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3月27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淨、洪寧採訪報導）近日，大陸民眾連署要求全面審查並暫停人體器官移植業務。截至3月26日（週四），已有784人參與簽署。海外人權律師指出，中共器官移植體系在法律層級、死亡認定、供體來源、監督機制四個維度均存在根本性衝突，「每一個參與者都在犯故意殺人罪」。
籲審查及暫停器官移植 發起人微信被封禁 遷離住所
倡議發起人、廣州居民高飛於2026年3月8日，向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公安部、國家監察委、國家衛健委五部委寄出《緊急倡議書》。相關郵件於3月11日至12日被簽收。
倡議書指出，中共自強制推行器官移植「合法化」以來，社會恐慌情緒持續上升：大量涉及「腦死亡」的案例精準集中在年輕群體，分配過程黑箱操作，「隱祕犯罪」與「器官黑市」的說法不斷湧現，嚴重衝擊社會信任與安全感。
倡議書呼籲全面審查並暫停人體器官移植業務，並要求相關部門公開透明地回應民間疑慮。
高飛在倡議書中寫道：「每一個生命都是神聖且唯一的整體，絕非國家機器或利益集團可以拆解、流通的生物零件。」
截至3月26日，聯署簽名總人數784人。
除向五部委寄出倡議書外，聯署人還向宣傳部門和重點媒體發函。其中，已收到函件的媒體包括央視新聞、《南方週末》、澎湃新聞、人民日報社、新華社等三十家主要媒體，以及湖南省委宣傳部、湖北省委宣傳部等五個宣傳部門。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連署行動遭到中共警方的壓制。廣州市白雲區公安分局3月12日來電，詢問高飛是否掌握「某一例器官移植涉嫌非法的具體線索」，而非正面回應倡議書所提出的制度性問題。3月19日，高飛收到廣州市公安局白雲分局信訪辦公室書面告知，稱審查並暫停器官移植業務的信訪事項「不屬於本機關及下級公安機關的職權範圍」，並依據《信訪工作條例》指引其向衛生健康部門提出。
與此同時，高飛的微信朋友圈部分相關內容遭到屏蔽，公民聯署網頁鏈接被停止訪問，其微信公眾號在使用數日後被永久封禁。
高飛本人在發起倡議的過程中持續承壓，他在網上透露：凌晨接到警方電話，被要求「到派出所了解情況」；住所因房東「改造」被迫遷離，陷入無處落腳的困境。
儘管如此，他仍堅持在社交平台公開所有與官方的溝通內容，並明確表示：「如果政府什麼都見不得光，我們都不用活了。」
實際上，中國器官移植的黑色產業鏈很早已被曝光。2006年，大紀元最早揭露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此後，多項國際獨立調查顯示，中共系統性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並已形成黑色產業鏈。目前，器官供體來源已從法輪功學員擴展至全社會。
上述倡議書被公開後，迅速引發海內外輿論關注，也將這一長期被當局壓制的議題再次推至公眾視野。
失蹤人口激增 體制內部證詞：從個人恐懼到制度性指控
倡議書認為，社會焦慮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中國每年存在大量人口失蹤，且相關數據在2021年後突然中斷；二是器官移植數量增長與常規供需邏輯不符。
中共官方此前曾披露，2016年至2020年間每年失蹤人口均不低於100萬人次，其中2016年高達326萬，而2021年之後相關數據全面消失，器官移植數據陷入「信息黑洞」。
山東省民眾陳雅惠描述了當地日趨緊張的社會氛圍：「失蹤人口特別多，街上來往的人越來越少，家長都不讓孩子出門，連上學都不放心。」她表示，這種恐懼已從南方擴散至北方省份。（延伸閱讀：中共活摘黑幕曝光：活人被圈養 器官待摘）
當社會層面的擔憂與焦慮在網絡上蔓延時，來自中國體制內部的聲音，為外界提供了更為直接的觀察視角。
大陸人權律師沈國梁在採訪中直接將中共器官摘取定性為「已經成了一個產業」，並警告稱：「活摘相當普遍，所有人都沒有安全感。」
他呼籲海外各國政府和民眾不要將這一問題視為中國內部事務，「它正在不斷蔓延」，並將其定性為「這個星球上最血腥的反人類罪惡」，要求立即採取行動揭露和制止。（延伸閱讀：「越來越離譜了」視頻爆中國器官捐贈詭異現象）
一名自稱曾親身參與執行死刑的大陸警察蔣承平，向大紀元記者講述了一段親歷證詞。他描述，大約十五六年前，他曾執行槍決，死刑犯中槍後仍在抽搐，隨即被送上旁邊停靠的解剖車，就地摘取器官，屍體隨後被拉往火化車銷毀。
「當時我打第一槍，他還在抽搐，我想翻過來再補一槍的時候，（領導）已經不讓了，必須馬上摘（器官）。」蔣承平還表示，彼時他知道的「90%以上的器官提供者都是死刑犯」，而且優先選擇已經與家人斷絕關係、無人收屍者，「違不違法？人家（中共）說了算」。（延伸閱讀：知情人曝中共軍醫院活摘囚犯器官的恐怖黑幕）
普通民眾的感受同樣觸目驚心。大陸民眾趙子銳表示：「『活摘』已激起廣泛民憤，人心惶惶，晚上都不太敢出門。」
法律漏洞與監督真空：律師揭示制度性殺人機制
中國現行《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規定，活體移植僅限近親之間進行，但部分公開案例與該規定存在明顯出入。
海外人權律師聯盟負責人吳紹平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中國器官移植規範目前僅以國務院條例形式存在，立法層級是很低的，而且該條例在死亡認定上與刑法存在明顯衝突。」
更關鍵的爭議在於死亡標準。他說，「中國法律以心臟停止跳動作為唯一死亡標準，腦死亡在法律意義上並不成立，但中國絕大多數器官移植需要在心臟仍在跳動時進行。這意味著，在法律層面，摘取器官的行為實際上就是在殺人。」
吳紹平進一步指出，現行法規雖設有「移植倫理委員會」，但本質上屬於「內部審查」，而中國紅十字會長期存在的腐敗問題。在缺乏第三方獨立監督下，「在利益面前，他們什麼事都可能幹得出來」。（延伸閱讀：提議器官捐獻率納入城市考核 人大代表挨轟）
海外人權律師許思龍在接受大紀元採訪中對高飛的行動予以肯定，同時對實際效果持審慎態度。
他指出，器官移植本身並不必然違背人道原則，關鍵在於制度設計與執行的根本差異：「民主國家的器官捐獻是公益性的，排期公正；但中共把器官移植做成了產業，這已經違反了最基本的人倫原則。」
許思龍進一步分析，正是巨大的市場需求與利潤空間，為非法摘取器官提供了持續驅動力：「患者即使傾家當產，也要湊錢來換器官。正是因為有巨大的利潤空間，所以就導致這個非法的事情發生。」
他還就法律追責路徑提出明確建議：國際社會應派出獨立第三方調查組，搜集達到法庭定案標準的證據。一旦證據確鑿，「任何國家都可以向美國法院、向國際法庭提出控告，追究刑事責任」。
律師：器官移植問題超出醫療範疇 有更深層的地緣政治含義
聯署書認為，社會焦慮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中國每年存在大量人口失蹤，且相關數據在2021年後突然中斷；二是器官移植數量增長與常規供需邏輯不符。
許思龍將連署倡議的意義歸納為三點：讓器官移植與失蹤人口這一議題持續發酵；推動更多人正視兩者之間的關聯；向中共高層傳遞民間反對聲音。
他同時強調，面對這一關係每個家庭人身安全的器官移植議題，「做事之前不要考慮有沒有用，必須要發出這個反對的聲音」。
吳紹平指出，中共將龐大的器官資源作為籠絡和影響他國權貴的籌碼：「你們國家可能等幾年、一輩子都等不到你想要的器官，但在中國，不用十天半個月就可以給你找到供體。」
他認為，這使器官移植問題已超出單純醫療倫理範疇，而具有更深層的地緣政治含義。「中共利用把整個中國人都作為器官庫的『優勢』，給世界各國權貴做匹配，藉此籠絡和影響甚至控制其他國家的權貴」。
（出於安全考慮，上述受訪者沈國梁、蔣承平、趙子銳和陳雅惠均為化名。）
責任編輯：孫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