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4日訊】讀者來稿/据江南時報11月19日消息，甘肅省永登縣反貪局局長把余龍被其頂頭上司——該縣檢察院檢察長宋宗敬一腳踢襠、正中要害，導致男性功能喪失。這件事發生于去年九月，已過去一年有余，打人的宋檢察長和被打的把局長都是當地“政法戰線”的領導人物，按說都是“懂法律”的人，可此案至今沒有進入司法程序，這是我們要關注它的第一點；此外，這兩人平時無怨無仇，也沒有官場權力之爭，不過是這位“宋檢”多年養成酒后打人的“習慣”，一次意外失手誤“閹了”下屬“把局”，這是我們要關注此事的第二點。
事情經過如下：2001年9月19日，把余龍在永登縣檢察院值班室值班，當夜12時許，永登縣全城停電，檢察院內一片漆黑，次日凌晨1時許，該院檢察長宋宗敬外出喝酒回來，隨同的還有該院辦公室副主任和一名司机。把余龍說，宋宗敬歷來都有酒后打人的習慣，那天晚上也不例外。他說，當他打開值班室的門想打個招呼時，沒想到宋宗敬不問青紅皂白就大打出手，他從值班室跑到大廳，宋追到大廳一腳將他踢翻，把余龍說，他當時就覺得下身睾丸劇烈疼痛，無法忍受的疼痛迫使他在地下打滾，他有气無力地呻吟：“我的睾丸踢坏了，疼得很哪。”沒想到此刻宋宗敬又把他的頭發揪住，要拉他上樓繼續喝酒，在他的再三求饒下，宋才在別人的簇擁下上了樓。沒有人關心受傷躺在地上的把余龍，這一夜他以為自己會痛死過去。
上面這段文字如果不提官銜，讀者肯定以為是街頭流氓尋舋滋事，一個流氓無賴的形象活脫脫閃亮登場。但檢察院的同事們說：“宋宗敬酒后打人是家常便飯，經常會有人挨他一個耳光或者是一腳，大家的感覺是發火吧，他是個領導，不發火吧，心里又不太平順，總有一种受到侮辱的感覺。”如此檢察長，十足就是一個變態狂，真不知道他的下屬們是怎樣忍過來、熬過來的，下屬們在領導核心那里受了委屈，又該去找哪個倒霉鬼發火消气去？既然他的同事們認可他們的上司有打下屬撒气的權利，難道他的下屬們就沒有打案犯打犯罪嫌疑人出气的權利？我覺得更可气的是，永登縣党委和人大的領導們居然全都了解宋檢察長有這個“不穩當”的毛病，但可以想見，宋檢察長和縣委書記縣長人大主任們一起喝酒后斷不會對書記縣長主任大打出手，所以這樣一號厲害人物才能長久霸居檢察長之位。我想，中國的很多最后被槍斃、被法辦的官員們，如果他們的下屬能在他們越玩越邪的過程中幫忙把他們拉下馬，如果他們的上司能在他們越滑越遠的過程中幫忙把他們赶下台，事情原不至于那么不可救藥的。
我們不要說什么“三個代表”、什么“執政為民”、什么“公仆”、什么“為人民服務”，象本文中的宋宗敬檢察長，如果他到秦檜和魏忠賢手下做官，只怕也饒不了他！還有那個1999年11月在“焦點訪談”中亮相的山西絳縣法院的副院長姚曉紅，在法院不僅吊打百姓，對干警也經常拳腳相加，命令干警為他找人奶喝、抓蟈蟈治病，下車要下屬攙扶、進門要部下迎接、睡覺還得干警鋪床端尿，他們已經被權力搞昏了頭、弄變了態，說他們還是個正常人也都不配！難道共產党的干部非得犯了重罪才能丟掉官帽？難道一定得讓姚曉紅宋宗敬們進班房的同時再對他們進行組織處理？我想，一個不适宜做官的人或許還能做個普通的人，如果有一套哪怕是并不完善的民主監督机制在起作用，早點把那些從道德上、品格上、習慣上“不穩當”的官們降為普通人，興許他們還有机會做個正常人。
我曾听一位坐過牢的朋友告訴我，湖北十堰市的看守所里有個“管教干部”（獄警），平時文質彬彬，在上司和同僚面前謹言慎行，只是晚上到了看守所必然大發雷霆之怒。他或者在每個監號里挑出兩個人互打耳光，或者命令“全體倒豎”、冬天讓人“脫衣服沖涼”，或者用極其淫穢的語言和女囚對話，當各囚室傳出此起彼伏的“報告干部，受不了了”的時候，他就開心得渾身輕飄飄的，大叫：“娘那個X，堅持，堅持就是胜利。”直到有一天他將一個囚徒弄成殘廢，此人被調离看守所，听說在新單位里他又厚道又規矩，沒人相信他曾經那么的殘暴。我對朋友說，最該受懲罰的不是那個獄警，而是給他那么大權力卻不給他約束的體制，人家本來就是個老實人嘛，看守所能把一個老實人變成一個凶惡的獄警，不知道它又把不老實的囚徒們變成什么呢。
甘肅省永登縣的宋宗敬檢察長至今還穩穩當當地做他的官，我們不敢想，假如是他的下屬把他老人家給打了，會是什么后果？假如是平民百姓“誤傷”了這位檢察長同志，他老人家及“有關部門”又會如何反應？雖然受害人也貴為局長，可畢竟是下屬，把余龍局長的妻子說：“以前丈夫害怕得罪自己的頂頭上司，礙于情面不敢出頭露面”，但是檢察長這一腳踢得太不是地方，這一腳踢得也太狠了些，一年后局長終于敢向檢察長興師問罪了。可“向有關部門反映并向派出所報了案”，卻一直沒有處理結果。但愿別學山西的姚曉紅，要到最后惊動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才能解決問題，那樣的話，我們就只能嘆服中國的法治太不及于人治，而中國的清官又太集中于最高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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