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後,為找一張病床,打了1000個求助電話

 整理: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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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2年01月24日訊】這個冬天,疫情席捲了小半個中國,西安尤其嚴重,封城及其帶來的次生問題,一度讓時鐘撥回武漢時期,而「西安孕婦流產」和「老人心絞痛被拒診」的被曝光,更是使一刀切的清零政策成了眾矢之的。

殊不知在現實中,許多西安市民都與這兩起事件的主人公有著類似的經歷——曲折就診路,電話打不通、小區出不去、醫院不接收,也有病人在疫情中和這個世界告別。

微信自媒體「八點健聞」採訪了當地一位癌症晚期病人的家屬,她在最初也是最混亂的三天裡,打了近1000個電話,平均撥200-300個才能接通一次,只為了幫確診癌症晚期四年的母親,在偌大的城市裡找到一張病床。

以下是她的故事:

不治了,在家裡走也挺好

一切都是突然的。

2021年12月27日晚,電視直播新聞發布會,因為有1個確診病例,他們小區被列為管控區。

管控區意味著什麼?

原本第二天,他們就要去住院。結果醫院臨時告訴她,收到了疫情防控文件,管控區的病人,醫院不能收。

不收,他們去哪?醫生也不知道,文件上只寫著管控區的病人不能收,但是沒有寫這些病人該怎麼辦?

自從媽媽2017年4月確診肺癌晚期以來,他們有近2年時間都在這家醫院看病,所有的病歷都在醫院系統裡,醫生也對媽媽的情況知根知底,床位也留好了。

他們開始兩頭聯繫。社區登記了情況往上報,晚上她就接到了街道辦的電話,同意開具證明讓他們走,但前提是找到醫院接收。

她家所在的新城區和醫院所在的高新區,屬於兩個不同的管轄區,每個區的防控政策都不一樣,醫院要求高新區防疫辦同意,高新區防疫辦要求新城區公對公發函對接,新城區也不知道該怎麼辦,誰都沒碰見過這個情況。

打了一圈電話,全都是讓她等。

腫瘤患者講究治療的延續性,到後來她已經不講究這些,只求有醫院能接收就行。

後來新城區聯繫上了西安交大一附院,對方同意接收,但前提是掛上號。

她打開手機,搜遍西安市的三甲醫院,沒有一個放號,醫院開診了,但是腫瘤科沒有號。自疫情發酵以來,很多醫院的住院部早就關了,不敢再收新病人。

從社區送到醫院,必須得由救護車來實行封閉管控,她又開始聯繫120。

「這幾天,我就僵持在不同的電話裡,防疫辦電話能打通,但往往一打過去就是占線,要不停地回撥才有可能接通,我粗略算了一下,平均要打200-300個接通一次。」她說。

她就眼睜睜看著媽媽日漸消瘦下去,疾病沒有擊垮媽媽,但是絕望的情緒擊垮了她。精神上一垮,病情肉眼可見地惡化了,腹水一天天脹起來,短短三天,就不太吃飯了。

她天天蹲在客廳蓬頭垢面地打電話,本能地關上家中所有房門,選擇一個直線距離媽媽房間最遠的角落。為了方便回撥,她打電話都是用外放,常常情緒激動,克制不住語氣裡的憤慨,手裡握著紙巾擦眼淚,難過時輕咬住袖子,怕媽媽聽到哭聲。

每次轉身走進媽媽的房間前,她都得深呼吸,調整好表情,讓自己看上去不那麼猙獰。媽媽心疼她,有時候反過來勸說,「算了,不治了,你也別打電話了,在家裡走也挺好。」

她動搖過,真的。已經治了這麼多年,是不是應該讓媽媽在家裡面走?但轉念一想,不行,我們可以不治療,但不能是被人拋棄的情況下自我放棄。新冠病人的命是命,媽媽的命就不是命,就可以被放棄嗎?

所有人都在努力,所有人都無能為力。很多工作人員都是拿私人手機打給她,電話裡他們的嗓子都啞了,不少人動用私人關係幫她。她理解政策需要時間,但是能不能等到,就不知道了。

一切都是臨時的

政策無情人有情,打了無數個電話後,她終於帶著媽媽住進了一家三甲醫院的分院。

這裡原先是骨科、心腦血管等科室的專科分院,疫情中專門騰出來用於收治封控區的病人,產婦、腫瘤、腎透病人悉數都收。

一切都是臨時的。

原有科室全部撤出,醫生、護士是專門抽調過來的,他們對於環境和病人一樣陌生。

她和媽媽拿著行李站在空蕩蕩的病房裡,只有兩張鐵架子床,沒有被褥、沒有海綿墊,護士也不知道東西在哪兒。為了防範院感,每間病房只能住一個人,中央空調也停了,西安的冬天氣溫不到十度,她們只能穿著羽絨服,蓋著厚被子,在醫院裡湊活著。

原先的住院樓在疫情之下重新分配給了各個科室,來自不同風險區的病人,分別乘坐三個電梯。

尷尬之處在於,她是綠碼,每天核酸都是陰性,但小區屬於管控區,病區還有很多紅黃碼的病人,她必須在「放棄治療、在家等死」和「冒著被感染的風險」之間做出選擇。

醫生完全不了解媽媽的病情,光是概述病史,她就手寫了兩頁紙,但沒有多年記錄在案的資料,沒有電子影像,始終效果甚微。

在如此倉促而簡陋的環境之下,病房只能提供一些小型設備,想拍張CT都很繁瑣。還有很多患者因為疫情耽誤,不符合化療的指標,需要升紅、升白,住院時間此前預計的都長,很多人沒有準備那麼多東西,連衛生紙都不夠用了,出也出不去,買也買不到。

更大的問題是沒有藥。

媽媽需要極強的止疼藥芬太尼,這類精麻類管制藥品,一般醫生不具備開具處方的資質,好在她這樣的老家屬還能問別的家屬要一點囤貨續命。

媽媽的感染逐漸加重,需要用到消炎藥、保肝藥、肝素,結果三種藥中只有一種。醫生說,缺的東西會往上報,但是什麼時候能補齊發下來,就不知道了。

臨時搭建的院區沒有接入醫保系統,一盒泰瑞沙,平時報銷後只要1000多元,現在需要自費1萬多元。經濟實力尚可的病人還能自掏腰包,撐過這個寒冬,原本窘迫的家庭就只能賭命。

有的病友已經斷藥超過一週了,在家裡疼得母子倆抱頭哭,他們借不到藥,也實在沒有錢去購買未經醫保報銷的原價藥。

還有很多患者仍然在重複她的困境,每天聽著電話裡的忙音一籌莫展,等待著這場生命與生命與疫情的賽跑自動分出勝負。

好在沒幾天,原來的醫院傳來消息,也開設了封控區病房。他們和醫生溝通了轉院,救護車把他們拉到了熟悉的醫院,原先腫瘤一病區的醫生負責整個病區。剛住下來,原先的腫瘤主治醫生就打電話過來,說聽說你們住下來了,對接醫生已經跟他溝通過了,讓他們放心。

情況在一天天好轉,然而,母親的身體還是在走下坡路。

我們都是大時代裡的小角色

這一天終究還是來了。

臨走前兩天,媽媽已經開始神志不清,出現譫妄,產生幻覺。整個人時睡時醒,逐漸喪失了時間感。

她經常看盯著不知道哪裡,指給她看哪個親戚來了,一會兒是小姨,一會兒是她爸。媽媽就自己在病床上,在夢裡,自導自演了一場與親朋好友的生死告別。她甚至還幫她安排好了未來,工作升遷,囑咐她要為人低調,找了新男友,還嫌棄人家這裡那裡不好,讓她分了再找一個。

關於她爸的夢境,是夢到他買了一大袋子菜回家,媽媽說想吃餃子了。沒想到,那天午飯,竟然吃的就是餃子。他們住院十幾天,就只有這天吃過餃子。

第二天原本要出院了,她把一切手續都辦好。媽媽突然咳血了,咳在她黑色的羽絨服袖子上,為了不讓她發現,硬是撐到了現在。

媽媽在即將出院之際,又重新住進了醫院,最後從這裡出發去了另一個世界。

「2022年1月10日,凌晨1點,媽媽陷入了昏迷,我看著監護儀上的心電圖一點點變緩,快要拉成直線,我知道最後分別的時刻快要到了。」她說。

四個小時後,媽媽走了。

此前為了讓媽媽住院,她打遍無數電話,卻沒想到聯繫殯儀館時,都說沒有車,要九點多才能來。按理說,殯儀館是一個處於生死之間的地方,安靜又熱鬧,人們因為畏懼死亡而不願來,但也常能聽到一大家子人的哭啼聲。

但在疫情面前,一切從簡,連哀樂都沒有,媽媽穿著壽衣整整齊齊躺在那裡,所有人看她一眼,就送走了。

送走媽媽之後,她回到醫院,還是同樣的環境,同樣的醫務人員忙來忙去,卻又什麼都不一樣了。她把沒用完的衛生紙、成人尿墊交給護士,希望能幫到其他匆忙來到這裡而準備不充分的病人。

她打電話給關係很好的病友家屬,她說,「我的戰鬥結束了,你以後要加油」,結果對方嚎啕大哭。

回顧這段慘痛的經歷,她說:「我不會怪罪疫情,疫情只是讓一切提前了,我把這歸咎於命運,我們都是大時代裡的小角色,芸芸眾生中的一個普通人,命運拍來了一個浪,誰也沒有辦法繞開。」

她只是無法理解:所有人都在努力,所有人都無能為力——政策只是明令禁止了做什麼,卻始終沒有提出解決方案。

在這場與病毒、與時間賽跑的戰役裡,並不是所有病人都平安度過了這個冬天。令人難過的是,為什麼兩年過去了,每逢疫情封城,類似的境遇還在重複上演?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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