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拉斯貴支筆下的戰爭傳奇《布雷達之降》

委拉斯貴支不循常規的《布雷達之降》既表達了西班牙獲勝的必然,也彰顯了荷蘭人不懈奮戰的英勇。
作者:詹姆斯‧巴雷塞爾(James Baresel) 蘇雯 譯
迭戈‧委拉斯貴支(Diego Velázquez),《布雷達之降》(The Surrender of Breda),作於1635年前後,布面油畫,307cm × 367cm,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藏。(公有領域)
font print 人氣: 212
【字號】    
   標籤: tags: , ,

1625年6月5日,拿騷的尤斯蒂努斯(Justinus van Nassau)率領其敗陣的荷蘭軍隊殘部撤出了戰略重地布雷達城(Breda)。首次遭到圍困時,他們有七千兵將,現在只剩下了一半。另有一萬荷蘭人和六千多英國盟軍喪生,包括城市中的平民和試圖增援的士兵。

這場敗仗損失之大,使人們容易忘記,這場敗仗並非恥辱。布雷達的守軍面對的是兩萬三千人的西班牙軍隊,這是當時歐洲最組織有序的軍隊,其指揮官安布羅吉奧‧斯皮諾拉(Ambrogio Spinola)是那個時代攻城戰的「最強大師」,守軍在敵軍壓倒性的優勢下堅守了九個多月。

最發人深省的是,有人決意向這些荷蘭守軍致敬,並彰顯其英雄氣概與護城技巧——這個人正是斯皮諾拉。

「戰爭榮譽」

彼得‧保羅‧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1627年前後繪製的《安布羅吉奧‧斯皮諾拉侯爵肖像》(A portrait of Marchese Ambrogio Spinola),面板油畫,117.8cm × 85.1cm,布拉格國家美術館藏。(公有領域)

斯皮諾拉對敵軍的卓越軍事技能充滿敬佩,遂允許荷蘭軍隊如閱兵遊行一般地撤出布雷達——他們手持武器,鼓聲震天,旗幟飄揚;他也嚴禁部下對敗軍幸災樂禍。當尤斯蒂努斯以傳統方式向他走來示降時,斯皮諾拉下馬與他平等相見。兩人一見面,斯皮諾拉便對這位荷蘭指揮官及其部隊大加讚賞。

斯皮諾拉這一舉動很快傳開了。他對戰敗荷軍的禮待,成為「戰爭榮譽」(Honors of War)的重要先例——這種榮譽是授予被圍困敵軍的,面對註定失敗的結局,他們堅持抵抗至最後一刻,最後才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折兵損將而投降。

四年後,斯皮諾拉從西班牙啟程,前往意大利曼圖亞(Mantua)公國指揮軍隊。與他一同遠航的名人包括西班牙國王腓力四世的宮廷畫家、時年25歲的迭戈‧委拉斯貴支(Diego Velázquez,又翻譯為迪亞哥‧維拉斯奎茲)。委拉斯貴支為斯皮諾拉畫了肖像。他們無疑談論過布雷達之役,起碼這是他們在船上參加社交聚會時的話題之一。

仗組畫

《西班牙國王腓力四世(1605–1665年)》[Philip IV (1605–1665), King of Spain],委拉斯貴支1624年前後創作,布面油畫,200cm × 102.9cm,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公有領域)
《布雷達之降》完成於1635年,是描繪國王腓力四世統治時期大勝仗的十二幅組畫之一。這一系列作品由八位不同的藝術家創作,用以裝飾新建成的布恩‧麗池宮(Buen Retiro Palace)的王國大廳(Salón de Reinos)。

其中七幅畫作符合軍事題材繪畫的常見定式:前景中是得勝的指揮官——身形高大,通常騎馬;背景則是成群的士兵,隊形常常十分奇特,畫中那種凌駕一切的氛圍是很典型的。另有兩幅畫(其一現已佚失)則以征服者解放平民為主題。

《尤利希之降》(The Surrender of Jülich),胡塞佩‧萊昂納多(Jusepe Leonardo)1635年作,布面油畫,307cm × 381cm,普拉多博物館藏。(公有領域)

組畫的最後一幅——尤塞佩‧萊昂納多(Jusepe Leonardo)創作的《尤利希之降》(The Surrender of Jülich)是描繪斯皮諾拉勝仗的兩幅畫之一。按常規範式,畫中的將軍騎在馬背上,戰敗的對手跪在他面前。然而,斯皮諾拉的舉止卻展現出溫和的風範。他的戰馬沒有前衝或仰立,而是安詳地站立。斯皮諾拉雖沒有從勝利者的位置下馬,卻也沒有強勢地宣示主宰地位。對比委拉斯貴支的畫作,《尤利希之降》往往被視為常規軍事繪畫的典範;它偏離了常規,又未挑戰常規。

在《布雷達之降》中,委拉斯貴支則更進一步。

《布雷達之降》

迭戈‧委拉斯貴支(Diego Velázquez),《布雷達之降》(The Surrender of Breda),作於1635年前後,布面油畫,307cm × 367cm,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藏。(公有領域)

這幅畫的中心是斯皮諾拉與尤斯蒂努斯的會面。對他們二人的描繪為整幅作品設定了基調,準確傳達了這場邂逅的精神氛圍。畫作並不去刻意捕捉場景的具體樣貌,而是基於魯本斯《以掃與雅各的和解》(The Reconciliation of Esau and Jacob)一畫來繪製——以掃與雅各是《創世記》中亞伯拉罕之子以撒的兩個兒子。

今天,人們可能會忽略或誤解這種參照的意義。有些人可能認為魯本斯畫作在當時只是個方便的範本;另一些人則可能認為,參照一幅表現兄弟情深的畫作,可以更加突顯斯皮諾拉的寬宏大度。

但我們作出這樣的猜測,只是因為我們習慣於將荷蘭和西班牙視為不相干的國家。在16世紀初,這兩國其實共同擁有一位君王——神聖羅馬帝國的查理五世,他是荷蘭的「美男子」腓力一世和西班牙王位繼承人胡安娜的兒子。數十年後,荷蘭部分地區反抗這位君王,內戰中,西班牙軍隊被派去增援荷蘭的「忠誠派」。

彼得‧保羅‧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雅各與以掃的和解》(The Reconciliation of Jacob and Esau),作於1625至1628年間,布面油畫,2.83m × 3.3m,現藏於慕尼黑巴伐利亞州立繪畫收藏館。(公有領域)

委拉斯貴支創作《布雷達之降》時,「八十年戰爭」(1568至1648年間哈布斯堡尼德蘭與西班牙帝國的戰爭,以荷蘭共和國獨立結束。——譯者註)仍在進行。基於表現兄弟和解的畫作來繪製斯皮諾拉與尤斯蒂努斯的會面,具有明顯的象徵含義——荷蘭叛亂者與忠誠派的和解,或是荷蘭與西班牙的和解——同屬一位君主的兩國正如一對手足。

兩位指揮官的身後是兩支截然不同的軍隊:左側是一小群荷蘭士兵,除了一人持火槍外,其他人僅有幾根相對較短的半長矛和長戟——主要是儀式上用的。右側則是十幾名軍官,其頭頂上方豎立著三十根長矛——比一般人身高的兩倍還要高。更遠處有無數影影綽綽的人頭和直立的長矛,從畫面中央一直延伸到右邊,他們屬於龐大的西班牙軍隊。就在左側,尤斯蒂努斯頭部後方的遠處,一面荷蘭國旗在降下,幾根長矛在放倒,以致敬勝利者。人群後面有一大團硝煙,提示著戰爭造成的破壞。

委拉斯貴支這幅畫既表達了西班牙勝利的必然性,也彰顯了荷蘭人不懈奮戰的英雄氣概——不僅是這場守城戰兵力不對等,他們本預期反叛終將失敗(最終證明是錯的)。從這個角度看,畫家表現斯皮諾拉對敗軍的寬宏大量是一種隱喻,喻示著如果西班牙君王的權威得以恢復,荷蘭人民將會受到怎樣的禮待。

作者簡介:

詹姆斯‧巴雷塞爾(James Baresel)是自由撰稿人,文章發表於《美術鑑賞家》(Fine Art Connoisseur)、《軍事史》(Military History)、《克萊蒙特書評》(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和《新東歐》(New Eastern Europe)等多種期刊。

原文:‘The Surrender of Breda’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責任編輯:茉莉◇#

如果您有新聞線索或資料給大紀元,請進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related article
  •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路肖恩特斯(Francisco de Goya y Lucientes)畫作《紅衣男孩》(Red Boy),深受觀者的喜愛,被視為展現童年特質的開創性藝術傑作。
  • 杜威說:「無須任何完整的觀念與態度是目前時代的主要理智特徵,被尊為後現代的本質」。機械文明與現代藝術的關係也逐步的從藝術家作畫的方式,從筆觸到所用的材料一點點的影響畫家看世界的觀點態度,從感發性的下意識到意識,從非主流到主流,最後主導整個學院派。
  • 從文藝復興、巴洛克時期開始,歐美視覺藝術的主題一直是關於神與人的故事。直到19世紀晚期,隨著產業革命的發生——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經濟發展、個人主義發展最快最迅速的世紀,人類在科學上的發現與產業革命所帶來的疏離,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革(註一),將人類社會帶入一個所謂「現代」天地。現代藝術、現代主義隨之應運而生,至此藝術成了科學的追隨者並且服膺着現代主義。
  • 約書亞‧華盛頓(Joshua Washington)帶著相機走進一間吱吱作響的鄉村木屋,屋裡散發著彷彿來自美國西部舊時代的氣息,也像電影裡的牛仔場景。這位來自休斯頓、帕薩迪納紀念高中(Pasadena Memorial High School)的高三學生,為了藝術走出了自己的舒適區。
  • 時隔六十五年,畫作《撒迦利亞在聖殿中的異象》(Vision of Zacharias in the Temple)重被列入倫勃朗的存世作品。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的研究人員正對這幅畫展開研究。(Kelly Schenk/Rijksmuseum提供)
    能鑑定一幅古代大師真跡,是所有藝術專家的夢想,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的研究人員最近有幸得償所願。
  •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簡稱「大都會」)於近期推出美國首個大型國際借展特展「拉斐爾:崇高的詩意」(Raphael: Sublime Poetry),顯然不滿足於重複這個熟悉的形象,或將其名作簡單堆砌。它要表現的,是一個出生在小山城的孩子,何以成為人類藝術巨匠的生命歷程。
  • 艾德蒙‧雷頓(Edmund Leighton)1897年油畫作品《危難時刻》(In Time of Peril)局部,新西蘭奧克蘭美術館藏。(公有領域)
    畫作完美地詮釋了這樣的場面。一艘小船載著一位光彩照人的貴婦和她的兩個孩子(其中一個還是嬰兒),駛向修道院的石砌大門。年幼的孩子回頭望向追趕他們的威脅,這一姿態將整個畫面的緊張感展現得淋漓盡致。安全近在咫尺,而危險仍如影隨形。
  • 拉斐爾1509—1510年前後所作《聖母子與施洗約翰》(Garvagh Madonna,又名加瓦聖母)局部,此畫現藏於倫敦國家美術館。(公有領域)
    文藝復興巨匠拉斐爾(Raphael)以其筆下溫婉的聖母畫像以及梵蒂岡的《雅典學派》(The School of Athens)濕壁畫聞名遐邇。儘管年僅37歲便英年早逝,他身後卻留下約34幅聖母像。這些畫像,或許正是解開其作品為何具有普世感染力的關鍵。
  • 阿爾布雷希特‧丟勒(又譯阿爾布雷希特‧杜勒)充分認識到了印刷機有待開發的潛力,他預見了印刷機對文字與藝術雙方面的文化影響。作為德國文藝復興之父,他充分利用印刷術帶來的機遇,吸收並傳播了重獲新生的古代智慧。
  • 從漢尼拔孤注一擲的戰象長征,到查理大帝奠定中世紀版圖的鐵騎,再到拿破崙重塑現代歐洲格局的冒險,這三場奇襲雖然跨越了兩千年,卻共享著同一個邏輯:真正的天才,從不與險阻硬碰,而是在敵人認為「絕對不可能」的地方,揮下致命的一劍。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