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6月18日訊】近期，中國恆大集團海外清盤人安邁顧問（Alvarez & Marsal）向全球頂級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PWC）發起高達570億元人民幣（約84億美元）的民事索賠訴訟，創下香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企業追償紀錄。此舉迅速將普華永道推上輿論風口，普華永道是否將承擔巨額賠償責任、會否因此陷入生存危機，都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
筆者認為，這場訴訟的意義遠不止一次針對審計機構的經濟追責，其背後更觸及到全球專業服務行業長期運作的責任邊界問題。一旦法院突破既有責任邊界，不僅普華永道將面臨巨大風險，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國際頂級律所乃至華爾街投行賴以生存的商業模式，都將受到根本性挑戰。
恆大地產爆雷後遺症 普華永道站上被告席
2026年5月18日，中國恆大清盤人訴普華永道案在香港高等法院開庭。清盤人向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香港成員機構）、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中國內地成員機構）、普華永道國際（普華永道全球總部）三方合計索償達570億元人民幣。
作為一家獨立的第三方審計機構，普華永道本應是資本市場的「看門人」，為投資者和公眾監督企業財務信息的真實性與可靠性。然而，在恆大案中，從恆大2009年赴港上市開始，擔任其獨家審計師的普華永道，在長達14年的合作期間，連續為恆大出具「標準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
作為回報，普華永道從恆大獲得了豐厚的審計收入。公開資料顯示，2009—2022年，恆大累計向普華永道支付約3.5億港元審計費用，折合年均約2,500萬港元，特別是2016年以後，其支付給普華永道的審計費用明顯上升，遠高於一般上市公司審計項目的收費水平。
恆大清盤人認為，普華永道在長期擔任恆大核數師期間，未能發現、揭露或阻止恆大財務報表中存在的重大問題，涉嫌存在審計疏忽、失實陳述以及未盡專業責任等行為。從而導致投資者、債權人及市場參與者對恆大真實財務狀況形成判斷，並作出投資和融資決策，最終蒙受巨大損失。
基於上述理由，恆大海外清盤人安邁顧問決定向普華永道展開法律追償，並將追責範圍擴大至普華永道中國、普華永道香港以及普華永道國際三方主體。如果這一訴訟策略最終獲得法院支持，就會突破國際專業服務機構長期以來依賴的法律隔離機制，其影響將遠遠超出恆大個案本身。
普華永道在恆大審計中的行為已被定性
事實上，這並非普華永道首次因恆大審計案付出代價，在此次民事訴訟正式啟動之前，來自監管層面的處罰就已經率先落地。這意味著普華永道在恆大審計案中的責任認定，已從「行業爭議」升級為「監管事實」。
2024年9月，中共財政部及證監會認定普華永道在恆大地產2018—2020年財務報表審計過程中存在嚴重失職，對普華永道中天作出行政處罰，開出合計4.41億元（人民幣，下同）的「頂格」罰單，責令其暫停經營業務6個月，撤銷普華永道中天廣州分所，多名簽字註冊會計師被吊銷證書或罰款。
監管部門表示，普華永道未勤勉盡責，未正確判斷2019年、2020年度恆大地產總體收入確認的實際情況，未對恆大地產財務數據異常情況保持合理職業懷疑，未有效識別恆大地產大金額、高比例的財務造假，甚至對恆大地產財務造假跡象和動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官方披露，恆大在2019—2020年期間，通過提前確認收入等方式實施財務造假，涉及虛增收入約5,641.46億元，虛增利潤約920.11億元。另外，恆大還在2020—2021年期間利用虛假財務數據發行5期合計208億元債券，存在欺詐發行行為，而普華永道均出具了「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
2026年4月，香港證監會與會財局（會計及財務匯報局）就羅兵咸永道在恆大審計工作中的嚴重缺失作出處罰。罰款3.1億港元（含1,000萬港元調查費用），對兩名前審計合夥人（張肇昌及周世強）各罰500萬港元，同時施加6個月的執業限制。
此外，香港證監會公告顯示，普華永道同意在不承認法律責任的基礎上，設立10億港元賠償基金。資金將由獨立管理人監督分發，對象為持有恆大股份並因2019、2020年虛假財務報表遭受損失的獨立少數股東（不包括恆大董事、高管及關聯人士）。
普華永道的背景和現狀
普華永道起源於19世紀中期英國的普華會計師事務所（1849年）與永道體系（1854年），1998年兩大機構在倫敦完成全球合併，正式組建為普華永道。普華永道業務延續至今已有超過170年的歷史，是全球最大的專業服務網絡之一，在150多個國家和地區擁有成員所。
普華永道與德勤（Deloitte）、安永（EY）、畢馬威（KPMG）並列為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其在2025財年（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全球總收入約為569億美元（增長2.7%），與《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的82%以及所有主要行業都有合作，其服務主要分為以下三大板塊：
在亞太地區，儘管日本、印度和韓國等多個國家的收入大幅增長，但該地區整體收入下降了4.1%，至88億美元，而中國業務下滑是亞太區域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公開數據顯示，從2023年到2025年，普華永道中天業務總收入累計下降30.42億元（約42.6%）。其中，審計業務收入下降29.80億元（約45%），證券業務收入（上市公司審計相關）下降19.04億元（約61%）。
恆大平均每年支付給普華永道約2,500萬港元的審計費，折合約2,200萬元人民幣，僅相當於普華永道中天2025年收入的0.53%。放到普華永道全球數萬名合夥人和36萬多名員工創造的龐大收入中，更可以忽略不計。為了這麼點蠅頭小利，普華永道中國為何願意賭上事務所170年的金字招牌？
普華永道中國為何要賭上百年信譽鋌而走險？
答案是普華永道的利益和普華永道合夥人的利益並非總是一致的。
普華永道的商業模式是全球專業服務網絡模式，以「成員所獨立運營 + 中央協調」為核心，結合合夥人制和多元化服務。普華永道不是一個國際合夥企業，而是由全球各地獨立成員所組成的網絡。這些成員所均為獨立法律實體，成員所之間無連帶責任，各自承擔自身責任、稅務和法律義務。
普華永道國際負責統一品牌、服務標準、質量控制、風險管理和全球戰略，其不直接提供服務，也不擁有成員所，而是像「俱樂部」一樣協調成員所合作。這種結構既允許本地化運營（適應各國監管、稅務、文化），同時又能共享全球資源、知識和品牌聲譽，通過信任、專業和規模創造價值。
合夥人既是事務所經營者，也是所有者。他們共同分享利潤，也共同承擔風險。理論上，這種機制將個人利益與整個機構的長期發展、品牌聲譽綁定。然而實際經營中，合夥人卻往往更注重個人短期業績，如客戶關係、收入貢獻、業務增長等，這些指標將直接決定其個人分紅、晉升和獎金。
合夥人薪酬主要來自利潤分成，而非固定薪資。因此，部分合夥人可能因追求高個人收入優先考慮大客戶的續約和額外服務，而非嚴格把關審計獨立性。對於普華永道中國（香港所+中天所）來說，恆大系正是其超級大客戶和重要收入來源。
2009年中國恆大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時，羅兵咸永道（普華永道香港所）即擔任其合併報表審計機構。到2020年，中國恆大、恆大物業、恆大汽車三家港股上市公司當年合計向羅兵咸永道支付的審計及相關服務費用就高達6,798萬元。
公開數據顯示，普華永道中天在2019年和2020年為恆大地產出具兩次年度審計報告，相關收入約為2,679萬元。而普華永道中天2023年度A股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審計客戶數量共107家，收入總額約為5.45億元，平均每家約為509萬元。
普華永道全球監控體系在中國出現結構性弱化
普華永道建立了相對完善的內控與質量管理架構，包括全球質量控制體系（如統一的審計準則、質量控制覆核、內部合規檢查、全球風險控制委員會等）和區域質量檢查（如中國區定期抽查、項目覆核、合夥人問責機制等），理論上可以及時發現問題並進行糾偏。
然而，在恆大案中這一體系卻出現了明顯的結構性弱化：香港所作為集團審計師，對內地辦公室的監控流於形式，全球層面的獨立審查未能有效穿透本地利益格局；長期服務的高依賴客戶讓部分合夥人形成嚴重自我利益威脅，個人業績激勵明顯壓倒了質量控制權重。
這導致恆大審計出現問題：審計工作底稿失真，地產項目觀察中約88%記錄與實際執行情況不一致；現場走訪程序失效，現場走訪認為符合交樓條件的樓盤大部分未竣工交付，甚至是「一片空地」；樣本選取範圍失控，任由恆大地產替換樣本，將恆大標註「不讓去」的項目排除在走訪樣本之外。
筆者認為，這些監控措施失效的根本原因在於：機構長期聲譽與全球風險管理目標，同本地合夥人短期收入最大化之間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在中國這樣高速發展、監管特殊且利益衝突強烈的市場環境中，「全球標準+本地自治」的防火牆設計，反而為監控盲區和執行偏差留下了空間。
2024年4月，一封署名「普華永道部分合夥人」的匿名公開信在網絡上廣泛流傳。信中質疑普華永道內部質量管理體系的有效性，包括審計質量控制存在嚴重缺陷、恆大審計過程中存在重大失誤、管理層過度強調業務增長和盈利目標。但上述內容並未獲得獨立證實，普華永道方面亦公開否認相關指控。
結語
恆大清盤人發起的570億元索賠，本質上是在嘗試通過司法途徑，儘可能地追回債權人損失。無論最終的判決結果是高額判罰還是巨額和解，都將對今後全球金融市場、跨境資本流動和專業中介機構的法律責任邊界，產生顛覆性衝擊。
這將促使四大、國際律所和投行不得不重新評估中國區域（內地、香港）以及高風險行業（房地產、城投平台等）的客戶承接標準和風險隔離機制，以防止一個地區的「黑天鵝」拖垮全球總部。對全球專業服務網絡而言，這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其商業模式在高風險環境下的適應性挑戰。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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