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3月28日訊】編者按：胡佳，中國社會活動家，諾貝爾和平獎被提名人，多次因維權活動被中共警方拘留，曾被判刑三年半，期間遭受酷刑。13年來，一年365天，駐在他家樓下的國保從未停止對他的監控。
今年年初，胡佳做膽囊切除手術期間，北京國保仍然到醫院監視他，術後回家，樓下警察又恢復了對他24小時的監控。
2月中旬，術後仍然虛弱的胡佳接受了採訪。不久之後他即被警察帶離北京，到南方「被旅遊」，異地軟禁。胡佳說，因為中共開「二會」、修改憲法，他被禁止接觸境外媒體。
本次訪談，44歲的胡佳較為詳細地談了很多問題，包括他的父母妻子女兒，他的信仰，他對痛苦、幸福、恐懼、屈辱、絕望、生死、榮譽的理解，談了他喜歡的故事、電影及馬拉松。
（接上文）
我最幸福的事情還沒到來
在我的生命中，尤其在我從事維權工作之後，常常會體驗幸福感。但我最幸福的事情還沒到來呢。
如果有一天，共產黨宣布解散，中國軍隊不再姓共，不再是黨衛軍了，司法真正獨立了，所有的人都可以講真話了，不再恐懼了，不會因為講了真話就招來警察上門，或者請你「喝茶」，把你直接帶走了，那個時候，我真的是幸福了。
我們國家十幾億人，包括監視抓捕我的國保，他們也不安全啊，他們也沒有幸福感。中國變成自由民主法制的國家，我們才真的是最幸福的，我渴望那種感覺的到來，現在想想都覺得要飛起來的幸福感。
人說朝聞道，夕可死，作為中國這塊土地上的人，如果我能結束它的專制，下一秒去死，我都覺得值得，都是最幸福的。因為我沒有虛度，我做了一個中國公民應該做的。
最痛苦的是被毒蛇樣的政體騙了多年！
中共靠中宣部的謊言來維繫政權，它給你造出專門的一個信息網，國民能看到的都是黨過濾過的。
了解很多真實的歷史後，我最痛苦的就是：我怎麼被毒蛇一樣的政體騙了那麼多年！它偷換概念，扭曲真相，從歷史到現實，教科書、文藝宣傳全是它包裝的謊言！很多人到現在還認為，是美國發動「朝鮮戰爭」，基本事實都搞不清哇！
我討厭毛粉，討厭自乾五，但我越來越生起憐憫，我也曾和他們一樣，從出生就喝狼奶長大，到現在都在脫毒！我沒有拉黑這種人，我只是在下面評述，告訴他們，毛澤東一生只干對了兩件事，第一是他死了，第二是他把兒子送到朝鮮讓聯合國軍隊除掉了；我告訴他們接觸的都是百分之百的謊言，告訴他們反思。
當然很多人會把我拉黑，沒有關係，可以理解，他們已經被腦殘了。我們被謊言蒙蔽那麼久，共產黨從開始就把中共和中國捆綁在一起，許多人不願意聽批評，以為那些批評是針對中國，其實外在的批評都是針對中共的。
我最早被拘禁是2002年12月，原因是我考察艾滋病，給感染者的家庭送募捐的冬衣等，我幹壞事了嗎？沒有。我是做好事，但屈辱從那時就開始了。
從2004年7月，一年365天我家樓下都有通州國保的警察便衣，每天24小時。
2007年我被抓時，警察刻意羞辱我，我被套上黑頭套，他們強迫我的頭和膝蓋平行，穿著拖鞋做「噴氣式」。後來我被用鐵絲捆起來，國保隊長坐在我身上，屁股顛來顛去，壓得我喘不上氣，肋骨都要斷了；他們還用約束帶纏上腳、胳膊，然後把胳膊吊得高高的，保持同一體位，17個小時! 胳膊都快廢了，一個多月都舉不過來，酸痛得就像蟲子在爬……這都是我經歷過的。國保恐嚇我，要把我活埋了，人間蒸發了，或者把我送瘋人院，這種威脅太平常了。
被抓時我女兒剛出生45天，妻子在裡邊餵奶呢，警察衝進來就把她控制了。所以我妻子也老夢見一個場景：有人衝進來，把她摁倒在地，用腳踩著她。
我媽媽擔驚受怕，那時幾乎隔一天就做噩夢，然後哭醒。夢到我背銬手銬，被人打死扔進河裡。我被捕以後，當局想轉化我，讓我父母到看守所看我。滿屋子的警察，我媽媽當時就站起，從對面過來，一下子抓住我的手，把袖子擼開，她檢查我手上是否有手銬的痕跡，那種我被打死扔在河裡的場景，已經成了她的魔咒！70多歲的她對那些國保說：口上留德，手上留情。
真正的勇士 就是那些腿打著顫依然向前沖的人
我還沒體會過絕望，我覺得悲觀走到盡頭就是絕望吧，你自己解除了武裝，認為自己無力、無能，你放棄了抵抗，這些絕對不是我的選項。
2006年2月16日，我和高智晟律師一起搞維權抗暴絕食，我被強制失蹤，祕密關押在通州台湖第五生產隊，房間是鋼化玻璃，窗簾24小時都拉得緊緊的。41天後，我被扔在一個荒地，國保警告我：如果你將來還搞這種事情，還要這樣對待你！我回了一句話：放心吧，我會好好繼續給你們掘墓的。
我認為希望本身就是力量，代表你的生命力，生命力裡邊，有你的意志、行動力、想像力。羅斯福說過，我們唯一需要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我覺得絕望也是這樣，絕望不是被敵人打敗，而是被你自己打敗，是你自己投降了，在意志和心理上你殺死了自己。我不會有這個絕望的，就是哪天死了，我也不會帶著絕望去另一個世界。
我從小到大都是很普通的人，技能、智力、心理、身體等各方面我都不特別突出。這麼多年的抗爭，我又落下很多病，肝硬化、膽囊炎、膽結石，急性胰腺炎等等。12年前我就是慢性肝硬化，過去一年半四次急性腺炎發作，差點要了我的命。但我還是堅信，在我有生之年，我能夠用我現有的生命力，去推動實現我想追求的一些東西，就是普世價值在中國的實現。
人都是脆弱的，精神、身體的脆弱是人之常情。「709」律師案裡，大部分都認罪了。當局用很多方法以人性的弱點，或者以你的家人對你要挾。但是，即使有很多脆弱事情發生，這個社會的發展仍然在向前，中共的獨裁無論多麼強勢，也無法跟歷史趨勢對抗，它只能節節敗退。每一次「維穩」，每一次群體性的打擊，每一次製造的恐怖震懾，都是因為它內心恐懼，恐懼的是它，夜不能寐的是它！不管個體多麼脆弱，或者某個群體中有時候會顯出脆弱，這都不是讓人絕望、悲觀的理由。
脆弱並不可怕，恐懼也不可怕。真正的勇士，就是那些腿打著顫依然向前沖的人，當脆弱和恐懼在你內心產生，那正是你戰勝自己，也就是戰勝對手的起點。而且，從恐懼和脆弱歷煉過來的人，堅持下來，才會被錘鍊得非常勇敢。
父親母親的默默付出
我父母落實政策回北京後，加入了中共黨。他們跟我說的明白，加入共產黨的原因，就是因他們出身不好，歷次政治運動受到波及，成為黨員之後，對保護我有作用，「你將來出身就會好一點」。 加入共產黨就像加入納粹一樣，這不是污點嗎！？但發生在我父母身上，我就深深地理解了。中共的詭詐瘋狂、殘酷無情，他們是體驗最深的。他們很現實。
在我父母家，現在我不敢接電話。接聽中只要我言語露出鋒芒，我爸就不讓我說，或者要我馬上離開。他不想聽。
我媽對我朋友說過，我兒子胡佳是一個不知道恐懼的人。她絕不在我面前說這些，她不當面鼓勵我，因為我是她的兒子。她知道國家的進步需要有人付出，需要有人犧牲，但她不想讓她兒子去付出，她和我爸已經付出了二十多年的青春。
做艾滋病的時候我沒什麼錢，那時我在北京電視台工作，工資交給我媽，用的時候再要。後來我發現，我從她那裡拿的錢，數量遠遠超過我給她的，我問還有錢嗎？她總是告訴我還有。她知道我做的很多是好事，無言地支持我吧。
我媽說，你爸弄了個收音機，在聽法廣，因為法廣干擾小一點，有時能聽到我的名字。但我爸特別告訴我媽，別告訴胡佳。
我被查出肝硬化時，我爸那年70歲，他立刻說，要換肝嗎？我換給他。這是父親。他願意付出任何代價來延續我的生命。他們只是糾結，不想讓自己的兒子成為烈士，至少不被白髮人送黑髮人，他們是想保全這個家。
女兒胡謙慈
我在監獄時，妻子帶女兒胡謙慈探視，有一次探視出來，這個三歲半的小丫頭竟然說：將來爸爸換了衣服就可以跟我們一起回家了。妻子和母親非常吃驚，因為出獄的時候，確實就要換下囚服，穿上家裡送來的衣服，這小丫頭怎麼知道這程序？
妻子對女兒說：「（監獄）那是爸爸的幼兒園」。我出獄後，她有一天突然問我：爸爸的幼兒園裡的叔叔怎麼都帶槍呀？她指的是監獄門口的武警。
我出門開車，女兒坐在後座上看，後面跟著國保的兩輛車。她詞彙不豐富，不知道怎麼形容，就管國保叫調皮，搗蛋，淘氣包。
因為支持高智晟和關於陳光誠的事，我被抄家，警察闖進家門，滴了咣當地搜查。我把她的門掩上，她很乖，一個人在她的小房間看童話書。後來我妻子回來，她突然說：電腦都拿走了，其實她知道，警察抄走了我的東西。
我出獄後第二年夏末，妻子考上了香港大學博士研究生，就帶女兒去了香港。在女兒的成長中，我一直是個缺席的父親。
我最喜歡幹的事就是「顛覆國家政權」
我最喜歡幹的事就是顛覆國家政權，給這個體制掘墓，只要什麼事情跟這個沾邊，我做起來就特別有勁。
因為家庭出身，上小學時我不是第一批入隊的，人家都帶紅領巾，那時我還真有點沮喪。
如果現在我女兒在中國大陸上學，不會加入少先隊，不會參加它的政治組織，我肯定不讓她進入那套童心向黨的靈魂扭曲系統，不讓她與共產主義赤色法西斯有任何形式的關聯。我公開說過：應該解散少先隊共青團，解散共產黨，這也是我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公開言論。#
（待續）
（江海天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