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4月16日訊】1774年4月，有關英國將如何回應波士頓茶黨（Boston Tea Party）事件（當時被稱為「傾茶事件」）的令人不安的傳言開始在美洲殖民地蔓延。從倫敦寄來的信件中，外交官阿瑟‧李（Arthur Lee）、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等人警告說，英國議會正討論採取嚴厲的報復性舉措。
5月10日，傳言成為現實。波士頓居民獲悉了《波士頓港法案》（Boston Port Act，亦稱《港口法案》）的全部內容。這是四項被統稱為《強制法案》（Coercive Acts）措施中的第一項，旨在對馬薩諸塞灣殖民地實施集體懲戒，原因包括茶葉被毀、該地在煽動行為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肇事者始終未被查明。
《港口法案》下令關閉波士頓港，並將殖民地政府遷往塞勒姆（Salem）。該法案將一直生效，直到殖民地向東印度公司支付損失賠償，並且其居民終止一切被視為叛逆的行為為止。
為確保《港口法案》得到嚴格執行，英國政府將在波士頓駐紮紅衫軍團，並撤換馬薩諸塞灣文官總督托馬斯‧哈欽森（Thomas Hutchinson），改由軍事總督——中將托馬斯‧蓋奇（Thomas Gage）接任。與此同時，英國第一海軍大臣約翰‧孟塔古（John Montagu）將在波士頓港內外部署王家海軍軍艦，以對港口實施海上封鎖。
來自其它殖民地的反應
不到一週，有關《港口法案》的消息便傳到了費城和紐約市，隨後又迅速擴散到其它殖民地。美洲各地的反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對嚴厲懲戒舉措的震驚、對法案專斷性的不滿，以及對自己也可能遭遇相同命運的擔憂。
然而，關於如何應對，各地意見卻各不相同。正如我們今天在美國50個州中所看到的那樣，當時的每個殖民地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廣泛多樣的觀點。
激進派，也被稱為輝格黨人和愛國者，例如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克里斯托弗‧加茲登（Christopher Gadsden）以及「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組織，採取了不妥協、對抗性的立場，願捍衛「自然法和上帝律法」所賦予的不可剝奪的權利與自由而不惜將局勢升級。他們認為，對英國進口商品加以抵制是對抗其議會越權行為的最有效方式。
保守黨人，也被稱為托利黨人和效忠派，例如約瑟夫‧加洛韋（Joseph Galloway），以及包括貴格會教徒和依賴貿易的商人等溫和派，則反對抵制英國產品，擔心這種做法會重創美國商業，並進一步損害與英國的關係。保守黨人否認自然法的觀念，堅持認為他們的權利源自英國憲法。
因此，他們更傾向於採取和平、妥協的方式，並直接向國王表達他們的訴求，進而緩和與英國議會間的緊張關係。保守黨人和部分溫和派甚至提出，解決危機的最快方式是由各殖民地共同償還被毀茶葉的費用，但這一提議遭到了激進派的強烈反對。
第一次大陸會議的構想
為應對日益嚴重的危機，被稱為「通訊委員會」（Committees of Correspondence）的跨殖民地網絡成為了政治和商業領袖們的核心聯絡中心。他們呼籲各殖民地派遣代表在費城召開大會——這次會議後來被稱為「第一次大陸會議」（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然而，這樣的會議未經王室授權，因而在當局眼中幾近叛國，特別是除康涅狄格州總督喬納森‧特倫布爾（Jonathan Trumbull）外，所有殖民地總督都期望其選民遵守經英國議會通過並由喬治三世批准的所有法律法規。
另一方面，反對未經授權集會的殖民地立法機構成員則竭盡全力加以阻撓。因此，一些殖民地轉而依靠諸如「通訊委員會」等法外革命組織來籌劃會議。
在南卡羅來納州，一次非法「居民大會」得以召開；大會選出代表並組建了一個充當臨時政府的委員會。
弗吉尼亞殖民地立法機構——市民院（House of Burgesses，該州議會的下議院）指定1774年6月1日為禁食、懺悔與祈禱日。弗吉尼亞總督鄧莫爾伯爵（Lord Dunmore）認為這一公告不可接受，隨即解散了該殖民地立法機構。他召集市民院成員到其議事廳，並宣告道：「市民院議長及諸位議員，我手中有一份由你們市民院發布的文件，其措辭對陛下及大不列顛議會極為不敬，因此我必須解散你們；你們現已被正式解散。」
次日，這些被解散的前市民院成員在雷利酒館（Raleigh Tavern）會面，討論大陸會議相關事宜。會上，他們譴責英國議會和東印度公司對殖民地的壓迫行為，並呼籲抵制所有東印度公司商品，「直至發生在美洲的不公得到糾正」。
他們聲明道：「我們明確認為，對我們任一姊妹殖民地施以壓迫使其屈從於專斷稅收，都是對整個英屬美洲的攻擊，以及對所有人權利的威脅……為此，建議通訊委員會與各地對接，商議由各殖民地選派代表，每年在適宜的地點召開一次會議。」
在賓夕法尼亞殖民地立法機構——省議會（Provincial Assembly）中，保守派政治家如約瑟夫‧加洛韋和總督約翰‧佩恩（John Penn），則反對抵制行動，並嘗試阻撓該地參與大陸會議。儘管著名的《賓夕法尼亞農民的來信》（Letters from a Pennsylvania Farmer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作者約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也反對抵制，但作為溫和派愛國者，他支持召開大陸會議的想法。
激進派政治家如約瑟夫‧里德（Joseph Reed）、托馬斯‧米夫林（Thomas Mifflin）和查爾斯‧湯姆森（Charles Thomson）與迪金森合作，共同應對保守派的阻撓。他們說服佩恩召開全體議會，討論來自美洲原住民的威脅。會議開始後，有人即提出參與大陸會議的動議並獲得通過。
在紐約，保守派及溫和派商人反對抵制行動，但認為有必要支持馬薩諸塞灣的民眾。在紐約市的弗朗西斯酒館（Fraunces Tavern），艾薩克‧洛（Isaac Low）主持了一個由51名溫和派、激進派和保守派組成的委員會，該委員會批准紐約參加大陸會議。
在最初的13個殖民地中，只有佐治亞沒有派遣代表，那裡正面臨著來自效忠派（托利黨）和美洲原住民的挑戰。
馬薩諸塞灣：反抗、欺騙與計謀
馬薩諸塞灣立法機構——全體代表大會（General Court）於1774年6月7日在塞勒姆舉行。一個特別委員會在此期間成立，由塞繆爾‧亞當斯（Samuel Adams）擔任主席，以專門處理《港口法案》事宜。委員會成員幾乎全是激進的愛國者，唯獨保守效忠派丹尼爾‧倫納德（Daniel Leonard）——一名來自唐頓（Taunton）的律師例外。委員會擔心倫納德向蓋奇報告他們的動向而令議會解散，因此在其面前加以隱藏——只談論賠償被毀茶葉的事宜。倫納德離開後，其餘成員重新祕密商討，為大陸會議的召開做準備。
為在蓋奇不知情的情況下確保該議案通過，他們需要倫納德當天投票時不在現場。激進愛國者、倫納德的朋友羅伯特‧崔特‧潘恩（Robert Treat Paine）建議兩人一同出席唐頓的立法會議。倫納德同意，卻不知一場重要投票將在他缺席期間進行。倫納德離開後，委員會批准了議案，並將其提交給全體代表大會審議。
6月17日，議會對是否參加大陸會議及選舉代表進行表決。效忠派試圖離場以通知駐紮在塞勒姆附近丹弗斯（Danvers）的蓋奇。然而，塞繆爾‧亞當斯、約瑟‧沃倫醫生（Dr. Joseph Warren）和「自由之子」組織對此早有預料，已提前將議會大廳的所有門鎖上。一名保守派偽裝生病而獲准離開，隨後一路跑至蓋奇所在處。當蓋奇得知議會的行動後，下令祕書托馬斯‧弗魯克（Thomas Flucker）——其女婿為亨利‧諾克斯（Henry Knox）——前往議會處向其宣布解散。
弗魯克到達議會廳外，卻發現門被鎖住。他派遣信使通知議長，要求自己被允許進入。當議長拒絕他的請求後，弗魯克通過緊閉的門大聲宣讀蓋奇的公告，最後以「天佑國王」收尾。
在議會廳內，代表們無視弗魯克，並迅速批准了馬薩諸塞灣參與大陸會議的決議。隨後，他們選舉了塞繆爾‧亞當斯、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托馬斯‧庫欣（Thomas Cushing）、羅伯特‧崔特‧潘恩和詹姆斯‧鮑登（James Bowdoin）作為代表。會後，議員們打開門，發現憤怒的弗魯克正站在外面。
舞台已搭好
大陸會議定於1774年9月5日在費城的木匠廳（Carpenters' Hall）召開。這次計劃中的歷史性集會並非旨在尋求獨立，而是通過要求廢除被其稱為「不可容忍法案」的《強制法案》時展現美洲殖民地的團結。當時的共識是，一旦殖民地的要求得到滿足，英國與殖民地間的和平與信任將得以恢復。
然而，由於激進派主張對英國商品進行抵制，而溫和派和保守派更傾向於採取傳統外交的方式，因此56位代表必須先解決各自間存在的分歧，從而在向倫敦方面提出訴求前達成一致的行動方案。
正當代表們準備動身前往費城時，有關《強制法案》將增加更多懲戒性舉措的消息傳到了各殖民地。這使大多數美洲人相信，英國議會打算像對待外敵那樣征服馬薩諸塞灣的人民，這最終使許多溫和派站在了激進派一邊。
原文：250 Years Ago: Planning the 1st Continental Congress and the Road to the Revolutionary War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責任編輯：高靜#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