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3月23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Jeffrey A. Tucker撰文／信宇編譯）多年以來，我的腦海里總有一個經濟學難題深深地困擾著我。這個問題源於我的童年經歷。
我小時候，父親在一所公立學校擔任教師和行政人員，到了我十幾歲的時候，他轉行做了學者。母親則負責料理家務和照顧孩子：購物、做飯、洗衣、打掃衛生、維繫社交關係、舉辦晚宴、安排孩子們的體育活動，和處理醫療事務等。
我們家擁有自己的房子和兩輛車，我們經常度假。我記不起有任何物質上的匱乏。我們的社區環境很好。我們總是有衣服穿，食物充足。醫療從來都不是問題。聖誕節熱鬧非凡，禮物琳琅滿目。我們有很多玩具，玩得非常開心，從來沒覺得自己缺少什麼。
因為媽媽全職照顧家庭和孩子，爸爸週末就和我們一起運動、教我們音樂、講故事，而且因為家裡一切都井然有序，我們經常週末一起出去玩。我們幾乎整個星期天都待在教堂。
我們並非孤例。我所有的朋友都和我一樣。我不記得有誰的家境富裕或貧困。無論是在我的社區、學校，還是在教堂裡，都是如此。這或許與童年的認知有關，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家和其它家庭一樣，靠一份收入就能過得很富足。
令人震驚的是，如今這樣的生活竟然完全不可能實現。同樣背景的家庭，如果僅靠一份微薄的收入，將會生活得非常艱辛，甚至可能需要依靠某種形式的社會救濟。顯然，他們根本買不起房。即使幸運地繼承了房產，單憑這樣一份收入恐怕也無力承擔居高不下的房產稅。
這些記憶一直困擾著我。它們與鋪天蓋地的報導——我們每天都能聽到這些報導——形成鮮明對比：收入增長了，繁榮程度也與日俱增，這與過去那些糟糕的日子截然不同。幾十年來，經濟周期性衰退和通貨膨脹時有發生。但我們通常被告知，總體趨勢始終是上升的：更多的錢，更多的消費，更多的科技，這理所當然地意味著更好的生活。
總之，他們一直說，你沒有什麼可抱怨的！
如果真是這樣，為什麼我那個僅靠單一收入的普通家庭，當年能生活得很優渥，如今卻會被認為是貧困的呢？的確，一想到我童年時的生活如今已不可能重現，真是令人震驚。
這件事似乎有些蹊蹺，所以我花了一些時間思考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
在深入分析數據之前，我們先來做一個思維實驗。假設你是一個單身人士，每週在辦公室工作30小時，年收入6萬美元，足夠支付帳單，但不足以讓你隨意揮霍。老闆找到你，說他有一個大項目，需要你每週投入50—60小時。你的年薪將達到8.4萬美元，並且還能享受更好的福利，比如更好的醫療保險等。
你的工作時間增加了100%，但工資只增加了40%。錢多了固然可喜，但新增的工作負擔卻讓人難以接受。你幾乎沒有時間享受新工資帶來的收益。
事實上，即使你的工資收入更多了，你的實際時薪卻下降了30%！
你反覆思量，猶豫著是否應該接受這份工作。然而，老闆卻明確表示，接受這份工作是你在公司晉升的唯一途徑。你和朋友們談起這件事，他們都祝賀你獲得了豐厚的加薪。
這個故事基本上概括了過去50年來美國家庭的境況。從表面上看，物質生活更加富裕了。家庭收入中位數實際水平穩步上升。
事實上，我小時候熟悉的那種模範家庭和理想家園，如今已經基本消失了。
是的，收入增加了，但對於有物質追求的人來說，依靠單一收入來源來建立家庭的選擇大多是不可行的。
我們來看數據。從1984年到2024年，家庭收入實際中位數增長了40%。但在這期間，一個家庭擁有至少兩份收入來源的情況變得越來越普遍，而不再像以前那樣只有一份收入來源。
從帳面上看，我們似乎更富裕了。但實際上，如果考慮到所有因素，各個家庭的實質收入反而降低了。此外，額外的收入伴隨著新的開支，整體算下來實際增長遠未達到翻倍。
圖表沒有告訴我們的是，實際家庭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是雙職工家庭增多，而這主要是由於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的提高所致。
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引發了這個現象，通貨膨脹導致美元購買力大幅下降，迫使人們開闢新的收入來源來彌補這個缺口。對此進行調整，會影響我們對生活水平變化或人均經濟福祉的解讀。
如果將時間軸回溯至1976年，可以讓我們更全面地了解這半個世紀的情況。這不僅能更清晰地展現家庭層面和個人層面的收入趨勢之間的對比，還能進一步印證家庭結構變化和勞動參與率上升所起的作用。
1976年，家庭實際收入中位數為6.8萬至7萬美元。到2024年，這個數字為8.373萬美元。這意味著實際增長約為20%至23%。這遠低於1984年至2024年間38%至40%的增幅。換句話說，如果將1970年代末的通貨膨脹考慮在內，實際情況比圖表顯示的還要糟糕。
那麼，我們該如何總結呢？家庭增加一份收入來源，意味著工作預期提高了100%，但實際物質收入卻只增長了20%多一點。家庭每小時的實際勞動報酬下降了40%到50%！
換而言之，普通家庭不是更富裕了，而是更貧窮了。這個現象令人震驚。
代價是什麼？代價巨大。我母親以前無償照顧家務和孩子，現在的家庭主婦不得不擠在晚上和週末完成，導致壓力巨大。以前和父親一起度過的悠閒週末，現在變成了週六週日忙於處理家務的煎熬，根本沒有時間從事其它休閒活動。
更何況，這種為家庭增加收入的努力，其潛在收益已大抵耗盡。從1976年到收入峰值，家庭收入的增長主要來自新增的勞動投入，而非人均工資的大幅增長。2000年以後，勞動參與率趨於穩定或略有下降（尤其對男性而言），家庭收入增長也隨之放緩。雙職工家庭帶來的「輕鬆」（easy）收益已基本消失。
現在的情況就是，許多家庭焦頭爛額，拚命才能湊足支付各種帳單的錢，這些帳單包括稅款、託兒費、草坪維護費，以及其它付給各種第三方服務的費用等——這些服務原本都是夫妻二人自己做的，因為他們以前有時間做這些事。現在，兩個人要承受工作壓力，而不像以前那樣只有一個人需要全職工作。
我年輕時就記得這件事的一個關鍵點。當時有一些自稱女權主義者的評論家。她們說女性作為家庭主婦受到壓迫。她們認為女性獲得解放的途徑是找到工作、服從老闆、應對工作壓力、遵守公司規章制度以及納稅等。
她們究竟是如何說服美國女性接受這種觀念的，至今仍是當代社會的一大謎團。但是通貨膨脹一旦爆發，這似乎就成了唯一的選擇。「女權主義者」（feminists）們只不過是給這種新層次的職業奴役披上了一層華麗的外衣罷了。
不出所料，在此期間，結婚率本身呈現下滑趨勢，人們結婚的年齡越來越晚，甚至有些人根本不結婚，而大學時期和成年早期的濫交則已經成為常態。
這應該不會讓任何人感到意外。當剝奪了家庭中勞動分工所帶來的好處——一方從事有報酬的工作以支付帳單，另一方則負責打理家庭環境和照顧孩子——這就嚴重動搖了整個婚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更糟糕的是，人們甚至連房子都買不起。
雙職工婚姻帶來的經濟收益，遠不及保持單身所帶來的經濟收益。這正是過去五十年來最引人關注的現象。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它導致了美國人曾經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逐漸瓦解。
我的經濟學家朋友們總是大肆宣揚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收入的巨大增長，並進一步指出數字革命帶來的生活水平的諸多提升。我也喜歡互聯網、流媒體音樂和點播電影等當代科技。這當然很棒。
但如果我們採用不同的衡量標準，不僅僅是人均收入數據，而是諸如與人類延續相稱的生活質量等問題——更遑論向兒童心中灌輸信仰、道德和文明生活標準了——結果又會如何呢？這樣一來，我們就會得到截然不同的景象，一幅令人震驚的衰敗圖景。
毫無疑問，政府從所有這些變化中獲益匪淺。這不僅體現在通貨膨脹降低了政府的債務負擔（政府正是負債最多的主體），還體現在新增的納稅人口上。
至於家務和家庭生活，情況則完全不同。我們失去了太多。你會選擇哪一個？是個人收入的微薄增長，還是家庭的穩固和内部的和睦？這並非數據問題，而是價值觀問題。
作者簡介：
傑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總部位於德克薩斯州奧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他在學術界和大眾媒體上發表了數千篇文章，並以五種語言出版了10本書，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鎖》（Liberty or Lockdown, 2020）。他也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 2019）一書的編輯。他還定期為《大紀元時報》撰寫經濟學專欄，就經濟、技術、社會哲學和文化等主題廣泛發聲。聯繫方式：tucker@brownstone.org。
原文：Has Life Really Improved in Half a Century?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李琳#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