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0日報導】(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2003-12-05
今年發表的世界銀行的報告聲稱："貧困與不均正威脅著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一觀點得到了世界上絕大多數研究中國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學者們的認同。
經濟學家們通常用基尼指數來表現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財富分配狀況。這個指數在零和一之間，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反之亦然。由於研究的方法不同，經濟學家們對中國基尼指數的計算結果也不同。但是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們似乎贊成，中國的基尼指數已經超過零點四以上，也就是說超過了可能由於分配不公而形成社會動蕩的危險警戒指數。最高的估計竟然高達零點五以上。這表明中國已經迅速成為一個非常不平等的社會。
貧困和社會分配不公對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造成嚴重的阻礙。由於貧困和分配不公，致使社會上的相當一部分收入低下的家庭和他們的子女人無法接受正常的教育，從而使得社會人力資本無法得到充分發掘和利用，社會經濟持續增長的潛力得不到發揮；貧困和社會分配不公還會挫傷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的創造財富的積极性，妨害經濟的增長；更為嚴重的是，它還會積聚人們對社會經濟秩序的不滿，最終會使得社會在這种不滿的爆發中崩潰，造成對社會生產力的劇烈的破坏。
正因為如此，許多國家對解決這一問題十分重視。從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的資料看，許多發達國家的財富分配顯現得比較均勻。位於北歐的丹賣、芬蘭、瑞典等國的基尼指數都控制在零點二左右，比中國的一半還要低。絕大多數的歐洲發達國家和日本，都控制在零點三以下。在發達國家中財富分配最為不均的美國，基尼指數大約為零點三五。
有人認為，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而言，基尼指數的快速增長不可避免。其實經濟發展的歷史并不支持這個觀點。日本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間經歷了高速發展，但是社會分配的結构并沒有發展明顯的兩极分化。至今，日本的基尼指數仍然控制在零點二六以下。又如，台灣地區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居民之間收入分配的差別不僅沒有擴大，反而降低了兩個百分點。
相對而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財富分配的模式倒是與南亞和中、南美洲的許多國家比較相似。那就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社會財富迅速兩极分化。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這些國家，不難找到一個顯著的共同點，那就是這些國家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都伴隨著軍人統治或者沒有直接普選的一黨執政。在沒有民主制度制約的情況下，這些國家的第一批富豪大都是政治權力的執掌者或者他們的親屬朋友。憑借政治權力積累財富，最為便捷。這一點在中國表現的淋漓盡致。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的基尼系數是零點二八，一九九五則年增加到零點三八，一九九九年則進一步擴大到接近零點四四的高水平。
這一點與典型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相反，後者是自由商人和產業資本家在與國家權力的爭斗中成長，并在積累了雄厚的經濟實力後再尋求政治權力。正因為如此，最初的國家政權便會想方設法地不讓他們的財富積累過於迅速。與此同時，商人和產業資本家們則會通過推行一個制約絕對權力的制度來反制當權者，從而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不被輕易剝奪。正是這樣一個博弈的過程推動了社會民主制度的建立。而這個制度最終又在防止社會財富向少數人迅速積聚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中國新領導人最近提出"統籌"、"協調"的"新的"社會經濟發展觀，似乎也有意面對和解決中國的嚴重的社會不公現象。但是他們面對著一個兩難局面。如果他們真想解決這一問題從而防止中國社會最終走向崩潰，必須引進根治這一現象的民主制度呢；但是他們自己和他們的朋友們已經是社會不公的收益者，引進民主制度等於為這個特權利益集團挖掘墳墓。他們會這樣做嗎？這個集團的其他人會容忍他們這樣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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