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我是文壇「新人」，以投稿報刊雜誌的作品發表，被讀者所認識，有了書的出版，就像一張履歷表，讓我信心加倍的往前邁進。
「正文書局」在1972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說「母親的畫像」，兩年後，接著出版我的第一本散文「萱草集」，可以說，日後能成為作家，處女作的出版是最直接的支撐。
於是我面見了出版社的發行人黃開禮，從此與他結了友誼之緣。
後來「正文書局」多次轉型，出版類型龐雜而多廣，從文史哲到教科書、工具書、電腦、字詞典等。
那個年代的出版事業，除了印書生產外，大都志在「門市經營」，黃先生也不例外。他是第一代學徒出身的台灣人，師從大陸淪陷來臺的上海商人。由於當時省籍觀念對立，台灣人要在外省幫裡討生活，倍受宰制與艱辛。
雖說「學徒」，其實並無老師教導，一切都要自己察言觀色，身兼打雜小弟與東家奴僕的身分，漫漫等待「出脫」的一天。
黃開禮在這種環境下苦熬成婆，從苦力少年成長為入行伙計，為東家奉獻二十年的風華歲月，才請辭自覓新領地。
「正文書局」就是他創業的第一塊招牌，往後的二十年，隨著台灣政局的穩定、經濟起飛、他的事業也在一片榮景的社會中風起雲湧。
日治時代台北商業心臟的街道是現今稱為「衡陽路」的「榮町通」，而直通總督府的「本町通」也就是光復後打造成書街的「重慶南路」。1915年，在這兩條街道的十字交叉口，有一棟規模宏偉的「新高堂書店」。
這家由日本商人所經營的三層樓書店，除了獨家進口日本內地的書籍、雜誌外，更配合總督府的圖書思想審查，壟斷了公小學校的教科書之販售。
戰後，這個地標迅速被接收改成「東方出版社」，以出版兒童讀物與字典為重點，協助政府推行去日本化的「國語」政策。除此之外，可以說二戰前後，台灣的出版業一片沙漠。接著，大陸淪陷，上海人以地利之便，看準了這塊處女地，來台大量進口或翻印大陸的出版品。
這期間，最早在重慶南路下樁布局的「國華書店」，後來擴大營業，更名為「大中國圖書公司」，是五十、六十年代學子心中書店的第一名。然而，沒有人知道百廢待興的當時，這條已然成形的「書街」，正是上海幫發跡的天下。
所謂「幫」，就是一種封閉生態，當時上海幫絕對不雇用「外省人」，尤其歧視台灣本地人，可是就是這麼「天意」，一個十六歲的少年黃開禮來到「國華書店」，從此苦力為生、與書為伴，突破了「上海幫」占據書街的鐵律，在歷史洪流中締造了血淚傳奇。
大環境牽引著個人命運的起落，回顧黃開禮先生的人生或事業，都是單憑己力對抗強勢、孤軍作戰的「孤狼」型。他個性孤傲不群、行事特立獨斷，這種「強人」是來自童年「一無所有」的人格養成。
他自嘲，從小追求「活下去」，是為了試煉自我能耐。他奮鬥不懈、日以繼夜，追求著「不敗」，但經歷了這一切後，才發覺凡事再怎麼成功，若漠視「一朵小花」的價值，也是枉然。這使他選擇在事業顛峰期了然隱退，學習放下一切的幸福。
每個人都是一本小說。黃開禮的故事橫跨20年代至今21世紀，超過了八十年歲月。其中，除了強烈的勵志性外，更多的是讓我們重溫戰後的台灣景況，在那個物質與精神都匱乏的時代，人是怎樣存活的……
從小學徒到大老闆，他的奮鬥人生，記錄了台灣社會文化史的抽樣與縮影。
從「文壇新人」到「資深作家」的我，無論作品有多少，都永遠感念「正文書局」出版的兩本處女作，有此機會因代筆的緣故，讓我走進舊時代的叢林，摸索背景與發端，把「小個人」融入「大社會」鳥瞰，格外能在歷史長河中感受「人生故事」的價值；「有故事可說」，是「求同」的科技時代最難能可貴的，願與大家分享這老靈魂的傳奇。◇#
——節錄自《書街舊事》〈心岱 序〉 /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責任編輯：楊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