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4月16日讯】1774年4月，有关英国将如何回应波士顿茶党（Boston Tea Party）事件（当时被称为“倾茶事件”）的令人不安的传言开始在美洲殖民地蔓延。从伦敦寄来的信件中，外交官阿瑟‧李（Arthur Lee）、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等人警告说，英国议会正讨论采取严厉的报复性举措。
5月10日，传言成为现实。波士顿居民获悉了《波士顿港法案》（Boston Port Act，亦称《港口法案》）的全部内容。这是四项被统称为《强制法案》（Coercive Acts）措施中的第一项，旨在对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实施集体惩戒，原因包括茶叶被毁、该地在煽动行为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肇事者始终未被查明。
《港口法案》下令关闭波士顿港，并将殖民地政府迁往塞勒姆（Salem）。该法案将一直生效，直到殖民地向东印度公司支付损失赔偿，并且其居民终止一切被视为叛逆的行为为止。
为确保《港口法案》得到严格执行，英国政府将在波士顿驻扎红衫军团，并撤换马萨诸塞湾文官总督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改由军事总督——中将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接任。与此同时，英国第一海军大臣约翰‧孟塔古（John Montagu）将在波士顿港内外部署王家海军军舰，以对港口实施海上封锁。
来自其它殖民地的反应
不到一周，有关《港口法案》的消息便传到了费城和纽约市，随后又迅速扩散到其它殖民地。美洲各地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对严厉惩戒举措的震惊、对法案专断性的不满，以及对自己也可能遭遇相同命运的担忧。
然而，关于如何应对，各地意见却各不相同。正如我们今天在美国50个州中所看到的那样，当时的每个殖民地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广泛多样的观点。
激进派，也被称为辉格党人和爱国者，例如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克里斯托弗‧加兹登（Christopher Gadsden）以及“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组织，采取了不妥协、对抗性的立场，愿捍卫“自然法和上帝律法”所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与自由而不惜将局势升级。他们认为，对英国进口商品加以抵制是对抗其议会越权行为的最有效方式。
保守党人，也被称为托利党人和效忠派，例如约瑟夫‧加洛韦（Joseph Galloway），以及包括贵格会教徒和依赖贸易的商人等温和派，则反对抵制英国产品，担心这种做法会重创美国商业，并进一步损害与英国的关系。保守党人否认自然法的观念，坚持认为他们的权利源自英国宪法。
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采取和平、妥协的方式，并直接向国王表达他们的诉求，进而缓和与英国议会间的紧张关系。保守党人和部分温和派甚至提出，解决危机的最快方式是由各殖民地共同偿还被毁茶叶的费用，但这一提议遭到了激进派的强烈反对。
第一次大陆会议的构想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危机，被称为“通讯委员会”（Committees of Correspondence）的跨殖民地网络成为了政治和商业领袖们的核心联络中心。他们呼吁各殖民地派遣代表在费城召开大会——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大陆会议”（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然而，这样的会议未经王室授权，因而在当局眼中几近叛国，特别是除康涅狄格州总督乔纳森‧特伦布尔（Jonathan Trumbull）外，所有殖民地总督都期望其选民遵守经英国议会通过并由乔治三世批准的所有法律法规。
另一方面，反对未经授权集会的殖民地立法机构成员则竭尽全力加以阻挠。因此，一些殖民地转而依靠诸如“通讯委员会”等法外革命组织来筹划会议。
在南卡罗来纳州，一次非法“居民大会”得以召开；大会选出代表并组建了一个充当临时政府的委员会。
弗吉尼亚殖民地立法机构——市民院（House of Burgesses，该州议会的下议院）指定1774年6月1日为禁食、忏悔与祈祷日。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伯爵（Lord Dunmore）认为这一公告不可接受，随即解散了该殖民地立法机构。他召集市民院成员到其议事厅，并宣告道：“市民院议长及诸位议员，我手中有一份由你们市民院发布的文件，其措辞对陛下及大不列颠议会极为不敬，因此我必须解散你们；你们现已被正式解散。”
次日，这些被解散的前市民院成员在雷利酒馆（Raleigh Tavern）会面，讨论大陆会议相关事宜。会上，他们谴责英国议会和东印度公司对殖民地的压迫行为，并呼吁抵制所有东印度公司商品，“直至发生在美洲的不公得到纠正”。
他们声明道：“我们明确认为，对我们任一姊妹殖民地施以压迫使其屈从于专断税收，都是对整个英属美洲的攻击，以及对所有人权利的威胁……为此，建议通讯委员会与各地对接，商议由各殖民地选派代表，每年在适宜的地点召开一次会议。”
在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立法机构——省议会（Provincial Assembly）中，保守派政治家如约瑟夫‧加洛韦和总督约翰‧佩恩（John Penn），则反对抵制行动，并尝试阻挠该地参与大陆会议。尽管着名的《宾夕法尼亚农民的来信》（Letters from a Pennsylvania Farmer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作者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也反对抵制，但作为温和派爱国者，他支持召开大陆会议的想法。
激进派政治家如约瑟夫‧里德（Joseph Reed）、托马斯‧米夫林（Thomas Mifflin）和查尔斯‧汤姆森（Charles Thomson）与迪金森合作，共同应对保守派的阻挠。他们说服佩恩召开全体议会，讨论来自美洲原住民的威胁。会议开始后，有人即提出参与大陆会议的动议并获得通过。
在纽约，保守派及温和派商人反对抵制行动，但认为有必要支持马萨诸塞湾的民众。在纽约市的弗朗西斯酒馆（Fraunces Tavern），艾萨克‧洛（Isaac Low）主持了一个由51名温和派、激进派和保守派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批准纽约参加大陆会议。
在最初的13个殖民地中，只有佐治亚没有派遣代表，那里正面临着来自效忠派（托利党）和美洲原住民的挑战。
马萨诸塞湾：反抗、欺骗与计谋
马萨诸塞湾立法机构——全体代表大会（General Court）于1774年6月7日在塞勒姆举行。一个特别委员会在此期间成立，由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担任主席，以专门处理《港口法案》事宜。委员会成员几乎全是激进的爱国者，唯独保守效忠派丹尼尔‧伦纳德（Daniel Leonard）——一名来自唐顿（Taunton）的律师例外。委员会担心伦纳德向盖奇报告他们的动向而令议会解散，因此在其面前加以隐藏——只谈论赔偿被毁茶叶的事宜。伦纳德离开后，其余成员重新秘密商讨，为大陆会议的召开做准备。
为在盖奇不知情的情况下确保该议案通过，他们需要伦纳德当天投票时不在现场。激进爱国者、伦纳德的朋友罗伯特‧崔特‧潘恩（Robert Treat Paine）建议两人一同出席唐顿的立法会议。伦纳德同意，却不知一场重要投票将在他缺席期间进行。伦纳德离开后，委员会批准了议案，并将其提交给全体代表大会审议。
6月17日，议会对是否参加大陆会议及选举代表进行表决。效忠派试图离场以通知驻扎在塞勒姆附近丹弗斯（Danvers）的盖奇。然而，塞缪尔‧亚当斯、约瑟‧沃伦医生（Dr. Joseph Warren）和“自由之子”组织对此早有预料，已提前将议会大厅的所有门锁上。一名保守派伪装生病而获准离开，随后一路跑至盖奇所在处。当盖奇得知议会的行动后，下令秘书托马斯‧弗鲁克（Thomas Flucker）——其女婿为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前往议会处向其宣布解散。
弗鲁克到达议会厅外，却发现门被锁住。他派遣信使通知议长，要求自己被允许进入。当议长拒绝他的请求后，弗鲁克通过紧闭的门大声宣读盖奇的公告，最后以“天佑国王”收尾。
在议会厅内，代表们无视弗鲁克，并迅速批准了马萨诸塞湾参与大陆会议的决议。随后，他们选举了塞缪尔‧亚当斯、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托马斯‧库欣（Thomas Cushing）、罗伯特‧崔特‧潘恩和詹姆斯‧鲍登（James Bowdoin）作为代表。会后，议员们打开门，发现愤怒的弗鲁克正站在外面。
舞台已搭好
大陆会议定于1774年9月5日在费城的木匠厅（Carpenters' Hall）召开。这次计划中的历史性集会并非旨在寻求独立，而是通过要求废除被其称为“不可容忍法案”的《强制法案》时展现美洲殖民地的团结。当时的共识是，一旦殖民地的要求得到满足，英国与殖民地间的和平与信任将得以恢复。
然而，由于激进派主张对英国商品进行抵制，而温和派和保守派更倾向于采取传统外交的方式，因此56位代表必须先解决各自间存在的分歧，从而在向伦敦方面提出诉求前达成一致的行动方案。
正当代表们准备动身前往费城时，有关《强制法案》将增加更多惩戒性举措的消息传到了各殖民地。这使大多数美洲人相信，英国议会打算像对待外敌那样征服马萨诸塞湾的人民，这最终使许多温和派站在了激进派一边。
原文：250 Years Ago: Planning the 1st Continental Congress and the Road to the Revolutionary War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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