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50年】胁迫的夏天与通往战争之路
【大纪元2026年04月08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Alan Wakim撰文／柳嵊涛编译）1774年夏天，一场冰冷的“内战”弥漫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之间，使爱国者（辉格派）、效忠派（托利派）以及王室权威都笼罩在紧张与不安中。这些动荡在过去十年间主要源自英国议会。议会成员声称，他们拥有统治世界范围内所有英国臣民的权力。
这样的主张撕裂了原本亲密的朋友和家庭情谊——人们各自站到对立阵营，同时也激起许多人对制定及执行法律的政客和官员的不满。大量抗议活动不断升级，最终演变为暴力事件，令大西洋两岸的统治者都深感震惊。
在当时整个大英帝国境内，没什么要比波士顿倾茶事件更引人注目、也更令官员们措手不及的了。对权威的公然挑战，加之王室的强硬回应，毁掉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那段曾经平和的关系，并推动双方逐步走向战争。无人知晓的是，真正的战争要到1775年4月19日才会爆发。而在决定命运的那一天到来之前，双方都曾有过缓和局势、避免冲突的机会。
只不过，王室最终推行了一项集体惩戒政策，而殖民者则选择了反抗。
托马斯‧盖奇中将的崛起
在英法北美战争期间，未来的托马斯‧盖奇将军曾在莫农加希拉战役中与美国未来总统乔治‧华盛顿并肩作战。战争结束后，盖奇被晋升为北美英军总司令，驻扎在纽约市，并娶了一位美国女子为妻。他同时也是一名辉格党人，在波士顿倾茶事件之后，希望能与美洲殖民者实现和解。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盖奇于1774年2月会见了乔治三世，并建议国王采取强硬立场。
“当我们像羔羊一样温顺时，他们就会像狮子一样凶猛；但如果我们采取果决行动，他们无疑又会变得非常温驯。”——托马斯‧盖奇将军
两人一致认为，议会此前所作的让步展现的是软弱，反而助长了美国人的胆量。他们相信，严厉的惩戒不仅会制止不服从的行为，还能对其它表现出类似倾向的殖民地起到警示作用。这个被宠坏的孩子需要管教，而“手下留情”已不再是选项。
那么，是什么促使自称为辉格党的盖奇主张采取如此强硬的举措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作为一名效忠于国王军队的军人，对正在美洲酝酿的新生叛乱深感忧虑。其次，他将所有动荡归咎于自由之子等叛乱组织。盖奇将军认为，只要能将叛乱扼杀在萌芽状态，和平与信赖就会重新回归。
小心你所祈求的！
会谈结束后，乔治三世与首相腓特烈‧诺斯勋爵会面，讨论如何应对美洲殖民地的问题。他们认定，要迫使殖民者屈服，最有效的手段便是动用军事力量。
他们还可能讨论了此前六月由马萨诸塞湾议会通过、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和达特茅斯伯爵（威廉‧莱格）递交给枢密院，有关罢免总督托马斯‧哈钦森的请愿书。在随后的商议中，大臣们想出了一个自认为精妙的计划，既能智胜这些麻烦不断的殖民者，又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意他们的请求，罢免文职总督哈钦森，但以一位军事总督取而代之。而还有谁会比托马斯‧盖奇将军本人更胜任这一角色呢？
击掌（high five）这一动作产生于1970年代，但如果1770年代的英国绅士间也存在相似的表达方式，那么大臣们很可能会以这种方式来庆祝他们的决定。
盖奇将军接受了出任马萨诸塞湾新任军事总督的任命，并于4月16日乘坐“活力号”（HMS Lively）启航前往波士顿。他的首要任务，是执行刚刚通过的《波士顿港法案》（又称《港口法案》）——这一法案是后来被统称为《强制法案》（美国人称之为“不可容忍法案”）的一系列法案中的第一项。
《港口法案》定于1774年6月1日生效。该法案关闭了波士顿港，而除食品和燃料外，所有贸易活动一律停止，直至对倾茶事件负责的人向东印度公司全额赔偿其损失。其余的《强制法案》则在盖奇将军离开伦敦后由议会通过，并在当年夏天陆续实施。
权力交接
5月13日，盖奇将军安全抵达波士顿港入口处的岛屿要塞——威廉堡。在那里，他会见了哈钦森总督，并解除其职务。副总督安德鲁‧奥利弗并未出席，他已于3月3日因中风去世。
盖奇于四天后乘船从岛屿要塞驶向波士顿，沿途受到热烈欢迎。波士顿及周边地区的民众在长码头附近排起长队，期待迎接新总督。多数波士顿人都很高兴能向前任总督告别。作为哈钦森不受欢迎的信号，当将军为离任总督举杯致意时，人群发出了阵阵嘘声。
这种怠慢情绪当天稍后还会在法尼尔厅上演。不过就当下来看，盖奇仍沉浸在民众的热情欢迎中。不过，他注意到一件事：总督警卫团上校约翰‧汉考克并未向他敬礼。
哈钦森于6月1日启程前往伦敦，这一天也是《港口法案》生效之日。他认为此次召回只是暂时的，因此很快就能返回波士顿继续担任总督。此刻，哈钦森将与国王及其大臣们会面。由于波士顿茶党事件以及“哈钦森信件事件”（本杰明‧富兰克林公开了由已故托马斯‧惠特利保管的哈钦森私人信件）损害了其声誉，哈钦森决心为自己辩护，并计划向英国议会请求废除《港口法案》。
除了约翰‧汉考克的无礼，盖奇对新担任的总督一职整体感到满意。但他仍需面对6月1日《港口法案》生效后的局面。在此期间，一些波士顿市民提出愿意全额赔偿东印度公司被毁茶叶的损失。盖奇支持这一提议，希望通过此举打破僵局，进而化解殖民地与王室间的敌意。
然而，这一提议遭到镇上会议中大多数人的拒绝，因此被撤回。随后，盖奇将军为港口关闭做准备，并将海关搬迁至普利茅斯，其余政府机构迁至塞勒姆。6月1日，英国军舰布防在波士顿港水域，执行港口关闭任务。此外，多支英国陆军部队抵达波士顿，以协助盖奇将军执行《港口法案》并维持秩序。
不够顺从
根据德里克‧W‧贝克（Derek W. Beck）在《点燃美国革命：1773–1775》中的记载，对于诺斯勋爵和乔治三世来说，即便东印度公司获得全额赔偿，波士顿港依旧会被关闭——波士顿仍将面临惩罚。
他写道：“该法案的暴政之处在于其取消条件。‘波士顿人的考验不仅仅是对东印度公司的赔偿，港口是否恢复仍取决于国王的意愿，直到那里实现其心目中的和平与服从。’换句话说，只有当内阁认定波士顿人的情绪已足够平息之后，港口才会重新开放。”
议会中的辉格党少数派，包括埃德蒙‧伯克、艾萨克‧巴雷、罗斯‧富勒、查尔斯‧福克斯以及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呼吁同僚在处理美洲事务时务必保持理智。他们认为，为被毁茶叶进行赔偿是合理的，但用严厉手段压迫殖民地则极为不智。
根据本杰明‧伍兹‧拉巴里（Benjamin Woods Labaree）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一书，国会议员罗斯‧富勒认为《波士顿港法案》作为对“茶叶销毁事件”的回应过于严厉。他警告同僚，如果波士顿民众不屈从于施加在他们身上的严酷举措，王室将“别无选择，只能焚毁他们的城镇，镇压那里的民众”。他指出在美洲，所有男性都有武器且知道如何使用它们，并预测，如派兵强制执行该法案，美国人将联合起来击败他们。
正如富勒所预测的那样，其它殖民地也加入了马萨诸塞湾，坚定地对抗王室权威。各地的政治领袖开始组织起来，民兵们也接受了作战训练。与此同时，盖奇将军向波士顿增派了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部队，而诺斯勋爵则在1775年——革命战争爆发的那一年，主张采取新的惩戒性举措。
原文：250 Years Ago: The Summer of Coercion and the Road to the Revolutionary War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责任编辑：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