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省思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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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2年11月10日訊】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美國聯準會(Fed)前主席柏南克(Ben S. Bernanke)、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傑出高級研究員戴蒙(Douglas W. Diamond),以及華盛頓大學教授戴布維格(Philip H. Dybvig)三位美國經濟學家共同獲得。

三位金融學者獲獎

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三位學者對於「銀行和金融危機」(banks and financial crises)研究成果,對於降低金融危機、經濟蕭條風險有所貢獻。1930年代的全球經濟大恐慌,使世界經濟癱瘓多年,產生巨大的災難,今年獲獎者的研究,提供了我們更好地應對隨後的金融危機。他們已證明了防止銀行大範圍倒閉的重要性,對於規範金融市場和應對金融危機方面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他們的研究結果對於使銀行、政府和國際機構能應對COVID-19大流行,而不至於造成災難性的經濟後果至關重要。

雖然三位獲獎者的研究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銀行以它們的形式存在,以及為什麼它們存在可能對經濟造成破壞性的脆弱性,例如1929年華爾街崩盤和隨後的全球經濟大恐慌所示,以及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因而人們認為他們的得獎實至名歸,但有人卻不以為然。美國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辦人兼總裁傑弗瑞·塔克(Jeffrey A. Tucker)就認為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帶來了「道德風險」(moral hazard)。

諾貝爾獎帶來道德風險

塔克在10月18日於英文《大紀元時報》為文,對諾貝爾委員會表彰三位得獎者「對銀行和金融危機的研究」,特別提到2008年央行對住房和金融危機的應對措施,包括用「量化寬鬆」來拯救銀行。他認為正是這種應對措施引發了全球的通貨膨脹危機浪潮,在2020年春天開始的封鎖期間和之後席捲世界。人們總是說,如果柏南克在2008年沒採取行動,金融體系就會崩潰。其實,它真正做的,是預先阻止了一個對市場參與者具有重要教育意義的時刻。它救助了一系列對風險和理性失去擔憂的機構,其結果是銀行、政客和政策制定者普遍面臨巨大的道德風險。

每當一項政策的實施反而恰巧強化並延續原本意在防止的事情時,就會產生道德風險,這是對不良行為的獎勵。這一經驗,在2020年再度上演。美國聯準會在2020年3月16日,加快了印鈔機的速度,國會準備了<新冠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案>(CARES Act),花了1.7萬億美元來滿足州級別的封鎖。如果沒這些做法,這些州會相當迅速地開放,以維持經濟的正常運行。一旦國會開始撒錢,州長們就意識到封鎖可以賺大錢。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政府支出與街頭熱錢都增加了6萬億到7萬億美元,相當於2008年的放錢比賽中再加了大量的興奮劑。如果聯準會無法或不願買國會徒然製造的巨額債務,美國的違約風險將大大增加,可能已徹底破壞了金融市場,而聯準會忙於開出無法兌現的支票,以掩蓋國會的所作所為,結果是,政治階層和中央銀行家們共同努力,使現代最大的政策災難之一持續下去:信用卡債務飆升、儲蓄崩潰、實際收入持續下降、全球性停滯膨脹可能來到。

塔克在文末這樣寫著:「有人認為,這些獎項是提前一年多提出的。頒獎委員會怎麼會知道,他們為那些想出如何通過法定通貨膨脹和銀行紓困來拯救經濟的傑出人士頒發的獎項,會在整個世界都在通貨膨脹的地獄中燃燒,艾菲爾鐵塔上的燈已經熄滅,而歐洲和英國的每個家庭都在為今年冬天家中如何取暖而發愁時宣布?

我們還可以將全球健康危機、預期壽命急劇下降,以及對前景失去希望的整整一代人的士氣低落等添加到這個災難清單中。

這就是『專家』們對世界所做的事情,這場危機始於知識分子的實驗室,這些知識分子認為他們知道比自由更好的管理世界的方法。現在,我們其餘的人被迫看著他們因為出色的工作而互相激勵,從而增加了另一層道德風險:犯下嚴重錯誤實際上不會給他們帶來任何職業上的後果。」

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 A. Hayek)在當年受獎宴席上這樣說:「……,諾貝爾獎給某一個人的這種權威,就經濟學這門學科來講,誰也不應該享有。在自然科學部門,這沒有問題。自然科學家當中某一個人所發生的影響,主要是影響到他的同行專家;如果一個人的業績落伍了,同行的專家馬上就會輕視他。但是,經濟學家的影響之關係重大者,卻是一些外行人:政客、記者、公務員和一般大眾。

在經濟學方面有了一點特殊貢獻的人,沒有理由就成為全能者,而可以處理所有的社會問題。可是新聞界卻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終於自信是如此。甚至有人被捧昏了頭,居然對一些他素未鑽研的問題表示意見,而認為這是他的社會責任。用這樣隆重的儀式以宣揚少數幾位經濟學家的成就,使舉世矚目,因而加強他的影響力,這樣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

諾貝爾經濟學獎受質疑

由歷屆得獎者都只在各自專業領域內學有專精,且較偏於「技術」和「工具」層面的專家,的確令人擔心由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存在,使經濟學脫離「人文」層面愈來愈遠。而且正如蔣碩傑院士所言,經濟學為人類智慧的結晶,是關係著國計民生極其重要的一門科學,但若誤用而導致實施錯誤經濟政策,則遺害將既深且遠。共產世界的慘痛經驗固不必談,就是自由世界裡也例證斑斑,最明顯的是,著重短期而賦予政府龐大「權力」的凱因斯理論。1930年代全球經濟大恐慌,有人說因為實施凱因斯「政府創造有效需求」政策而消弭,但有人卻認為是第二次大戰爆發的緣故,而1970年代的「停滯膨脹」則是實施凱因斯政策的後遺症,於是凱因斯理論受到質疑,更曾被錯認為它已被丟棄。其實它只是被後繼者修正,由「新凱因斯學派」的出現就可為證,而根本的「政府干預」、紓困、「政府救市」非但沒丟失,另換了「印鈔救市」來刺激經濟,而「量化寬鬆」(QE)政策就是代表,多年來讓全球被氾濫的鈔票淹沒,而政府債台高築蔚成另類全球化,「災難時代」也悄悄到來。「五鬼搬運」、「金錢遊戲」、「泡沫經濟」與世人常相左右,撙節政策被認為將窒息經濟,而政府繼續撒錢卻像酗酒、吸毒,只讓經濟一時迴光返照又再度昏死過去,如今「停滯膨脹」正等在前頭。

今年選金融學者給獎,雖凸顯諾貝爾獎委員會認識到金融危機和銀行擠兌的重要,但獲獎者的理論及政策是否得當可用卻很有疑議的。其實,金融風暴、經濟大衰退之所以一再出現,大都是金融業失職、政府官商勾結推波助浪,以及政府錯誤紓困政策的結果。蔣碩傑院士早年明說的「五鬼搬運法就是金融赤字」,已指明金融機構以各種方式將錢搬給少數有權有勢者。金融機構原本扮演「資金橋梁」或「金融中介」的角色,右手接受民間的存款,左手將這些存款貸放給能力高、從事「實質生產」的業者。

這種金融體系不但無趣,規模也不大。例如,在二十世紀美國股市興起的1960年代,金融和保險業合計只占不到GDP的四%,但這種無聊、原始的金融體系卻維繫了在一個世代之間,使生活水平倍升的經濟體。對照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前夕,金融和保險業占了GDP的八%。而且更有規模巨大的公司,吸收社會中頭腦最好的人才,他們讓金融業光鮮亮麗,其背後的證券化過程,使貸款不再專屬於借方,而是繼續轉給其他人。這些人把貸款細切、分割,並把個人的債務整合成新資產,像是次級房貸、信用卡卡債、車貸等都進入金融體系中。結果使風險倍增、金融體系弱化,終而慘遭崩解,進而危及各產業,延禍全人類。

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的教訓,並未讓金融業回到正軌。在衍生性金融繼續創新下,金融業掌控的權力更大,其塑造的政府官員、監管機構、執行長,甚至很多消費者的想法和心態,能力更為誇大,這也就是上文所提及的「道德風險」場景。在2008年之後,行政部門的決策多為金融業帶來龐大利潤,且造成房屋所有人、小公司、勞動者和消費者的損失。金融業已成經濟成長的阻力,而非催化劑;其成長使企業和整體經濟社會都受到損害。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已是金融家在對企業發號施令,在金融市場創造財富已成為目的,而非把金融市場當成工具,以達成共享經濟繁榮的目的。金融思維已在企業根深柢固,公司也開始運作得像銀行,只要搬動現金,就能比以前賺更多錢;光是從單純的金融活動,就能產生五倍於二次大戰戰後時期的收入。

有專家已警告說,我們的金融體系已無法對實體經濟發揮作用,而且成為一種經濟疾病,早在1970年代,「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現象就浮上檯面,如今已不知不覺地緩慢影響全人類。它經由金融、保險、房地產三大火紅產業,在規模與權力上大幅擴張。結果就是經濟成長放緩、貧富差距擴大、市場缺乏效率、公共服務受創、貪腐更嚴重、其他經濟部門被掏空、民主和社會整體受害,「金融詛咒」(finance curse)也就到來了。也就是說,金融不但是病毒,而且毒性更強更烈。

將道德融入金融貨幣

在「金融創新」已是不可擋的潮流下,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席勒(Robert Shiller)的「將優良道德融入華爾街文化」不失為一帖良葯,這也是一千多年前唐玄宗開元時期的宰相張說的〈錢本草〉一文告訴我們的,用「道、德、仁、義、禮、智、信」精煉貨幣之道。除了這帖難煉的葯方之外,還有什麼妙葯呢?唐太宗的「以史為鏡」—向歷史取經—也是一條明路。那麼,這本美國史上最著名的金融歷史學家查爾斯・金德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1978年著作,長銷四十餘年,2015年由金融名家羅伯特・阿里伯(Robert Aliber)增補第七版的《瘋狂・恐慌與崩盤》(Manias, Pari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Crises)巨著就是不可錯過的一本書。

本書剖析從古至今的每一場重要的金融危機,幫助投資人整理出這些危機的共同特性,而金融市場常常偏離理性運行軌道。本書在梳理分析400年來全球金融危機史實的基礎上,闡述了金融危機的模式、規律、起因和影響,以及金融危機中的非理性因素,研究了金融危機中金融機構和金融行為的相互作用,指出投機瘋狂、市場恐慌和崩潰的不期而遇及其最終的規模與當時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機構關係密切,總結了歷次金融危機的教訓。

2003年7月7月去世的金德伯格,從歷史觀念闡釋西方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過程及整治之道,對1987年10月紐約股市崩盤及美國揮之不去債務危機,更有詳細的解說。本書第一版於1978年出版,概述了市場發展的模式以及金融危機演變的五個階段。而阿里伯在2005之後修訂的版本中探討了自1980年代初以來涉及四十多國的四次危機,並表明其銀行體系的內爆並非來自「不良行為者」的決定,而是國際社會功能失調的症狀—貨幣安排。

向歷史取經

本書以十五個章節的大篇幅詳細整理超過400年的金融危機史,透過理解瘋狂、恐慌對於金融市場的影響,帶給現代投資人和政府重要的啟示。特別在第十五章中詳述「歷史啟示」,並在「結語」中以中國經濟危機為主題,那是2015年寫的己經認為中國遇到日本在1990年代初相同問題,那是金融泡沫崩盤,讓日本經濟失落至今,而七年後的現在,中國經濟已崩壞,成為全球經濟危機引爆點,世人宜未雨綢繆才是!這本2015年修訂的版本,不只增補了迄2015年的情況,還提供對未來的警示作用,世人、特別是各國決策官員若能汲取「正面教訓」,或可讓金融病毒轉化為良葯呢!

作者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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