陳丹青在《新週刊》有關「民國範兒」的訪談中如是說:「民國是新朝,是古老國家的龐大轉型,民氣格外強旺,不然哪來那麽多前仆後繼的亂黨和烈士……民國作爲國體,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與戰禍持續中斷的襤褸過程……一個現代國家現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三十年間奠定的,豈可小看……民國是豐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規模轉換的國家景觀,回首前瞻,與傳統、與世界,兩不隔絕。只可惜民國的整體風範,民國的集體人格,才告確立,才有模樣,就中止了,改道了,無可挽回。」


這一中止和改道始於1949之後建立的「新社會」。它的「新」乃榨取了民國世代的生命力而詭變成精的僞新。寄生的篡奪者最見不得讓他們相形見絀的寄主,因此自新社會建立之日起,中共當局即全面清除與民國相關的人和事,「民國」和「國民」這兩個用語隨同很多犯忌的舊詞彙統統遭到廢棄,地富、鄉紳、工商業主、國民政府遺留的軍政人員、幫會成員和教會信徒,各類民國氣質濃厚的人物紛紛遭到批鬥、關押和殺害。經過一系列政治運動的沖擊,華夏族群中血性剛烈的人口成分遭到了毀滅性的清洗,其斷喪民質的殺傷力遠甚於張宏傑重點歸罪的異族入侵。打一個比方,蒙古和滿清對漢人的屠殺和奴役好比山林野火,林木過火後還會逢春再生,甚至會長得更加茂盛。中共的專政和整肅則如核輻射污染土地,經此致命的破壞,滋養民德的價值生態至今已極度惡化。

衆所周知,中共武裝奪權的勝利主要靠蘇聯支持,其建黨建國的法統完全來自馬列主義。爲給其外來性質的政權增補一份本土的依據,「人民」這個本來很普通的字眼便被順手拈來,夾生在「中華」與「共和國」之間,假借成中共黨國的合法性資源。人民的名義只是黨權的代稱,只要對比一下受憲法保護的公民或國民享有的權利,即可看出黨國語境中的「人民」並非指向個體的法律概念,而是用來圈定特殊群體的政治用語。在階級鬥爭天天講的毛時代,並非居住在中國境內的所有社會成員都被當人民對待。那時的人民首先以勞動大衆爲主體,只有贊成和擁護共産黨領導,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員才被納入人民的共榮圈內。反之,就是階級敵人。然而在黨把人民的社會地位架空到天上的同時,人民群體也隨之被圈定爲黨國動員的對象,積極打擊階級敵人的力量,必須緊跟黨走的盲衆了。隨著黨權以人民的名義擴張到無所不至其極的地步,源遠流長的民間社會遂被推向邊緣,以至趨於淹沒。

民間乃民衆活躍的空間,自古以來,民間以其多樣性、自主性和私人性在官方的控制外繁衍出豐富的社會生活。特別是進入民國世代,民間社會的成長實際上已生發出不少與civil society關聯的要素,逐漸積累出從傳統向現代自然轉型的民德資源。不幸在變天後的「新中國」,國家機器被確立爲壓迫階級敵人的工具和主管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部,黨僅在口頭上賜予人民群衆當家作主的名分,實際上卻處處干預和控制全民的思想和生活。中國社會完全政治化,任何獨立於黨權之外的群體活動都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險。從屬於人民群體的個人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參與決策或要求知情的權利,連傳統社會中民間互助和自救的機制也遭到肢解,難以繼續發揮作用。結果是大躍進造成大饑荒,三千多萬人民活活餓死。中共至今都拒不承認此重大的人禍,也不追究緻禍的元兇。

由此可見,黨國體制下,「人民」這稱號不過徒有其虛名,黨民身分才是中國人真實的處境。舊社會不管有多少缺陷,那時的國民仍享有私有財産權和遷徙的自由。新社會做了黨民,連這兩項維持生存的基本條件都被剝奪殆盡。失去恆産的黨民按城鄉戶口分爲兩大階層,城居者固定在國營單位工作,形同體制豢養的家畜;鄉居者在原住地生産隊爲黨國生産食糧,好比體制外自生自滅的野獸。黨做了全體黨民的衣食父母,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大家都得高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顛覆性轉化,中國人做了黨民,連帝制下的臣民和民國世代的國民所享有的自由都不複存在,人人都被穿上了夾腳的政治小鞋。馬克思主義強調「存在決定意識」,共産黨認定,只要徹底改變了全民的存在,他們的意識就會按黨的需求被改造過來。中國人的「衆數人格」即在此改造工程下開始向黨民性轉變。

黨民性的核心其實是階級性。一個人要留在人民圈子內當個合格的黨民,就必須緊跟黨的指揮,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向著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建設的分子實行專政。」毛早在進北平坐江山之前就擬定了建國後的打擊目標,他對黨內高層說:「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毛心目中「不拿槍的敵人」都泛指哪些人呢?可以說從黨內直到黨外,從中央遍及地方,凡是尚存民國氣質而讓毛澤東及其毛共同類感到不爽的各色人等,都在批判打擊之列。毛發動文化大革命,所幹的就是這一誅伐異己,在全國範圍推行黨民化的事情。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毛臨死前把發動文革與趕走蔣介石並列爲他一生所幹的兩件大事之用心了。

經歷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國人要做穩黨奴,還得盡力發揮充當黨棍的作用,去幹那些與天地鬥、與人鬥的敗壞民德之事。孟子有言:「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這句話簡明扼要地表述了中國人自古以來所維持的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等差有序的和諧關系。一個人與親人的親密關系乃是天然的血緣關系,他/她只有保持親愛親人的能力,才有可能推己及人地去仁愛百姓;只有具備仁愛百姓的胸懷,才有可能愛惜萬物。中共所搞的階級鬥爭不只煽動窮人仇恨富人,還迫使親人、朋友和同事之間互相揭發,鬥爭的變態乃至荒謬到發動全民向麻雀等飛禽開戰,徹底破壞了中國社會幾千年來符合人性的仁愛系列。我之所以一再強調從傳統向現代的自然轉型,即意在突出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這種自發自爲的動力有可能發揮的良性作用。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對此一動力的反動,他們要強行照搬蘇共設計的改造模式,將其注射到中國的歷史進程之中。這就造成了全中國黨民前所未有的苦難。

陳丹青特別就民國人的情況做對比說:「民國人什麽罪都受過,戰爭、逃難、饑荒、淪陷、破産、虧空……可是民國百姓從來不知道什麽城鄉戶口、待遇級別、糧票油票、五類分子……更沒有經歷過上級下級之間,同學同事之間,街坊鄰居之間,甚至家人與愛人之間的檢舉揭發,彼此防範,劃清界線,斷絕關系之類,即便老於世故的民國人,也不知道做人還有檢討、認罪、批鬥、下放……簡單說,民國人沒有大規模被侮辱與彼此侮辱、被監管與彼此監管的集體經驗。」

陳破空新書中針對中國人爆料的很多缺陷和惡德——粗野、撒謊、造假、功利、勢利、虛榮、內鬥、冷血、官本位意識、玩潛規則和關系學——大都帶有十足的黨民性色彩,實屬黨國體制下滋生的弊病,不應與上述國民性批判所指斥的那些負面特徵混爲一談。胡平雖沒提出「黨民性」這個說法,就他在其代表作《人的馴化、逃避與反抗》(見網上「胡平文集」)一書中所描述的種種現象來看,其實已充分顯示了經過思想改造的黨民「衆數人格」迥異於傳統人格的特徵。胡書可以說已爲我們做出明確的鑒證,陳書所述中國人的那些負面現象並非「先天民族性使然」,而恰恰是「共産黨執政使然」的。比如就「撒謊」和「造假」這兩個負面特徵來看,應該說是各國各族中的個人或群體多少都會有的惡德,但像中共黨國體制下造成的制度性撒謊和造假,卻是前所未有,舉世罕見的。中共政權一直靠撒謊和造假確立和維持,他們不只以撒謊和造假施政,還通過思想改造迫使黨民以撒謊和造假就範。這種完全由共産黨群體執政出來的「撒謊造假人格」顯然另當別論,不可與通常的撒謊和造假混爲一談。

按照胡平的辨析,與傳統文化的政治道德化傾向完全相反,共産黨一貫都是把道德政治化的。在傳統社會,從皇帝到平民,無論貴賤貧富,在評判善惡好壞的問題上,均秉承一恆定的道德準則,即使褒貶政治上敵對陣營的人員,也都一視同仁。但這一中華民族的價值階序經中共階級鬥爭的沖擊,遭到了徹底的破壞。共産黨否認道德的普遍性,只強調道德的階級性。當黨及其武裝奪權的革命需要被確定爲政治正確,天道,常理,人世間最起碼的是非好壞和美醜善惡均被抹去恆定的分辨,完全可根據黨和領袖的需要任意顛倒,理直氣壯地踐踏,人群中向來爲正派人及其正氣所不容的卑賤奸邪之徒從此得到空前猖狂的機會,大量的真小人爭當積極分子,他們紛紛入黨做官,把革命事業搞成騎在老百姓脖子上拉屎撒尿的惡行。地主、工商業主和資産階級知識分子一旦被定性爲「反動階級」,連他們的勤儉致富都被套上剝削的原罪,連他們的聰明才智都有了反動的性質。共産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革命群衆中種種屬於暴民的粗野、殘忍、放辟邪侈均被發揚光大,你只要跟黨走,擁護毛主席,即使有個人道德的問題,也都被寬容爲「小節無害」。就毛澤東本人的生活作風來看,從井岡山到中南海一貫都是不拘小節,也不準任何人追究其小節的。今日中國從全黨腐敗到全民腐敗的局面就是共産黨大力推行道德政治化的惡果。只需把此類「小節」盡可能追查出來,即足以說明問題,根本沒必要畫蛇添足,再去炒國民性批判的餿飯。


至於中國人出國旅遊的丟人現眼之舉,我覺得也不必過分作「怒其不爭」的苛責。此類失範走樣的言行均屬黨民性後遺症的不良表現,正好現形出黨化教育如何把本來有禮貌、有規矩的國民教唆到言行粗魯,面目可憎的地步。毛時代閉關鎖國,把黨民圈在鐵幕後憋悶了好幾十年,如今幸逢改革開放,中國人好容易獲得出國的自由,出遊者滿懷的好奇心和興奮勁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就筆者個人的見聞來說,對普通遊客在旅遊點某些受指責的現象,最好還是一分爲二地看問題,不必跟著港台媒體的報道亂起鬨。港台媒體報道事件的態度往往缺乏明確的反共意識,更多的是出於厭煩大陸客的情緒。觀光者,「觀國之光」也。到發達國家看一看人家的成就,在文明社會中接受些規則的約束,不只有助於消除官方醜化自由世界的宣傳,也有益於提高旅遊者個人的修養。總而言之,從失範到再就範,從走樣到複原得更加像樣,還得有一個緩慢的過程。只要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來,走入優於黨天下的世界,就會越走越脫棄黨民性的陰影。這樣看來,毛死後這四十年來的社會變化和人心走向,可被描述爲中國人的社會心理從黨民化導向到去黨民化導向的轉變。

好比民國世代國民的社會心理從傳統導向向現代導向轉型過程中那種新舊兼容和中西混雜的狀況,從黨民向去黨民轉化的情況也很複雜,不可能呈現涇渭分明的走向。要認真討論當代中國人的人格特徵分布,顯然已很難拿國民性這個單一的「衆數人格」去籠統概括,而需要勘測出多個各有差異的「衆數」,去分辨其中黨民性與去黨民性既重疊又沖突的多種人格成分。至於像陳書所謂「例外的中國人」——也就是「痛感民族劣根性而不甘同流合污的中國人」——「不超過5%」的主觀推測,進而把95%的「衆數人格」都劃歸「全世界都不理解」的「中國人」那樣的結論,就難免過於武斷,未必符合今日中國的實際情況。

不可否認,當今中國,既得利益集團在日益膨脹,五毛黨的確多如牛毛,毛左毛粉也很囂張,還有不少人懷念五十年代,乃至想入非非,企慕文革風雨……這些「衆數人格」到底在全國人口中占多大的比例,需要做精確的社會學統計。他們各自的精神狀態有何差異,他們的黨民性中到底還雜有哪些已經變質的成分,更需要做具體的調研分析。總而言之,實際的情況紛紜錯雜,很難在此一概而論。

據今年元月第3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7.31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3.2%,其中手機網民規模達6.95億,增長率連續三年超過10%。互聯網的信息傳播和接受給中國人從黨民人格向去黨民人格的轉變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契機。網際表達的自由度和個人性遠遠超出從前由黨操縱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網絡交流已成爲中國網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內容。慕容雪村在《花開時節醒來》一文中指出:「轉變悄悄開始,人們開始用自己的腦袋思考,思考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以及自己的切身處境,新的詞彙、新的觀念日日湧現。我不能說這種狀況已經改變了人們的精神狀況,但中國人比前互聯網時代確實清醒和聰明了許多,一場艱難而深刻的覺醒正在悄悄到來。」這一覺醒就是向「去黨民化」轉變。

自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熱播以來,網民的跟帖雪片般飛上屏幕,紛紛質疑到底誰有資格代表「人民」。對「人民」這個虛名,越來越多的網民已表示不屑和不忿,他們自嘲爲「屁民」、「蟻民」、「屌絲」,這說明他們已看清自己實際的身分,並開始重視和爭取自己的各項權利了。在他們眼中,黨國及其領導人均已喪失其「偉光正」的光圈,他們把執政黨及其政府視爲異己的權勢集團。爲避免發到網上的言論被「和諧」,他們心照不宣,戲擬了很多暗語式的詞彙,比如稱中共集團爲「趙國」、「趙家人」或「兲朝」。總書記習近平盡管被大批俗衆肉麻地呼爲「大大」,但同時也有不少網民蔑稱他爲「包子」。從莫談國事到熱議國際國內的時事,也是網民去黨民化的明顯特徵。去年美國大選,中國網民表現出幾乎不亞於美國選民的熱心。針對最近的朝核問題,網民一口腔非議當局對朝政策的言論實際上已對當局造成一定的輿論壓力。更不要說有關「抗美援朝」以及抗日戰爭等一系列歷史真相的還原在網絡上廣泛傳播,微博和微信上滿天飛揭發毛共邪惡的文章……「兩會」一邊在人模人樣地隆重召開,赴會的「腦殘代表」——毛孫子、申紀蘭等等——一邊被網民當做可挖苦的笑料。執政黨及其政府的趣味低下和運作拙劣已在網絡上暴露無遺,常常被網民「草泥馬」地戲笑嘲罵……

這一切僅僅是松動中轉化的開始,但要從網上調侃發展到大規模街頭抗議,還有極其漫長和艱險的路要走。孟姜女並沒有哭倒長城,網上的調侃也笑不垮天安門城樓。#

==轉載自民主中國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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