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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8日訊】 台灣<壹週刊>因刊登國安局秘密帳戶﹐涉及大量國家機密而被檢調部門搜查﹐引發國家安全和新聞自由孰輕孰重的爭論。爭論很難有結果。因為國家安全和新聞自由都有程度的不同﹐要具體分析。但是事件發生在<壹週刊>身上﹐的確令人遺憾。
台灣<壹週刊>在香港的兄弟報刊<蘋果日報>和<壹週刊>雖然“狗仔隊”問題常引起爭議﹐但因為敢於堅持自由民主的立場而得罪中共﹐至今仍被禁止在中國進行採訪活動﹐廣告被封殺。這次在台灣因為刊登這些文件而被搜查﹐但是相信檢調部門矛頭並非針對媒體﹐而是想通過搜查﹐查出資料來源和劉冠軍的共犯。其實不必沒收出版物﹐因為並沒有禁止印刷發行。因為如此﹐事發時身在香港的壹傳媒老板黎智英表示對台灣的安全﹑自由﹑和民主﹑開明的社會仍具信心。所以也立刻回到台灣來﹐面對這個事件。
一般來說﹐媒體獲得獨家新聞﹐首先考慮的是民眾有知情權。國家安全問題可能也會考慮﹐但是不會如同當政者考慮得那樣周全﹐特別是如果認為有弊案時﹐更是以第四權的監督者自居。因此﹐當局應該盡量避免對媒體採取行動。美國在越戰時也有媒體公佈五角大樓的機密文件﹐當時也被認為危害國家安全﹐但是越戰到底在萬里之外﹐法庭最後還是把天秤的砝碼放在言論自由一邊。然而因為反戰情緒使美國退出越戰﹐導致南越老百姓落入越共手裡﹐因而出現幾十萬越南難民“投奔怒海”的慘劇。
台灣同美國也還有所不同。美國是超級大國﹐就如去年“九一一”也沒有動搖國本。然而台灣就像孤懸大海上的一爿孤舟﹐作為霸權大國的中共經常在台海掀起狂風惡浪﹐安全問題禁不起衝擊。所以媒體在發表有關秘密文件時﹐應多考慮這方面的因素。
有關事件的主要問題不在媒體﹐而是向媒體放料者目的何在﹖就如國民黨執政時期﹐李登輝﹑連戰出國到非邦交國家推行務實外交時﹐往往尚未成行就被媒體曝光﹐引來中共對這些國家的打壓。這些往往不是媒體挖出來的機密﹐而是有人故意泄密﹐通過媒體曲線傳給中共。這也是要追究泄密者而不是把矛頭對著媒體的原因。但是即使如此﹐媒體的自律也還是必要的。就如“九一一”之後﹐因為涉及敵人打到美國本土的國家安全﹐美國媒體的表現就不同於越戰時期﹐因而群起自律﹐以致有人擔心損害了新聞自由。
台灣從威權體制轉變到民主體制時間不長﹐舊的體制﹑舊的習慣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轉變過來﹐媒體給予應有的監督是完全必要的﹐防止或追查政治人物濫權自肥也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以犧牲國家安全的巨大代價來換取一些制度上的改革。任何媒體在做這些事時﹐公不公佈﹐公佈多少﹐應該權衡輕重﹐切勿做親痛仇快的事﹐還要防備被一些政客利用﹐特別是被中共所利用。例如這次公佈的密件中﹐涉及九六年台海危機時啟動有關專案來化解危機﹐怎麼是非法的呢﹖難道不動員外圍力量聽任中共宰割才是“守法”﹖如果以葬送台灣的民主來解決一個所謂“弊案”﹐值得嗎﹖把民主台灣送給中共﹐跟著來的弊案何止千萬個﹐那才是真正葬送台灣的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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