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夏提:在自責與內疚中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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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1年04月28日訊】3月31日,大約是下午,我正在聚精會神地在辦公室整理文件,突然手機響了,拿起電話,是《紐約客》雜誌記者打來的。

寒暄過後,記者似乎有點猶豫,然後他說:「有一件事,我想在文章發表前告訴你,以便你思想有個準備。」我感覺心提到了嗓子眼,沒有說話,靜靜的聽著。記者頓了一下:「你在聽嗎?」

「我在聽,你說。」

「是這樣,根據我們和證人的調查採訪,確認你大妹妹、二妹妹及她的丈夫和大女兒,都在奎屯集中營。你的二妹妹有心臟病,經常暈過去;每次,警察都不讓任何親人靠近幫忙,直接把你妹妹拖走;你大妹妹也似乎精神上已經垮了。你在聽嗎?」

「我在聽」,我可以感覺到自己的聲音變了,有點顫抖。

「根據證人,集中營領導當眾對你妹妹說: 『你們的問題,是你們的哥哥。等你哥死了,你們的問題才能結束。』」

記者後面的安慰話語,我只是機械地回答:好好,沒有事,你放心。放下電話,我不知道自己呆坐了多長時間,想哭,又哭不出來;心在痛,那是一種沉重鑽心的疼。

警察那句話不斷在我耳邊響著:「你們的問題,是你們的哥哥。等你哥死了,你們的問題才能結束。」我活著,父母親人就是中國政府的人質,家破人亡;中國政府在監禁折磨我父母親人的同時,也在精神上監禁折磨我這個逃亡者!

大妹妹和我最要好。在國內時,每次我去拜訪她,她都會往我口袋裡塞一些錢,說你一個教書匠工資不高;我知道你喜歡讀書,這是給你的買書零錢。我逃亡一年多,她和丈夫離異,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特別不容易。

因而,我到美國,收入穩定之後,給她寄過幾次錢和包裹。到後面,她婉轉地告訴我,取錢變得非常麻煩。我明白了。後來她女兒想要個手提電腦,她拗不過女兒的求情,問我能否寄一個電腦。我說行。

我到處打聽,得知一位在德州的朋友要回國探親,我要他幫我帶過去,他答應了。我就在網上訂購了一個手提電腦,直接發到德州朋友家。朋友拿上電腦,連包裝都沒有打開帶到了烏魯木齊。

後來輾轉得知,在機場等著的外甥女拿上電腦後,感謝完朋友走出機場,就有兩個警察將外甥女帶到了什麼地方。我僅得知,外甥女在那兒呆了一段時間。至於一段時間是幾個小時,還是一兩天,或者是一兩週,我不知道。

2014年8月15日,妹妹被從家裡帶走。我僅知道,她的家被翻了個底朝天,甚至小外甥的台式電腦也被帶走了;而且,警察通過二妹妹帶話給我:讓你哥停止活動,否則……。自此,我和三個妹妹的聯絡完全被切斷。

我二妹妹乾脆利索、潑辣,是那種得理不饒人的人。她的漢語也非常好,性格也和我差不多,眼裡容不得沙子,一旦遇到不公平就會不計後果站出來。她在鐵路上工作,而鐵路是一個完全由漢人壟斷的中央企業,歧視是赤裸裸的,因而二妹妹得罪人不少,包括領導。

二妹妹最大的罪過,我猜,一個是她竭盡全力試圖保護膽小怕事、卻因我而攤上了政治大事的大妹妹;二是因她非常自豪有個敢挑戰權威的哥哥,而且她曾經在很多場合公開表達過她的這種自豪。

自從大妹妹被抓捕,我就有一種負罪感,總覺得自己毀了大妹妹在艱難掙扎中試圖維持的家庭!

2016年,當母親在最後一次的電話裡告訴我:你三個妹妹的兒女,大學畢業也都沒有一個找到工作的;你大外甥女找到了工作,幾個月後也被莫名其妙解僱;我們的麻煩太多了,兒子,你父親早逝也是因受不了你弟弟被殺、你妹妹被抓的雙重打擊呀!不要再給我們打電話了,願真主保佑你,兒子。

母親最後的通話一直折磨著我,自責、內疚,儘管我知道是中國殖民政府無恥,是殖民政府如黑幫綁架我的親人,拿他們做人質,但始終也無法擺脫對親人的負罪感。這種負罪感在從內心吞噬我的生命。

幾個月前看過一部反應猶太人大屠殺的影片,片名《莎拉的鑰匙》,講的是1942年德國占領下的法國警察開始抓捕、驅趕猶太人。當警察來莎拉家要帶走他們時,天真的莎拉將其年幼的弟弟藏到壁櫥,上了鎖,鑰匙拿在手上,她以為他們還能回來。但極其不幸,被迫與父母分離的莎拉九死一生逃離兒童集中營後,在好心人幫助下輾轉回到巴黎來拯救弟弟時,她剩下的唯一親人——弟弟,早已餓死在了壁櫥裡。

儘管在一家好心法國人的幫助下,莎拉最終躲過了納粹迫害,熬到了巴黎解放,但她始終無法原諒自己,一直生活在抑鬱之中。那種負罪感、自責和內疚折磨著她。

後來,大概是為了擺脫法國生活的陰影,她告別養父母,移民到了美國,也找到了一個好丈夫,也有了孩子。但是,她未能擺脫折磨著她內心的負罪感、自責和內疚,最後她選擇了開車撞車自殺,永遠地離開了這個對她極其殘酷無情的世界,去尋找她可愛的弟弟和消失在大屠殺集中營的父母。

不幸,今天的維吾爾人在以另一種形式,在被迫經歷猶太人莎拉的慘劇。儘管維吾爾人還沒有弟弟被鎖到壁櫥裡餓死的慘案報道,但因父母被抓捕關押,無人照看年幼的孩子,而被凍死、被淹死維吾爾兒童的報道,已經有幾例。

我三個妹妹,大妹妹有兩個孩子,我不知道他們在哪兒,是否還活著;我只知道自大妹妹2014年被抓捕,她的兩個孩子就在失去父母的艱難困苦中,掙扎生存。

我二妹妹的兩個孩子通過《紐約客》記者知道,她的大女兒和他們在一起,在集中營;小的不知下落。

我的小妹妹也是兩個孩子,她和母親生活在哈密。現在,大人、孩子都不知道下落,也不知道是否還活著。

儘管我知道,父母、弟妹的家破人亡首先是因為他們生為維吾爾人,就算是我順從了中國政府,今天無差別大規模抓捕關押維吾爾人,包括抓捕那些曾對共產黨忠誠的維吾爾人,再一次證明,極大的可能我和親人們一起也同樣逃脫不了集中營、死亡。

就如猶太人莎拉,她的弟弟,即便沒有餓死在莎拉藏起來的壁櫥裡,可以肯定,也逃不過納粹的集中營、毒氣室。

然而,我們海外的維吾爾人也都如影片中大屠殺倖存者莎拉,仍然無法擺脫那種內心深處的負罪感、自責和內疚。因親人的失蹤、被抓捕,本來就讓我們海外維吾爾人生活在家破人亡的悲哀中;而被中國殖民政府倒打一耙,指責成其親人被抓捕是海外維吾爾人的追求自由、尊嚴和尋親控訴,成了傷口撒鹽,加深了每一個維吾爾人精神上的折磨。

漫漫長夜,有多少維吾爾人的兒女、父母在默默地哭泣;漫漫長夜,有多少維吾爾的兒女、父母輾轉難於入睡;漫漫長夜,又有多少維吾爾的兒女、父母在無法擺脫的負罪感中,掙扎於自責與內疚。這痛苦,這折磨,這箇中滋味,只有經歷之人知道。

我不會如大屠殺倖存者莎拉一樣撞車自殺,但這負罪感、自責和內疚的精神折磨,卻也在慢慢消耗我的精力,在慢慢吞噬我的生命。我們逃亡者、倖存者,就我個人而言,只為期盼中與家人團聚的最後奇蹟而活著!

——RFA

責任編輯:任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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