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3月23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Jeffrey A. Tucker撰文／信宇编译）多年以来，我的脑海里总有一个经济学难题深深地困扰着我。这个问题源于我的童年经历。
我小时候，父亲在一所公立学校担任教师和行政人员，到了我十几岁的时候，他转行做了学者。母亲则负责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购物、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维系社交关系、举办晚宴、安排孩子们的体育活动，和处理医疗事务等。
我们家拥有自己的房子和两辆车，我们经常度假。我记不起有任何物质上的匮乏。我们的社区环境很好。我们总是有衣服穿，食物充足。医疗从来都不是问题。圣诞节热闹非凡，礼物琳琅满目。我们有很多玩具，玩得非常开心，从来没觉得自己缺少什么。
因为妈妈全职照顾家庭和孩子，爸爸周末就和我们一起运动、教我们音乐、讲故事，而且因为家里一切都井然有序，我们经常周末一起出去玩。我们几乎整个星期天都待在教堂。
我们并非孤例。我所有的朋友都和我一样。我不记得有谁的家境富裕或贫困。无论是在我的社区、学校，还是在教堂里，都是如此。这或许与童年的认知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家和其它家庭一样，靠一份收入就能过得很富足。
令人震惊的是，如今这样的生活竟然完全不可能实现。同样背景的家庭，如果仅靠一份微薄的收入，将会生活得非常艰辛，甚至可能需要依靠某种形式的社会救济。显然，他们根本买不起房。即使幸运地继承了房产，单凭这样一份收入恐怕也无力承担居高不下的房产税。
这些记忆一直困扰着我。它们与铺天盖地的报导——我们每天都能听到这些报导——形成鲜明对比：收入增长了，繁荣程度也与日俱增，这与过去那些糟糕的日子截然不同。几十年来，经济周期性衰退和通货膨胀时有发生。但我们通常被告知，总体趋势始终是上升的：更多的钱，更多的消费，更多的科技，这理所当然地意味着更好的生活。
总之，他们一直说，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我那个仅靠单一收入的普通家庭，当年能生活得很优渥，如今却会被认为是贫困的呢？的确，一想到我童年时的生活如今已不可能重现，真是令人震惊。
这件事似乎有些蹊跷，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思考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深入分析数据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思维实验。假设你是一个单身人士，每周在办公室工作30小时，年收入6万美元，足够支付账单，但不足以让你随意挥霍。老板找到你，说他有一个大项目，需要你每周投入50—60小时。你的年薪将达到8.4万美元，并且还能享受更好的福利，比如更好的医疗保险等。
你的工作时间增加了100%，但工资只增加了40%。钱多了固然可喜，但新增的工作负担却让人难以接受。你几乎没有时间享受新工资带来的收益。
事实上，即使你的工资收入更多了，你的实际时薪却下降了30%！
你反复思量，犹豫着是否应该接受这份工作。然而，老板却明确表示，接受这份工作是你在公司晋升的唯一途径。你和朋友们谈起这件事，他们都祝贺你获得了丰厚的加薪。
这个故事基本上概括了过去50年来美国家庭的境况。从表面上看，物质生活更加富裕了。家庭收入中位数实际水平稳步上升。
事实上，我小时候熟悉的那种模范家庭和理想家园，如今已经基本消失了。
是的，收入增加了，但对于有物质追求的人来说，依靠单一收入来源来建立家庭的选择大多是不可行的。
我们来看数据。从1984年到2024年，家庭收入实际中位数增长了40%。但在这期间，一个家庭拥有至少两份收入来源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有一份收入来源。
从账面上看，我们似乎更富裕了。但实际上，如果考虑到所有因素，各个家庭的实质收入反而降低了。此外，额外的收入伴随着新的开支，整体算下来实际增长远未达到翻倍。
图表没有告诉我们的是，实际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双职工家庭增多，而这主要是由于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所致。
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引发了这个现象，通货膨胀导致美元购买力大幅下降，迫使人们开辟新的收入来源来弥补这个缺口。对此进行调整，会影响我们对生活水平变化或人均经济福祉的解读。
如果将时间轴回溯至1976年，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这半个世纪的情况。这不仅能更清晰地展现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的收入趋势之间的对比，还能进一步印证家庭结构变化和劳动参与率上升所起的作用。
1976年，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为6.8万至7万美元。到2024年，这个数字为8.373万美元。这意味着实际增长约为20%至23%。这远低于1984年至2024年间38%至40%的增幅。换句话说，如果将197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考虑在内，实际情况比图表显示的还要糟糕。
那么，我们该如何总结呢？家庭增加一份收入来源，意味着工作预期提高了100%，但实际物质收入却只增长了20%多一点。家庭每小时的实际劳动报酬下降了40%到50%！
换而言之，普通家庭不是更富裕了，而是更贫穷了。这个现象令人震惊。
代价是什么？代价巨大。我母亲以前无偿照顾家务和孩子，现在的家庭主妇不得不挤在晚上和周末完成，导致压力巨大。以前和父亲一起度过的悠闲周末，现在变成了周六周日忙于处理家务的煎熬，根本没有时间从事其它休闲活动。
更何况，这种为家庭增加收入的努力，其潜在收益已大抵耗尽。从1976年到收入峰值，家庭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新增的劳动投入，而非人均工资的大幅增长。2000年以后，劳动参与率趋于稳定或略有下降（尤其对男性而言），家庭收入增长也随之放缓。双职工家庭带来的“轻松”（easy）收益已基本消失。
现在的情况就是，许多家庭焦头烂额，拚命才能凑足支付各种账单的钱，这些账单包括税款、托儿费、草坪维护费，以及其它付给各种第三方服务的费用等——这些服务原本都是夫妻二人自己做的，因为他们以前有时间做这些事。现在，两个人要承受工作压力，而不像以前那样只有一个人需要全职工作。
我年轻时就记得这件事的一个关键点。当时有一些自称女权主义者的评论家。她们说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受到压迫。她们认为女性获得解放的途径是找到工作、服从老板、应对工作压力、遵守公司规章制度以及纳税等。
她们究竟是如何说服美国女性接受这种观念的，至今仍是当代社会的一大谜团。但是通货膨胀一旦爆发，这似乎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女权主义者”（feminists）们只不过是给这种新层次的职业奴役披上了一层华丽的外衣罢了。
不出所料，在此期间，结婚率本身呈现下滑趋势，人们结婚的年龄越来越晚，甚至有些人根本不结婚，而大学时期和成年早期的滥交则已经成为常态。
这应该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意外。当剥夺了家庭中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好处——一方从事有报酬的工作以支付账单，另一方则负责打理家庭环境和照顾孩子——这就严重动摇了整个婚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更糟糕的是，人们甚至连房子都买不起。
双职工婚姻带来的经济收益，远不及保持单身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这正是过去五十年来最引人关注的现象。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它导致了美国人曾经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逐渐瓦解。
我的经济学家朋友们总是大肆宣扬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收入的巨大增长，并进一步指出数字革命带来的生活水平的诸多提升。我也喜欢互联网、流媒体音乐和点播电影等当代科技。这当然很棒。
但如果我们采用不同的衡量标准，不仅仅是人均收入数据，而是诸如与人类延续相称的生活质量等问题——更遑论向儿童心中灌输信仰、道德和文明生活标准了——结果又会如何呢？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景象，一幅令人震惊的衰败图景。
毫无疑问，政府从所有这些变化中获益匪浅。这不仅体现在通货膨胀降低了政府的债务负担（政府正是负债最多的主体），还体现在新增的纳税人口上。
至于家务和家庭生活，情况则完全不同。我们失去了太多。你会选择哪一个？是个人收入的微薄增长，还是家庭的稳固和内部的和睦？这并非数据问题，而是价值观问题。
作者简介：
杰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总裁。他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并以五种语言出版了10本书，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锁》（Liberty or Lockdown, 2020）。他也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 2019）一书的编辑。他还定期为《大纪元时报》撰写经济学专栏，就经济、技术、社会哲学和文化等主题广泛发声。联系方式：tucker@brownstone.org。
原文：Has Life Really Improved in Half a Century?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责任编辑：李琳#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