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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廖亦武:人們記住「武漢」 我就勝利了

中國流亡作家廖亦武。(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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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2年06月25日訊】(大紀元記者李世勳採訪報導)在台北書展一個攤位的角落裡,中國流亡作家廖亦武拉個小凳子坐在一旁,等著一會活動開始要上台講話。

他拿出手機,打開影片,播放「六四」33周年悼念晚會上他朗誦自己的詩——《大屠殺》的片段。

影片中他嘶吼:「殺人了!殺人了!開槍!開槍!向老人、向兒童、向婦女開槍……」畫面中的講台下有個工作人員,就在音響旁,被突如其來的怒吼嚇到,蹲著摀著耳朵。指著螢幕,廖亦武像個老頑童炫耀寶物似地說:「你看看,就算很大聲,他還是在那不走。」

晚會上每位來賓只有幾分鐘講話的時間,廖亦武卻想把整首詩念完,時間到了主持人只好上台把他請下去,成了小小的意外插曲。「我才不會聽你說什麼我就說什麼,我又不是布偶人,我有我的想法。」

說到此,廖亦武停止了笑容,嚴肅地說:「大屠殺就是這樣的,很恐怖的,沒有跟你按照程序走的。」

這大概就是廖亦武的寫照——反叛與不羈,是他詩人的個性;對歷史臨場感的重現,是他作為作家的責任。

詩人與時代的錄音機

廖亦武說,中國有兩個,一個是表面上高樓大廈、經濟騰飛、現代化的中國,另一個是地下的,人民就像老鼠一樣到處亂竄,找不到出路,貧窮、愚昧,但也有善良,這些交織在一起的中國,他說:「共產黨宣揚的是地上的中國,我寫的是地下的中國。」

廖亦武的寫作情懷也有兩種,一個是詩人的,一個是紀實的。

​​在1980年代,他發表了許多具反叛精神的詩作,是個有名的詩人,他崇尚美國「垮掉的一代」的作家們,嚮往自由與反叛,廖亦武談到,早年第一次聽到歌手巴布狄倫(Bob Dylan)在六零年代的歌曲《一個人要走過多少路,才能成為真正的人?》時,心裡震了一下,「​​覺得自己生活得太可憐了,應該到世界各地去遊蕩、去探索、去反叛。」

但1989年,成了他創作的轉折點,廖亦武寫了詩歌《大屠殺》,在6月4日凌晨天安門鎮壓進行之際,同步朗讀了這首詩,並與加拿大公民戴邁河一起製作並複製成錄音帶,傳遍中國。

一男子拿著海報,展示坦克人在北京長安街上隻身阻擋中共坦克車隊前進。(ANTHONY WALLACE/AFP via Getty Images)

他因此被中共抓捕,坐牢四年,輾轉了四個監獄,在監獄中受盡酷刑,曾企圖自殺兩次,九死一生。

在監獄中,他發現,以前寫的東西在暴政面前是那麼蒼白無力,於是,廖亦武開始用筆記錄下中國底層社會被沉默者、被拋棄者、被迫害者。1999年,他的著作《中國邊緣人採訪錄》出版後,隨即被中共查抄了印刷廠。2008年,這本書出版了英譯節錄本《吆屍人》,他在西方一夜成名,有英、法、德等二十幾種譯本。

廖亦武稱自己是「一個特定時代的錄音機」,記錄下每個中國發生的重大事件當中小人物的掙扎與遭遇,他說:「如果我沒坐牢的話,你今天看到的就是另外一個人,嬉皮式、啥都不在乎的人,或者說是一個酒鬼,是監獄把我造成了這樣一個作家,和其他作家不一樣。」

由於在中國被中共迫害,2011年廖亦武決定出逃,「當時決定要逃跑的時候,我感覺到背脊發涼,因為我當時已五十出頭了,再不跑就徹底地完蛋了,就滅在他們手裡,一生就全都毀了……」

因為跟雲南底層社會熟識,他買通當地走私販,帶他越過中越邊境,然後從越南河內登機飛到德國,過程驚險有如電影般。

2011年流亡到德國至今,能夠自由地寫作、發表,對廖亦武來講成了最重要的事,他出版的非常多的重要的著作,像是《洞洞舞女和川菜廚子》、《毛時代的愛情》等書,獲獎無數,像是2012年獲法蘭克福書展「德國書業和平獎」,2013年獲法國文學與藝術軍官勛章等等,成了華語作家中著作翻譯成國際語文最多的,也是獲得國際獎項中最多者,還多次被推薦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2021年他也出現在首批公布的短名單上。

我的憤怒很年輕

對廖亦武來講,憤怒是他寫作的動力,他說「我的憤怒很年輕」,因為目睹共產黨不斷對人民犯下的罪行,「我記錄的速度永遠趕不上它們(中共)作惡的速度。」

但光是憤怒還不夠,若沒留下記錄與書寫,這樣的憤怒就很徒勞,廖亦武說:「有很多人很憤怒……年華的流逝,共產黨也不會怕你,但是如果你寫出《武漢》這樣的書,很多人看到了,這就是一個是憤怒,一個是作家的榮耀。」

但他不認為自己是「反共」作家,他說:「反共只是我職業的一部分,因為它是邪惡的,所以要反對它。」對廖亦武來講,傳播真相是更重要的:「我主要就是透過高超的一種文學傳播真相,真相不是你喊兩聲『打倒共產黨』別人就會認為你這是真相,真相需要一種客觀的描述,需要精湛的語言,就像司馬遷寫史記一樣,你把它傳播出來,讓一個不懂中國的人,或是不懂這些東西的人能夠接受。」

一次,德國的《明鏡》週刊問他:你心目中好的作家要具備什麼條件?廖亦武回答:「在中國,(好作家具備的條件是)要坐過牢、離過婚、被工作單位開除。我說這些作家也沒坐過牢,也沒離過婚,也沒被開除過,還是在工作單位,他怎麼可能是好作家。」

寫了那麼多紀實的著作,在心底,廖亦武還是認為自己是個詩人:「​​我本來就是一個詩人,因為一首詩坐了監獄,整個就改變了我。我的生命前半截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不關心政治,信奉垮掉一代,然後坐牢讓我懂得了政治是個什麼,然後就是一直到今天。」

圖為中國重慶的一個監獄裡的囚犯正在車間裡「勞動改造」。(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只要人們記住這「武漢」兩個字 我就勝利了

今年一月,他的新作《武漢》德文版在德國出版,隨即造成了轟動,幾乎德國所有的媒體都做了報導,兩個多星期就賣了一萬五千多冊。今年六月,該書中文版在台灣出版,剛好四月時廖亦武拿到台灣外交部獎學金來台進行寫作計劃,在台灣會待幾個月。當中遇到台北國際書展,他的書也成了很受矚目的書籍之一,連行政院長蘇貞昌在逛書展時都推薦給自己的幕僚。

《武漢》是一本紀實小說,記錄下2019年中共病毒(武漢病毒、新冠病毒)在武漢爆發時,中共連夜封城的景況。

故事分兩段,一開始由公民記者Kcriss(就是現實世界中的公民記者李澤華)獨自開車到武漢調查病毒的情況,他探查了火葬場,試圖了解真實的死亡人數,又來到了武漢病毒實驗所旁,想對病毒起源一探究竟,結果被國安追捕。

接著講述了一個虛構的人物、旅德學者艾丁,他在回家過年的路上剛好遇到封城,回家之路頓時艱難重重,他經歷了武漢人被歧視、抓捕,遇到重重路障,就是想回到在武漢的家見妻女一面。

書中種種場景記錄了中共封城下的亂象與粗暴、民眾的絕望與恐懼,帶讀者跟著緊湊的故事遊歷了一次當初封城的武漢。

圖為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後街道空寂。(Hector RETAMAL/AFP)

為何這個故事重要?廖亦武談到:「病毒從武漢蔓延到全球,改變了全人類的生活方式,殺死了幾百萬人,相當於一次世界大戰,人們根本就忘記了這個(是從哪開始的)……通過這種方式(我的書寫),用武漢那麼大的字體,把這兩個字深深地打進人們的記憶裡,今天台灣人每個人都在戴口罩,你的生活方式已經被改變了,已經被共產黨的病毒改變了,你還無知無覺,哪一天突然獨裁降臨……你還不懂怎麼回事。」

對廖亦武來講,共產黨要世界遺忘,但他要世界記住真相,「我寫出了這個《武漢》,只要人們記住這兩個字,我就勝利了,就是說這個病毒就是他們(中共)放毒的,所以我要想盡各種不同的手段,去推廣這個兩個字,推廣這樣的故事,讓大家牢牢地記住。」

上海封城是武漢封城的延續

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也很特別,那些生動的武漢封城場景,都是廖亦武在德國寫的。原來,在一封城之後,廖亦武馬上察覺這是一件大事,馬上將網絡上的資料通通下載,從中共官方一開始還沒刪掉的關於病毒的報導,到網絡上民眾上傳的討論。三個月下來,趁網警來不及刪除時下載了幾十萬字的資料,後來電腦還被駭客攻擊,很多寶貴資料還救不回來。

一開始,因為牽涉到病毒起源的問題,西方出版社還不願意出版他的著作,後來他再稍加修飾、客觀化後出版,獲得德國左、中、右媒體的讚揚。廖亦武分析,先不談病毒是否是人工的還是自然的,有兩件事實非常關鍵:「第一,病毒是從武漢來的,第二,當武漢封城的時候,中國的《人民日報》沒有一個字提到武漢,也沒有一個字提到病毒,而是把所有的海關、航班全都敞開,讓這些疑似病人飛了幾十萬到世界各地。」

廖亦武曾表示,「如果在《武漢》之前,我是一個中國的持不同政見的作家,我記錄了其他中國同行不可能記錄的事件……而在《武漢》之後,我才稱得上是一個『世界性的作家』。」

對此,廖亦武解釋:「因為這武漢病毒成為了世界性的,這個武漢也將成為世界性的城市,它可能以前名聲在北京、上海、廣州之下,但隨著這本書的傳播,它將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城市,因為病毒就從武漢來,大家會記住它。今天大家戴口罩,死了多少人,相當於一次世界大戰,甚至被病毒侵略的國家比二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還要多,都是因為這個武漢。」

而上海封城慘況還在發生的今天,記住「武漢」更是重要,「(上海封城)其實就是武漢封城的延續,共產黨開創了一種模式,就是武漢封城。」

廖亦武認為,獨裁者都生活在真空中,掌握了無比大的權力,但是沒有人敢跟他說實話,所以封城模式下民眾的慘況習近平都不會知道,「獨裁者哪聽得到這個(人民的憤怒與慘況),下面會匯報:習主席啊,你真英明啊……獨裁者都是存在真空,為什麼普京慘敗,他就是沒有人敢跟他說實話。」

上海封城期間,許多小區居民質疑物資被囤積、私藏、轉售,要求查看居委會的物資,與警方爆發衝突。(視頻截圖)

台灣是我母語的祖國

作為一個華文作家,廖亦武的作品被翻譯超過二十種語言,但中文的版本只在台灣出版,他曾說過,台灣是他出版母語著作的「祖國」,對他來講有特別的意義。他談到:「台灣還是中文著作出版品質最高的地方,而且有這氛圍跟傳統,我現在住在德國,台灣這個地方就真的是我母語的祖國。這個地方失去了,我就不能像托瑪斯曼說的:『我在哪裡,哪裡就是德國』,如果失去了台灣,我就不可能像他這樣說出那麼有底氣的話。」

對於台灣的自由與民主,廖亦武認為,這方面台灣還是在成長階段,而且各種歷史與人物糾結在一起,他認為,要理清這些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但不管如何,台灣社會的底線與共識就是自由民主,應該共同守護這生活方式,他說:「(台灣)你是在世界的潮流當中作為民主國家的一員,在和(中共)獨裁對峙,這個才是根本的。如果共產黨有一天占領台灣,所有這些(爭論)都終止吧。那個時候你才會覺得今天一切爭議都不重要了,這些糾結都不重要了,就是歷史嘎然而止,習皇帝到了台灣,你覺得現在這些重要嗎?就不重要了。」

台灣不少人對中共抱有幻想,認為中共已經變好了,或是中共可能走向民主,廖亦武則斷然指出:「它(中共)不可能改變,從它誕生那天起就從來都沒改變過。」

而西方世界認為可以透過貿易改變中共,到頭來反而被中共改變,這是一個重大的教訓,廖亦武說:「中共進行(六四)屠殺之後,改變了策略,把金錢當成人類唯一的宗教,中國就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不是這些民主世界改變了中國,而是中國改變了民主世界,你必須要承認你的慘敗,美國、歐洲……今天這個樣子,你們這些政治家當然要負責任。」

台北101大樓資料照。(Pixabay)

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精神病毒

先前在接受德國媒體採訪關於馬克思時,廖亦武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精神病毒,馬克思是個瘋子,看不出跟希特勒有什麼不同。

廖亦武解釋:「馬克思主義和現在病毒的傳播很像,當時從倫敦,馬克思,一個半瘋的人,寫了這個無產階級。《共產黨宣言》最有名的一句話是『無產階級失去的是鎖鏈,得到的是整個世界』,現在是:病毒自從武漢出發之後,失去的是鎖鏈,得到的是整個世界。」

雖然如此,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可以根深蒂固,在西方也很受到歡迎,這個「病毒」似乎還無法「清零」,但廖亦武強調,得讓大眾牢牢記住共產黨所帶來的災禍,「通過我們的寫作,通過你們(大紀元)的新聞,讓大家牢牢地記住。」

除此之外,對廖亦武來講,判斷共產黨好與壞不需要用到政治觀點,只要用正常的審美標準來看,就會發現共產黨是醜陋的,他曾說過:「我與共產黨對立,不是政治,而是審美。」「它們(共產黨)不知道自己多醜陋,我們就要不斷揭露它。」

而目前中國疫情肆虐與封城慘況,中國民眾卻可容忍中共與習近平的統治,他認為就是因為民眾的審美標準被中共改變了,「你覺得(中國)十幾億人,包括高級知識分子,有幾千年的文化傳承,這些人,現在被一個一個腦子都不健全的人統治,你覺得是一個什麼問題?大家能夠容忍他,我覺得就是一個審美問題,就是因為審美被改變了,不用啥政治觀點。」

圖為中共軍警。(FRED DUFOUR/AFP via Getty Images)

這「心比天高」的監獄 誰能翻得過去

五月,走在烏來的南勢溪山間,廖亦武照下了一張雲霧飄渺的山景放在臉書上,他寫道,「拍了數張雲上的烏來,其中這張堪稱神來之筆,它能匹配長詩《監獄-寺廟》中的句子。」

廖亦武拍攝了數張雲上的烏來,將這一張雲霧飄渺的山景放在臉書上。(廖亦武臉書)

《監獄-寺廟》是廖亦武自己寫的長詩,他在照片上方附上詩句:

比牆更高的是山
比山更高的還是山
你在夢中越獄
翻過牆、翻過山、翻過雲
俗話說『心比天高』
這『心比天高』的監獄
誰能翻得過去

翻過了中共監獄的廖亦武,正在繼續發揮自己「時代錄音機」的力量,讓更多人能翻過中共在人們心中築起的監獄。

責任編輯:齊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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