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5年11月05日訊】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近日發佈報告《Australian Public 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a Taiwan Strait Crisis》，深入分析澳洲政府、企業與公民社會對台海危機的理解與應變能力。報告指出，儘管台灣議題在澳洲公共辯論中日益受到關注，但社會對其潛在影響的認識仍相當有限，特別是在民間與地方層級的危機預備上存在明顯落差。
這份報告由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郭美芬（Mei-fen Kuo）、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奈森·阿特里爾（Nathan Attrill）與邁克·艾布朗（Marc Ablong）共同撰寫，屬於澳洲國防部戰略政策補助計畫（Strategic Policy Grant Program 2024-085）的一部分。研究透過訪談、媒體報導分析與跨部門比較，全面檢視澳洲社會在面對區域衝突時的認知結構與制度韌性。
報告指出，澳洲在政府與大型企業層面雖已建立部分風險管理與供應鏈評估機制，但整體社會對台海危機的理解深度仍不足。僅有少數跨國企業與特定州政府具備風險監測與情境模擬能力，多數中小企業與地方政府則缺乏系統性的危機預測與資源配置。一旦台海發生衝突，澳洲可能面臨晶片、能源、醫療物資等關鍵供應中斷，金融市場劇烈波動，甚至社會信任與心理穩定受到衝擊。
報告特別警告，若澳洲未能在和平時期建立跨層級的風險協調體系，任何突發事件都可能在短時間內引發政策混亂與輿論分歧。報告指出：「台海危機不僅是外交與軍事的議題，更將成為對澳洲社會心理韌性與民主制度的嚴峻考驗。」
報告共同作者、麥覺理大學國際研究學者郭美芬博士強調，澳洲的主要風險並非地理距離，而是「認知距離」：
「這種被動與模糊的立場正是澳洲在面對區域衝突時的最大風險。若以『中立』為藉口迴避討論，將錯失建立危機應變能力與社會共識的關鍵時機。」
她指出，澳洲社會對台灣的理解長期被「一中政策」語境所限，導致台灣常被視為中國議題的附屬品，而非一個擁有自主政治、經濟與社會體系的夥伴。這種認知偏差不僅削弱澳洲的政策判斷力，也使所謂的「中立」實際成為逃避責任的策略。
報告批評，澳洲公共辯論過於聚焦於「是否協防台灣」這一軍事選項，使更關鍵的社會與經濟層面被忽視。學者們呼籲，應擴大討論範疇，將重點放在危機中的供應鏈穩定、社會溝通、心理健康與多元文化社群的相互支持上。
報告同時肯定澳洲在COVID-19疫情期間累積的跨部門協調經驗，認為這套體系可作為未來區域危機管理的基礎。研究建議，澳洲應建立「多層級風險治理機制」，讓地方政府、企業、教育與社區共同參與危機預備與資訊交流，以提升整體社會的決策靈活度。
報告亦特別關注台灣裔澳洲社群的角色。該群體對台海情勢的理解最直接，並在文化翻譯與資訊判斷上具獨特優勢。然而，他們長期被排除於政策對話之外。研究建議，政府應建立制度化的溝通機制，讓台灣裔與其他華人社群能以非政治化方式參與公共討論，成為連結亞太社會經驗與澳洲公民理解的橋樑。
郭美芬指出，強化社會認知不應止於外交層面，而須延伸至教育與公民學習：「從中學課程到大學研究，再到媒體報導，澳洲需要更多關於台灣社會與民主發展的知識生產。這不僅關乎國際關係，更關乎我們如何理解亞太社會的多樣性與韌性。」
報告最後呼籲，澳洲應趁目前區域仍處於「戰略競爭而非衝突」的階段，全面檢視自身制度與社會的脆弱環節。若能在風險尚未發生時進行系統性演練與知識建構，未來的危機不致演變為社會混亂。
報告結語指出：「理解台海危機，並不等於預測戰爭，而是理解澳洲如何在不確定的時代維繫自身的民主自信與社會凝聚力。」
報告目前已在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官網正式發佈，供公眾免費下載閱讀：https://aspi.s3.ap-southeast-2.amazonaws.com/wp-content/uploads/2025/10/29104630/Australian-public-and-institutional-responses-to-Taiwan-Strait-crises.pdf
(報告共同作者、麥覺理大學國際研究學者郭美芬博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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