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拉斯贵支笔下的战争传奇《布雷达之降》

委拉斯贵支不循常规的《布雷达之降》既表达了西班牙获胜的必然,也彰显了荷兰人不懈奋战的英勇。
作者:詹姆斯‧巴雷塞尔(James Baresel) 苏雯 译
迭戈‧委拉斯贵支(Diego Velázquez),《布雷达之降》(The Surrender of Breda),作于1635年前后,布面油画,307cm × 367cm,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藏。(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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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5年6月5日,拿骚的尤斯蒂努斯(Justinus van Nassau)率领其败阵的荷兰军队残部撤出了战略重地布雷达城(Breda)。首次遭到围困时,他们有七千兵将,现在只剩下了一半。另有一万荷兰人和六千多英国盟军丧生,包括城市中的平民和试图增援的士兵。

这场败仗损失之大,使人们容易忘记,这场败仗并非耻辱。布雷达的守军面对的是两万三千人的西班牙军队,这是当时欧洲最组织有序的军队,其指挥官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Ambrogio Spinola)是那个时代攻城战的“最强大师”,守军在敌军压倒性的优势下坚守了九个多月。

最发人深省的是,有人决意向这些荷兰守军致敬,并彰显其英雄气概与护城技巧——这个人正是斯皮诺拉。

“战争荣誉”

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627年前后绘制的《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侯爵肖像》(A portrait of Marchese Ambrogio Spinola),面板油画,117.8cm × 85.1cm,布拉格国家美术馆藏。(公有领域)

斯皮诺拉对敌军的卓越军事技能充满敬佩,遂允许荷兰军队如阅兵游行一般地撤出布雷达——他们手持武器,鼓声震天,旗帜飘扬;他也严禁部下对败军幸灾乐祸。当尤斯蒂努斯以传统方式向他走来示降时,斯皮诺拉下马与他平等相见。两人一见面,斯皮诺拉便对这位荷兰指挥官及其部队大加赞赏。

斯皮诺拉这一举动很快传开了。他对战败荷军的礼待,成为“战争荣誉”(Honors of War)的重要先例——这种荣誉是授予被围困敌军的,面对注定失败的结局,他们坚持抵抗至最后一刻,最后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折兵损将而投降。

四年后,斯皮诺拉从西班牙启程,前往意大利曼图亚(Mantua)公国指挥军队。与他一同远航的名人包括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宫廷画家、时年25岁的迭戈‧委拉斯贵支(Diego Velázquez,又翻译为迪亚哥‧维拉斯奎兹)。委拉斯贵支为斯皮诺拉画了肖像。他们无疑谈论过布雷达之役,起码这是他们在船上参加社交聚会时的话题之一。

仗组画

《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1605–1665年)》[Philip IV (1605–1665), King of Spain],委拉斯贵支1624年前后创作,布面油画,200cm × 102.9cm,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公有领域)
《布雷达之降》完成于1635年,是描绘国王腓力四世统治时期大胜仗的十二幅组画之一。这一系列作品由八位不同的艺术家创作,用以装饰新建成的布恩‧丽池宫(Buen Retiro Palace)的王国大厅(Salón de Reinos)。

其中七幅画作符合军事题材绘画的常见定式:前景中是得胜的指挥官——身形高大,通常骑马;背景则是成群的士兵,队形常常十分奇特,画中那种凌驾一切的氛围是很典型的。另有两幅画(其一现已佚失)则以征服者解放平民为主题。

《尤利希之降》(The Surrender of Jülich),胡塞佩‧莱昂纳多(Jusepe Leonardo)1635年作,布面油画,307cm × 381cm,普拉多博物馆藏。(公有领域)

组画的最后一幅——尤塞佩‧莱昂纳多(Jusepe Leonardo)创作的《尤利希之降》(The Surrender of Jülich)是描绘斯皮诺拉胜仗的两幅画之一。按常规范式,画中的将军骑在马背上,战败的对手跪在他面前。然而,斯皮诺拉的举止却展现出温和的风范。他的战马没有前冲或仰立,而是安详地站立。斯皮诺拉虽没有从胜利者的位置下马,却也没有强势地宣示主宰地位。对比委拉斯贵支的画作,《尤利希之降》往往被视为常规军事绘画的典范;它偏离了常规,又未挑战常规。

在《布雷达之降》中,委拉斯贵支则更进一步。

《布雷达之降》

迭戈‧委拉斯贵支(Diego Velázquez),《布雷达之降》(The Surrender of Breda),作于1635年前后,布面油画,307cm × 367cm,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藏。(公有领域)

这幅画的中心是斯皮诺拉与尤斯蒂努斯的会面。对他们二人的描绘为整幅作品设定了基调,准确传达了这场邂逅的精神氛围。画作并不去刻意捕捉场景的具体样貌,而是基于鲁本斯《以扫与雅各的和解》(The Reconciliation of Esau and Jacob)一画来绘制——以扫与雅各是《创世记》中亚伯拉罕之子以撒的两个儿子。

今天,人们可能会忽略或误解这种参照的意义。有些人可能认为鲁本斯画作在当时只是个方便的范本;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参照一幅表现兄弟情深的画作,可以更加突显斯皮诺拉的宽宏大度。

但我们作出这样的猜测,只是因为我们习惯于将荷兰和西班牙视为不相干的国家。在16世纪初,这两国其实共同拥有一位君王——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他是荷兰的“美男子”腓力一世和西班牙王位继承人胡安娜的儿子。数十年后,荷兰部分地区反抗这位君王,内战中,西班牙军队被派去增援荷兰的“忠诚派”。

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雅各与以扫的和解》(The Reconciliation of Jacob and Esau),作于1625至1628年间,布面油画,2.83m × 3.3m,现藏于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绘画收藏馆。(公有领域)

委拉斯贵支创作《布雷达之降》时,“八十年战争”(1568至1648年间哈布斯堡尼德兰与西班牙帝国的战争,以荷兰共和国独立结束。——译者注)仍在进行。基于表现兄弟和解的画作来绘制斯皮诺拉与尤斯蒂努斯的会面,具有明显的象征含义——荷兰叛乱者与忠诚派的和解,或是荷兰与西班牙的和解——同属一位君主的两国正如一对手足。

两位指挥官的身后是两支截然不同的军队:左侧是一小群荷兰士兵,除了一人持火枪外,其他人仅有几根相对较短的半长矛和长戟——主要是仪式上用的。右侧则是十几名军官,其头顶上方竖立着三十根长矛——比一般人身高的两倍还要高。更远处有无数影影绰绰的人头和直立的长矛,从画面中央一直延伸到右边,他们属于庞大的西班牙军队。就在左侧,尤斯蒂努斯头部后方的远处,一面荷兰国旗在降下,几根长矛在放倒,以致敬胜利者。人群后面有一大团硝烟,提示着战争造成的破坏。

委拉斯贵支这幅画既表达了西班牙胜利的必然性,也彰显了荷兰人不懈奋战的英雄气概——不仅是这场守城战兵力不对等,他们本预期反叛终将失败(最终证明是错的)。从这个角度看,画家表现斯皮诺拉对败军的宽宏大量是一种隐喻,喻示着如果西班牙君王的权威得以恢复,荷兰人民将会受到怎样的礼待。

作者简介:

詹姆斯‧巴雷塞尔(James Baresel)是自由撰稿人,文章发表于《美术鉴赏家》(Fine Art Connoisseur)、《军事史》(Military History)、《克莱蒙特书评》(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和《新东欧》(New Eastern Europe)等多种期刊。

原文:‘The Surrender of Breda’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责任编辑: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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