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6月11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Milton Ezrati撰文／信宇編譯）如今，許多西方記者、評論員和政界人士對中共政權能夠實施全面的政治和經濟控制都表示擔憂。他們認為，這種能力讓中共相較於看似混亂、以市場為導向的西方民主國家擁有競爭優勢。然而，他們的看法大錯特錯。事實上，北京方面堅持集中控制的做法恰恰是中國經濟軟肋的根源，這一點已經顯而易見。與西方許多媒體評論和政治恐慌宣傳相反，北京對經濟的集中管控與其說是優勢，還不如說是弱點。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記者格雷格‧伊普（Greg Ip）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正是這些充滿恐懼的「中國優越論」的典型例證。該文題為「北京的『全產業政策』讓世界其它國家望塵莫及」（Beijing’s ‘Industrial Policy of Everything’ Leaves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he Dust，05/15/2026），文章簡要概括了中共對經濟管理的做法，指出北京方面「幾乎將所有行業和地區、需求與供給、服務與商品、先進產業與日常領域都納入了調控範圍」。
伊普解釋說，中共的控制是「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macroeconomic and microeconomic）層面的，旨在推進北京的「經濟、技術和戰略」（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strategic）目標。伊普這個看似準確的描述在中共領導層內部得到了公開承認，甚至受到中共黨魁習近平和中共各級的推崇。北京的規劃者們遵循中共的指導，確實直接主導並控制著中國生產和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
伊普的文章以及許多類似的文章之所以有誤，是因為文章中得出這樣的結論：北京方面這種集中化且受政治主導的模式，將使中國令其經濟競爭對手（估計指的是美國）「望塵莫及」（in the dust）。當伊普聲稱中共正在「做一件世界前所未見的事情」的時候，他（估計是在無意間）忽略了與這個說法相悖的最有力證據。
當年蘇聯（Soviet Union，1922—1991年）採用的正是這種做法。而那個專制政權在近40年前遭遇徹底且慘痛的經濟失敗，主要原因也正是這個。而到了如今，中國經濟中諸多顯而易見的問題的根源所在，也正是這種做法。
顯而易見，最大的問題是中國的房地產危機。自2021年爆發以來，這場危機一直制約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房地產開發商無疑應為這場經濟災難承擔部分責任。他們的行為確實不夠審慎。但是要負主要責任的是北京方面採用的中央計劃（central planning）經濟模式。幾十年來，這些政策通過維持低利率、提供補貼以及促成地方政府與開發商之間形成某種合作關係等，從而鼓勵了激進的房地產開發。
北京方面的政策導向幾乎迫使開發商在經濟和財務上無所不用其極，從而使住宅建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其占比在高峰期曾超過中國經濟總量的25%，遠高於其它任何國家。
隨後，在數十年不顧審慎原則、一味推動激進擴張之後，規劃部門於2020年突然轉變方針，推行了「三道紅線」（three red lines）政策。中共當局一舉撤銷了此前對住宅開發的所有支持和鼓勵。由於既未收到預警，也沒有時間調整，這些擴張過度的開發商最終難逃失敗的命運，這並不令人意外。
這場危機始於房地產巨頭恆大集團（Evergrande Group），隨後不斷蔓延，將這個曾經是經濟增長引擎的行業變成了經濟拖累，並引發了一系列金融連鎖反應，這些反應嚴重限制了中國經濟為其它促進增長的投資項目提供資金的能力。六年過去了，中國經濟仍在承受著這場危機的影響。
面對這種嚴峻局面，中共決策者卻通過所謂的「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計劃，進一步損害了經濟。這個舉措一方面反映了在技術上超越美國的全新政治野心；另一方面，決策者將其視為一種為經濟創造新增長引擎的途徑，以彌補住宅建設領域支持力度的減弱。
在這個計劃的指導下，北京利用國有銀行向一份指定的行業清單注入投資資金，其中包括電動汽車、先進半導體、量子計算、人工智能和生物醫學技術等。巨額資金的湧入使這些受青睞行業的生產能力遠超中國國內經濟的需求，一方面是因為房地產危機導致房價、家庭淨資產以及消費支出下滑，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消費者需求疲軟，削弱了在中央政府青睞領域之外進行支持經濟增長的投資需求。由於熱門行業產能過剩，中國面臨著生產者價格的下行壓力，以及隨之而來的其它經濟問題。
實際上，中央計劃經濟使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出口；而由於美國——以及在程度上較輕的歐洲和日本——對中共貿易的態度日益敵視，中國這種更高的出口依賴發生的時機特別不妙。雖然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在美國司法體系中歷經波折，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截至今年3月的過去兩年間（這是目前可獲得數據的最新時期），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已下降約30%。
迄今為止，中國通過擴大對歐洲和所謂「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出口，成功彌補了美國市場萎縮帶來的損失，但是歐盟（EU）最近開始對中國貿易實施限制，許多發展中國家也對中國商品的湧入表示反對。無論規劃者當初的預期是什麼，這些過剩的產能既未能用於刺激中國國內經濟，也未能支撐出口的擴張前景。然而，在最新的五年規劃中，北京方面的策略實際上加倍令國內經濟失衡，也加劇了對外國經濟和政策的極端依賴。
這僅僅是中國推行中央計劃經濟所帶來的諸多弊端中的兩個。它們造成的後果遠不止是破壞經濟平衡和造成巨大浪費。由於建設必須依賴借貸，所有這些不切實際的項目都留下了沉重的「問題債務」（dodgy debt）包袱。中共各級政府和私營部門的非金融債務總額已升至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約300%。
誠然，美國的這個數據為719%，歐盟為689%，遠高於中國，但是這對於經濟更為發達的國家而言也在意料之中。若要進行更公平的比較，應與印度進行對比，該國總債務約占GDP的83%。
這些既浪費又沉重的失誤或許會讓人對規劃者的能力產生質疑，但是歸根結底，它們凸顯了中共集中式經濟管理體制的弊端。中央計劃忽視了一個基本的經濟事實：即經濟繁榮的根源在於一項充滿不確定性的任務——預測消費者、企業乃至國家安全等各方面的未來需求。
儘管有些猜測比其它猜測更有依據，但是歸根結底，它們都只是猜測。沒有人——即便是最聰明的規劃者——能夠預見未來。預測失誤會導致資源浪費和債務累積。由於中央計劃會調動大量經濟資源（包括物質、勞動力和資金）來支撐其預測，因此當預測正確時，經濟回報可能非常可觀，就像中國在發展水平較低、未來需求相對明確的年代所發生的情況一樣。但當像中國這樣的計劃經濟做出錯誤判斷，卻仍投入龐大資源時，就會造成巨大的浪費，以及堆積如山、品質可疑的債務。
當然，市場經濟也會做出許多錯誤的判斷，這些失誤同樣會造成資源浪費並留下令人頭疼的債務負擔。但是由於市場經濟中的每個參與者在整體中所占比例相對較小，因此每次失誤所涉及的國家經濟資源也較少，這使得因失誤造成的資源浪費和債務負擔都更容易應對。與此同時，市場體系中更為多元化且分散的努力——儘管這看起來可能有些混亂——卻讓經濟比集中、單一方向的規劃更有可能在眾多預測中至少有一項能符合未來需求，從而促進成長並創造財富。
中共政權實行共產主義、計劃經濟和集中管理體制，一方面削弱了經濟成功的潛力；另一方面，一旦出現失誤，其影響便會波及面廣且破壞性極大。當今中國正面臨著因某些重大規劃失誤——即判斷失誤——所導致的經濟和財政負擔。
儘管中共的這種中央計劃的指令型經濟在取得成功時確實令人矚目，但是它對未來預測不足的固有傾向，使其與市場經濟體系相比處於根本性的劣勢。基於此，很難想像中國如何能迅速從過去的錯誤中恢復過來，更遑論主導未來或讓其它國家「望塵莫及」。
作者簡介：
米爾頓‧埃茲拉蒂（Milton Ezrati）是紐約州立大學（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簡稱SUNY）布法羅分校（Buffalo）人力資本研究中心主辦的《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的特約編輯，亦是總部位於紐約的知名傳播公司Vested的首席經濟學家。在入職Vested之前，他曾擔任Lord, Abbett & Co.等公司的首席市場策略師和經濟學家。他還經常為總部位於紐約的《城市雜誌》（City Journal）撰寫文章，並定期為《福布斯》（Forbes）撰寫博客。他的最新著作是《即將到來的三十年：未來三十年的全球化、人口統計學和我們的生活方式》（Thirty Tomorrows: The Next Three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Demographics, and How We Will Live, 2014）。
原文：China’s Centralized Approach to Economics Is the Country’s Greatest Weakness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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