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8日訊】一、文革未被報告的一面︰題目和背景
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尊重教師以及對教育體製的敬畏的傳統。因此，1966年夏季發生的學生紅衛兵攻擊折磨教師的大量事件，是非同尋常的，也可以被認為是一種“革命”，如果我們僅僅從對傳統習慣的偏離程度的角度來定義什么是“革命”的話。事實上，這些事件在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從1966年到他死去的1976年間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66年夏天，在中國的宣傳媒體上，對這些暴力事件卻未提一字。雖然當時的媒體熱情洋溢地支持1966年8月在全國各地興起的紅衛兵運動，並且幾乎天天把紅衛兵的活動作為頭版新聞報導。從中國官方當時出版發行的報紙、雜志和新聞紀錄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的圖景只是千千萬萬戴著紅衛兵袖章的青年高呼萬歲走過天安門廣場，而紅衛兵的領袖們則在天安門城樓上圍繞毛澤東歡呼鼓掌。在天安門紅牆的背景上，紅色的《毛主席語錄》本、紅旗、紅色標語以及興高采烈的年輕的紅衛兵們，構成了一種非常獨特的“革命風景”。這一類材料已經變成了今天關于“文革”的主要資料來源。
然而，在開始分析和評價這些已經被記錄的“文革”故事之前，我們必須認識到這個革命還有未被報告的另一面。而這未被報告的部分之一，是在1966年夏天，大量教師遭到學生暴力攻擊並被打傷，有一批教師被打死，還有一批教師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殺；另外，還有很多學生遭到他們的同學的打罵和侮辱，甚至被打死。
這些暴力事件不僅僅在其發生之時未被報告。十二年之后，從1978年開始，由于中共領導人開始“否定文革”，中國媒體開始謹慎地提到一些“文革”受難者的名字以給他們恢複名譽。但是，這種報道的范圍只限于數目很小的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高級干部和個別社會名流，普通人不在其中。
就學術性的研究而言，在現有的已經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別印刷于1986，1988，1995年)[1]，沒有一部報告了1966年夏天發生的施行于教育工作者的殘暴行動。兩部數百頁長的紅衛兵史（1994，1998年出版）[2]也未提此事。
二、調查缺失的歷史︰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
“文革”的大量故事從來未被報告這一現實情況，迫使我們必須超越歷史學家通常采用的通過現存的文字材料或電影紀錄片來作研究的方法。我的調查始于十多年前。我已經和數百名曾經歷了學校中的“文革”的人談過話。他們之中大部分當時是學生，還有一部分是教師，也有一些是受難者的家屬。他們講述了發生在115所學校裡的故事。這些學校有的在北京，有的在省裡，包括大學、中學、小學以及一所幼兒園。
在所有115所學校中，〔3〕在1966年夏天，無一例外地發生了學生用暴力攻擊教師的情況。其中有四所學校，各有兩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一共有27名教育工作者被殺害了。此外，大量教師被嚴重打傷，有的在受到嚴重侮辱與折磨后自殺。還有學校外的人也被學生打死在校內和校外。
除了與被訪者的一對一談話以及通信之外，我在1994年和1995年在電腦網上作過兩輪問卷調查。在第一輪中我問了毆打教師是否在網絡使用者的學校中發生過。大多數網格使用者都太年輕而不可能見証這一類事件，但是我還是收到了七所學校的名字。在那些學校中，都發生了打老師的情況。在第二輪調查中我詢問未發生過打老師的情況的學校的名字。未收到任何肯定性的回答。事實上，到目前為止，我還未能找到一所在“文革”中沒有發生打老師的情況的學校。
大多數被訪者都愿意講述他們的所見所聞。為了避免記憶錯誤，有些被訪者為本文以下將寫到的事件和死亡的日期查閱了個人的或學校的有關記錄，或作了交叉証實。一些曾參與打人活動的人拒絕或不情愿和我談話。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經被打的老師往往不能提供有關細節。對他們來說，關于這一時期的記憶因其過于羞恥、過于痛苦而不能回想起來。舉例來說，是中學學生而不是老師，向我提供了下文記錄的《牛鬼蛇神歌》歌詞。所有我訪問過的曾在“文革”中進過“牛鬼蛇神隊”的老師都說，他們已經忘記了這個“歌”的歌詞，雖然他們當年曾被強迫一日數次地唱這個自我詛咒的“歌”。克服對文革的“選擇性記憶“是作者在寫作本文過程中特別注意的一個方面。另外，由于不能獲準查閱死亡檔案，所以對于調查所及的學校的傷亡，一定會有遺漏。文革的這一部分的事實，由于各種原因一直被有意無意地忽略疏漏了。這篇文章只能試圖對1966年的迫害教師提供一個不完全的再現。還有很多事實依然不為我所知。
我也閱讀了在“文革”期間由官方發表或學生組織散發的有關材料，包括全套《人民日報》和大量的群眾組織的小報。處于“文革”領導人嚴密控製下的宣傳媒體顯然有意隱瞞了校園暴力的事實。當報紙贊美紅衛兵卻對他們的暴力行為不置一詞時，死亡數目大規模升級了。殺戮也很少被群眾組織的宣傳品提到。據有的被訪者說，這是因為這些殘暴的行為最多也只被看作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過火行為”。“文革”史實與當時寫下來的材料之間的這種很大的差別－－需要對歷史真實先有一個清楚的了解的基礎才能認識到這一巨大差別－－可以告訴我們那一時代的人們對暴力和死亡的特殊心態。如果僅僅閱讀這類來自文革時期的材料，則可能導致今天對“文革”的性質與后果的種種曲解。
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圖主要通過我調查得到的材料再現並分析“文革”的一個部分。文中有大量實例。下文中的例子，如果是從其他書面材料中得到的，我都一一注明出處。那些未有注解說明來源的故事則都出自我的調查。
三、學生怎么打老師?
1.規模和程度
1966年夏天，北京的校園暴力從中學開始也在中學最為嚴重。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高中一年級的一些學生發起“打黑幫”。被打的“黑幫”包括三個副校長和兩個教導主任(其時正校長職缺)。很多學生來參加。學生往這五個人的衣服上倒墨汁，強迫他們戴高帽子，給他們脖子上掛牌子，牌子上把他們的名字打了紅“×”，強迫他們跪在地上，用帶釘子的棒子打他們，用開水燙他們，等等。經過三個小時的折磨，第一副校長卞仲耘昏迷倒地，后來被置入一輛運垃圾的平板車上。兩個小時后她被推入馬路對面的醫院。在醫院裡，她被發現已死亡多時。另一位副校長胡志濤，被打得骨折。另外三個人也被嚴重打傷。卞仲耘其時五十歲，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了十七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被中學生打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4〕
實際上，大規模的暴力行為在此之前，就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和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開始了。劉美德當時是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化學教員及常務副校長。1966年6月8日晚上，曾上過她的化學課的幾個學生在辦公室用手臂粗的木棍打她，打了兩個小時，把木棍都打斷了。7月底宣布工作組撤離后，紅衛兵在學校“斗爭”劉美德。他們把她的頭發亂七八糟地剪掉，強迫她在操場上爬行，並且一邊爬一邊喊︰“我是劉美德，我是毒蛇。”還把地上的污物塞在她的嘴裡。8月中的一天，她被強迫爬上一張桌子並跪在那裡。一個紅衛兵把一只腳踩在她的背上，擺好了毛澤東曾描述過的斗爭姿勢︰“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5〕由《北京日報》的一名記者照了相以后，這個紅衛兵一腳把劉美德從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劉美德當時正懷孕。由于先天受傷，她的孩子生下來不久就死了。在那一時期，這個學校的其他很多老師也被折磨。教務員李潔跪進一個抽屜裡被用火鉤子毒打。李潔在兩年后再次被毒打而死亡。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校長萬邦儒和副校長韓家鰲被多次毒打。萬邦儒的腎臟被嚴重打傷，頭上的大傷口久不愈合。6401班(初中二年級)的學生曾強迫韓家鰲跪在他們教室的地上，全班一個接著一個，輪流用棍子、鞭子和皮帶打了韓家鰲一個多小時，然后用火點燃了韓的頭發。萬邦儒和韓家鰲被強迫在衣服的胸前縫上一塊黑布，黑布上分別寫著“黑幫大頭”和“黑幫二頭”。他們的頭發被剪掉。他們還被強迫互相打。顧涵芬，一個女職員，不但被剃了半邊頭發，而且有一只眼睛被打得失明。1966年8月26日，校園裡掀起新的一輪打人高潮。那天晚上，紅衛兵召開全校性“斗爭大會”，“斗爭”一大批被他們認為“有問題”的教師和干部直到深夜。多名老師干部那天在會上被嚴重打傷。26歲的化學教師劉樹華，被毒打和侮辱，在“斗爭會”后從學校的煙囪頂上跳下身亡。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旗戰斗小組”。在這之后，暴力行為迅速蔓延到其他學校。1966年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學，紅衛兵打斗了十多位教師。他們強迫這些教師在煤渣鋪的校園小路上爬行，以致這些人的手掌和膝蓋都流血不止。他們用銅頭皮帶打這些教師。其中的女教員被剃去半邊成為“陰陽頭”。美術教員陳葆昆被毒打后又被丟入噴水池淹死。
1966年8月19日，北京第四中學、第六中學和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開“斗爭大會”。中山音樂堂位于緊靠天安門的中山公園中。在音樂堂的舞台上，在上千觀眾面前，二十多個來自這三所學校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黑幫分子”跪成一排。紅衛兵對他們拳打腳踢，用銅頭軍用皮帶抽打。孫國棟，北京市教育局長，被打斷了三根肋骨。溫寒江，北京第八中學的副校長，渾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溫是脖子上套著一根繩子，一路跑到中山公園去的。繩子的另一端牽在一個騎自行車的紅衛兵手裡。一個在斗爭會后見到被斗者的學生說，那些人的形象極其嚇人，因為他們都被打得“不象人樣”了。后來，在同一舞台上，還召開過一系列的這樣的“斗爭會”。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一些老師，也同樣在那裡被打並被剪了頭發。
在位于和平門附近的北京外國語學校，紅衛兵在8月19日晚上打死了語文教員張輔仁和總務處工作人員張福臻。這個學校還有兩名老師自殺，有一個被逼瘋。
1966年8月22日，沙坪，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被打被折磨三天之后，死在學校裡。她的頭發被薅掉，嘴裡塞滿污物。在她死后，紅衛兵還強迫其他教員打她的尸體。數學老師張梅岩上吊自殺。
同日，在北京第八中學，學校負責人華錦被打死。副校長化學老師韓九芳背上被打出兩個大洞，引起嚴重敗血症。她的家人設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嚴重后遺症，終身殘廢。歷史老師申先哲被打后自殺身死。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師范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學生在學校裡打死了三個人︰靳正宇，語文教員；姜培良，共產黨支部書記，這個學校的最高負責人；樊希曼，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校長高雲被命令站在毒日頭下，額頭上被扎了一排圖釘，還被用沸水澆。那個夏天，高雲多次幾乎被折磨死。
1966年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語文教師陳沅芷在關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紅衛兵還把她推到架起來的兩張桌子上面“斗爭”，然后把桌子推翻，使陳摔下。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還打死了一個校工。還沒有找到記得他的姓名的人。
在北京師范學院附屬中學，喻瑞芬，一名生物教師，在教師辦公室裡被擊倒在地並被打。接著，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兩腿拖出房間門和樓門，她的頭在水泥台階上磕擊碰撞。一桶沸水澆在她的身上。經過兩個小時的折磨后她死去了，打人者還不滿足。他們強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強迫圍繞喻瑞芬的尸體站成一圈，輪流打她的尸體。
在北京景山學校，傳達室的工友李錦坡被打死。
在北京朝陽區的第四女子中學，一個教初中語文的女老師被打死。被訪問的幾個學生說已經記不得她的姓名，只記得名中有一“嫻”字。這個中學的校長潘基，被打得差一點死掉。
位于北京宣武區的第138中學負責人也被打死，姓張，名字已經被忘記。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學，語文教師鄭兆南關押在學校，飽受毆打和各種折磨后，死于1966年9月6日，時年36歲。副校長易光軫在被毒打后，于8月下旬自殺。
在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學(這所學校離天安門城樓一公裡遠，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的學生把音樂教室建成了一座監獄，在屋頂上設有了望哨和強光燈。他們在監獄的牆上寫了“紅色恐怖萬歲”的標語，后來在那裡打人時，醮了被打者的血重描這六個大字。這座監獄存在了三個月，直到1966年11月19日。六中有九名教職員被自始至終關在這座監獄中，其中一人離開監獄一個月后死去。另一些教員、學生以及從校外抓來的“階級敵人”也曾時間長短不等地被關在那裡。有三個人被打死在這座監獄裡︰一個是退休校工徐霈田，一個是學生王光華，一個是學校附近的一個房產主何漢成。
1966年夏天，除了上文寫到的，北京還有一大批中學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殘酷毆打和侮辱后自殺。高萬春，北京第二十六中學的校長。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二十六中學的紅衛兵“斗爭”了該校46名教師。高萬春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凳子上。高幾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萬春在這樣的“斗爭”之后自殺。李培英，北京社會路中學副校長，被打並被關在學校中。她渾身被打得血肉模糊，在關押她的房間的暖氣管子上吊死，。彭鴻宣，北京工業學院附屬中學校長，被打被關，自殺。蕭靜，北京月壇中學校長，被打，跳煙囪自殺。北京第二女子中學的體育教員曹天翔和語文教員董堯成，被毆打侮辱后，跳樓自殺。北京第65中學的化學教員靳桓自殺。汪含英，北京第四中學的地理教師，被剃了“陰陽頭”，她的丈夫蘇庭伍，是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數學教師，在被“斗爭”和抄家后，他們夫婦一起在北京郊區的香山服“敵敵畏”自殺。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校工馬鐵山上吊自殺，英語老師投水自殺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學美術老師，自殺。北京第三中學的語文教師石之宗投湖自殺。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一位生物老師割破動脈自殺，姓高，名不詳。北京第三十一中學的共產黨支部書記宋克被毒打和關押后在8月31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未死。
北京第三十中學的負責人孫樹榮的眼睛被打瞎。北京回民中學校長李玲善被長期殘酷“批斗”后精神失常，卻被說成是“裝瘋賣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處。
在北京的大學和小學，也發生了大量暴力行動，總的來說不及中學殘酷，但也極其嚴重。1966年8月24日，由清華大學紅衛兵要求，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用卡車從12所中學運送紅衛兵到清華大學，在那兒他們毆打了行政管理人員和教授們。清華大學的學生也動手一起打人。在無線電系的幾個教師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有學生圍繞地上的血跡畫了一個圓圈並在旁邊寫了“狗血”兩個大字。那一天紅衛兵命令拆除一座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牌坊，那座牌坊建于1905年以紀念這所學校的建立。一塊一塊沉重的石頭由“勞改隊”中的“牛鬼蛇神”搬走，有學生站在他們身后揮舞棍棒皮帶。那天夜裡，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的校級干部全部被關在科技館中。他們一個一個被拉進一個小房間裡拷打，沒有一個人躲過。
在北京大學，7月27日，掌管學校的聶元梓“建議”對“黑幫”“監督勞動”。數百人被編入“牛鬼蛇神勞改隊”中。這些人被剪掉了頭發，脖子上掛著寫有“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等字樣的牌子，在校園裡“勞改”。一些教授，比如美學教授朱光潛，被剃光了頭發，在離學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撿西瓜皮，隨時遭到大量前來“學習北大革命經驗”的紅衛兵的毆打和侮辱。1966年8月3日，西語系教授吳興華在被強製“勞改”拔草時，有學生強迫他喝了水溝裡的臟水。這條水溝裡有從學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廠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說成是“裝死”，不準送醫院。當天夜裡吳興華死去，時年44歲。紅衛兵說他“畏罪自殺”，不聽他家人的反對，命令解剖了尸體以圖証實。8月24日，生物系的學生到講師胡壽文家中用銅頭皮帶打他。他的襯衫粘進皮肉裡。事后，他的妻子用溫水泡軟血衣，才把襯衫慢慢脫下來。1966年8月24日，英語教授俞大因（絲字旁）在被抄家和毆打侮辱后自殺，她是中國一部最好的英語教科書的作者之一。程賢策，中文系黨總支書記，在受到了很長時間的折磨之后，其中包括在頭發上剃出一個十字型溝和被皮帶抽打等等，9月2日喝殺虫劑“敵敵畏”自殺身亡。哲學系心理學教授沈乃章，他從年輕時候起一直蓄留的胡子被強迫刮去。他被批判斗爭和抄家。1966年10月9日，沈乃章教授自殺。
在北京農業大學，教授陸進仁和其妻子呂靜貞被“斗爭”后，一起在1966年9月1日自殺。
在小學裡，年齡最大的學生只有13歲。在北京禮士胡同小學，一位姓葉的老師被學生強迫吃下大頭針和屎球。北京玉泉路小學的學生剃去了四個女教師的半邊頭發。在北京三裡河第三小學，學生剃了音樂的老師的頭發，還強迫她和她的教美術的丈夫在許多學生面前互相煽耳光。趙謙光，北京中古友誼小學的教導主任，在被侮辱毆打后從煙囪上跳下自殺身亡。趙香蘅，北京史家胡同小學校長，跳樓自殺。1966年8月27日，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被毒打，兩天后死去。邵慶玉，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幼兒園的老師們也難逃惡運。北京東城區的幾所幼兒園的一些老師曾在中山公園中的中山音樂堂被批判斗爭。從中學來的紅衛兵剪去了他們的頭發。有幼兒園裡的孩子強迫阿姨喝痰盂裡的水。
暴力毆打教師也發生在外省市。
在南京，1966年8月3日，南京師范學院的一些學生抓了一批“牛鬼蛇神”來“斗爭”。他們把墨汁澆在這些人頭上身上，給他們戴“高帽子”，並且拖著他們在滾燙的馬路上“游街”。學院負責人之一李敬儀當場被斗死，她的臀部被磨得血肉模糊，腳上的肉被磨光。她的丈夫吳天石，當時已經被中共江蘇省委在報紙上“點名批判”的省教育廳廳長，一起被“斗爭”。吳天石身上被澆滿墨汁，雙臂被扭成骨折，雙腿癱瘓，腦水腫，昏迷兩天后死去。三個星期之后，8月27日，這個學校裡再次舉行大型“斗爭會”，毆打和侮辱了更多的人。8月3日的“斗爭”殺害了兩個人，但是斗人者不但沒有犯罪感，還一直以這一天為光榮。他們命名他們的組織叫做“南師八三造反團”。后來他們建立的毛澤東塑像，特設高度是8.3米。在南京市第二中學，歷史老師朱慶頤被學生打死。朱慶頤的獨生子朱世光后來也在文革中被當作“現行反革命”槍斃，文革后得到平反。
在上海，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的學生把一百九十多名教師和行政干部從家中抓出來，給他們戴上“高帽子”，在他們的脖子上掛上寫有“反動學術權威”“黑幫分子”等字樣的大牌子，押著他們在校園內游街，然后強迫他們一齊跪在學校的“共青”操場上，開“斗爭大會”，一直進行到深夜。會后，原為外語教師后因被劃成“右派份子”在圖書館工作的吳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殺；圖書館丁曉雲老先生自殺；物理系教授姚啟鈞在8月4日及之后遭到“斗爭”，于1966年9月28日自殺。從8月5日開始，被斗的人都被編入“牛鬼蛇神隊”強迫勞動。8月4日大規模“游街”“斗爭”發生之后，在上海文革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寫作小組”到華師大來看過，並在第二天就到其他學校講話鼓動學生“開始行動”。1966年8月16日，上海外國學院附中紅衛兵發起“斗爭會”，在會上，附中和上海外語學院的一批教師和干部遭到殘酷毒打，有人被嚴重打傷。在華東師范大學附屬中學，十八名教師被強迫在學校的操場上爬行了幾圈。他們中的女教師都被剃了“陰陽頭”。在上海複興中學，學生用錘子打一些老師的頭，一位教師的頭蓋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複。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后到圖書館工作的金志雄老師自殺。金老師生前，她的頭發被學生剪掉時，用了一把很鈍的剪刀，把頭皮都扯了下來。英語老師張景福服安眠藥自殺未死，后來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自殺身死。上海第三女子中學已經退休的老校長薛正在打掃廁所時被強迫吃屎尿。有學生用圖釘把一張大字報釘在她的背上（8月時只穿單衣）。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副校長成卓如和丈夫上海音樂學院教授楊嘉仁被“斗爭”和折磨后在1966年9月6日一起自殺。音樂學院的另一位女教授李翠貞被游街和侮辱后在1966年9月9日自殺。同濟中學的語文老師林修權，被學生綁在學校操場上的單杠上，活活打死。
在西安，紅衛兵組織了一支“紅色恐怖隊”，從名字就可以知道他們的活動性質。在西安第三十七中學，紅衛兵把玻璃瓶打碎撒在地上，強迫多名老師在鋪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語文教員王冷在“斗爭會”現場被打死，死時不到四十歲。已經從此校退休的語文教員王伯恭也被打死。校長被打斷肋骨，九個老師被嚴重打傷，一個老師被打得精神失常。在西安市報恩寺路小學，語文老師白素蓮被打死。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彭康被掛牌子“游街”，掛牌子的是鐵絲，勒在脖子上。彭康被斗死。西安第五中學語文老師袁玄昭，被打並且被關押，試圖逃走又被抓回，他自殺。
在天津，南倉中學的學生把垃圾簍子扣在老師們的頭上，在他們的襯衫上畫上黑“×”，剪掉了女教導主任的頭發。105中學的女校長被剃光了頭發。南豐中學的校長孫若雲從“斗爭台“上推下來，摔得頭破血流。學生把鐵絲紙簍做成“高帽子”套在她頭上，打她的頭部。鐵絲嵌進肉裡，斗完后“高帽子”竟取不下來了。天津虹橋區金鐘橋小學的校工姚福德，因為曾在國民黨時代當過兵，被學生毆打，他沖出校門跳入附近的河中。河岸高而河水淺。他的頭部倒插在河底淤泥中，兩腳露出水面。河岸上的人群看著他這樣死去。
在福建廈門，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思傑，在遭到殘酷“斗爭”后，和妻子兒女共四人一起自殺。在廈門第八中學，1966年8月，物理教師黃祖彬被打死。另一位教師薩兆琛在被殘酷毒打后關在學校樓上，在一天凌晨墜樓身亡。
在廣州，廣州第十七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總務主任龐乘風。在廣州鐵路中學，學生“斗爭”英語教員高本鏘時，逼他喝下一瓶墨汁，然后猛擊他的胃部。他開始嘔吐，先吐出的是黑的墨汁，然后是紅的血。高本鏘被關押在學校教室中，半夜自殺身亡，時間是1966年9月間。
在長沙，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受到毛澤東接見歸來之后，長沙第一中學的紅衛兵開始毆打老師及“出身不好”的同學。被打得最嚴重的是一位信仰宗教的女性副校長。她的頭發也被剪掉了半邊。
在四川，1966年8月2日，重慶大學共產黨黨委書記鄭思群自殺。在瀘州第三中學，一位姓鐘的女教師被罰跪煤渣，雙膝流血。
在武漢，1966年8月24日，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在反複被“斗爭”后死去。在武漢市第一中學，英文老師李德輝自殺。
在江蘇常州，第二十六中學的校長褚孟衡，被掛牌子“示眾”並被批斗多次。有一天，一些學生用黑布蒙住他眼睛，把他帶到一間屋子裡用煙熏得昏了過去，然后用手臂粗的棍子打他，棍子被打斷。他滿身青紫，既不能躺也不能坐。沒有一所醫院敢給他治療。后來他又被通知去學校參加一個“會”，那顯然包括一場非人的折磨，于是他上吊自殺。幸運的是他的家人發現了並砸開窗戶及時解開了繩子。他活下來了。在江蘇省揚州灣頭公社小學，副校長張筠被毒打並監禁在教室裡。她投河自殺，留下了年幼的子女。在她死以前，她的七歲大的兒子曾聽到有些學生交流如何用銅頭皮帶打人的“經驗”。
在浙江紹興，第二初級中學的語文教員馮世康，1966年夏天被批判斗爭，在一次斗爭會上，除了被辱罵、掛牌子、“坐飛機”和拳打腳踢之外，有學生在台上舉起一把椅子往他頭上猛砸，把他打倒在地。馮世康在第二天跳河自殺。
據被訪者說，打老師的現象在他們所在的省區全都發生了。這些省區有︰福建、廣東、湖南、湖北、山西、陝西、四川、江蘇、江西、新疆、浙江。但是總的來說，對教師的暴力攻擊在北京最為嚴重，而北京在當時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6〕
2.暴力攻擊的發展過程
第一階段︰從語言攻擊到身體攻擊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當局者為“黑幫分子”，號召大家“堅定地、徹底地、干淨地、全面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7〕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這一大字報。這張大字報震動了全國。在北京，六月初，“工作組”被派往各學校取代學校當局並領導那裡的“文革”運動。所有的大學和中學都停止了日常課程，用全部時間“搞運動”。學生以北京大學為榜樣，開始用同樣的一套詞語來改擊他們所在學校當局。6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廢除舊的高考製度。在很多學校裡，那些最早起來開始對老師作語言攻擊的人得到了工作組的大力支持，成為新建立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工作組號召和組織學生寫大字報“揭發”教師。除了“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這一類政治性術語之外，象“豬”、“毒蛇”之類的貶意詞語，也被用來咒罵教師。〔8〕臟話“他媽的”，從1966年初夏開始變成學生口中的常用語。
工作組把教師劃成四類︰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問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相當比例的教育工作者被工作組劃成了第四類，並且被宣布“停職反省”，比如上文寫到的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被打死的的卞仲耘副校長和被嚴重打傷的胡志濤副校長。有些教師不能忍受壓力和侮辱，自殺了。在北京大學，有學生把大字報貼在歷史系教授汪（竹＋錢）的門框上。關于這件事有兩種說法︰一種說大字報是被風吹掉的；另一種說汪因出入房門而把大字報撕了。有學生譴責汪出于仇視“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壞大字報。工作組命令汪認錯並把大字報貼好複原。汪做了他們要求他做的，但是在當天夜裡喝殺虫劑敵敵畏自殺。那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在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副主任傅洛煥投水自殺。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教授李平心于1966年6月15日自殺。在蘭州大學，校長江隆基于6月25日自殺。北京鋼鐵學院院長高芸生于7月6日自殺。
在6月就有學生對教師進行身體攻擊。在清華大學，6月11日和12日，有學生組織了“打狗隊”，來打那些被看作“黑幫分子”或別種“敵人”的人。在“打狗隊”看來，那些被打的人是“狗”而非人。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學，一些學生對那些已經受到語言攻擊的人展開了暴力攻擊。比如，上文寫到的自殺了的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程賢策，被學生追趕並毆打。有學生從廁所拿來大便紙簍，扣在他和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潔的頭上，還把墨水倒在他們身上。晚上向景潔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在他背上的青紫傷痕上敷了草藥膏。胡壽文，上文寫到的生物系講師，被學生用一根繩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著就走。胡幾乎窒息昏死過去。那天北京大學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這樣野蠻的方式“斗爭”。
在中學，類似的事情也發生了。上文寫到的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在她1966年6月29日寫給上級黨委的信中，描述了她如何在6月21日的“斗爭會”上被打以及會后又被打。她說︰“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將身彎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罰脆、拳打、腳踢、用繩子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裡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9〕這個“斗爭會”是由工作組主持召開的。她向上級領導求救，請求保護。但是他們沒有答複她的信。
然而，雖然工作組鼓勵學生批判斗爭老師，並計劃把那些已被劃入“第四類”的人送去“勞改”，但是對6月18日在北京大學出現的那種不受工作組領導的大規模的暴力行動，表示反對。1966年6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轉批了北京大學工作組的第九號簡報給各學校，要求製止學校中的“亂斗現象”。〔10〕
第二階段︰從打到打死
1966年7月28日，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發出了“從大字撤銷工作組的決定(包括中學)”。在此之后，學生組織，其中絕大部分稱他們自己為“紅衛兵”，填補了因工作組撤銷而造成的權力真空。正是在這時候，大規模的打老師事件發生了。已經被工作組劃入“第四類”的人首先被紅衛兵開會“斗爭”和毒打。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范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把卞仲耘校長打死后，當天晚上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等向當時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當面報告了此事。周恩來辦辦室的干部來到學校，要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正確對待革命群眾”。至今沒有任何材料告知高層官員曾如何談論卞仲耘之死。但是，他們在1966年8月沒有采取措施來製止暴力是十分明顯的。相反，他們高度稱贊正在全國迅速傳開的紅衛兵運動。毛澤東在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一百萬紅衛兵。在天安門城樓上，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一個學生彭小蒙作了演講。這兩個最為矚目的紅衛兵人物所在的學校是最早開始用暴力攻擊老師的。
在8月18日之后，暴力行為猛然升級，越來越多的老師被打或被打死。這一點，從上文寫到的教育工作者被打死的日期可以清楚看出。按照一篇在1991年刊出的關于“文革”期間的北京中小學教育的文章〔11〕說，僅僅在八月的兩個星期內，在北京西城區(位于北京市中心)，近百名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被打傷或致殘的人不可計數。這篇文章關于這一時期的介紹篇幅很短，並且未給予準確數目及受難者姓名。
第三階段︰從校內到校外，從北京到各省
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公安部“關于不準動用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那時候，北京學生的暴力行為已經從校內擴展到校外。受難者是北京的普通市民。其中不僅有從前的工廠或商店的擁有者，有擁有自己的房屋的人，有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的人，還有藝術家、作家，等等。1966年8月23日，作家老舍和其他二十多個文藝工作者一起被中學紅衛兵“斗爭”和毒打，老舍在8月24日自殺。
1966年8月27日，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校中，紅衛兵打死了附近的37歲的工人陳彥榮和一老年女人。陳的妻子劉萬才一起被打。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在校中打死校卞仲耘后，又在化學實驗室中把一名18歲的附近飯館的女服務員綁在柱子上打死。上文寫到的在1966年8月25日在校中打死三個人的北京師范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在8月28日抄了地安門東大街93號朱廣相醫生的家，並且打他。鄰居李叢貞，半導體研究所的工友，上前說了“朱大夫是好人，別打了。”為此李叢貞被綁在柱子上當眾打死。李死后，打他的人為判斷他是不是真死了，掄刀從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塊肉，見沒有反應，才把尸體松了綁。在北京第一中學，紅衛兵把學校原來的菜窖變成了打人場所，有十三個從校外抓來的人被打死在那裡。一位被訪者說，在位于北京郊外風景區的第四十七中學，紅衛兵不僅打了他們學校的老師，而且把學校附近的幾個村莊中的所有“階級敵人”都“消滅”了，也就是都打死了。殺戮從市區擴展到農村。在北京大興縣，從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謂“四類分子”以及他們的家屬子女被殺害。在受難者中，年紀最小的是剛生三十八天的嬰兒。〔13〕
從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在北京，1772人被打死了。這個數字最早可能出現于1966年10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一份“內部”文件，標題為《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這個文件從未公布。文革后，1980年，中共北京市委的機關報《北京日報》〔14〕發表一篇關于那時已被批判的前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的長文。1966年夏天北京市被打死的人的數目在文中被提到一筆。但是這篇文章沒有說這些死者是誰以及他們如何被打死。另外，文章使用了動詞被動語態“被打死”，而沒有告訴是誰殺害了這1772人。事實上，這些人不是被槍射擊而死的，而是被紅衛兵們用拳頭棍棒和銅頭皮帶打死的。根據一份“內部”材料，從1966的8月26日到9月1日，在北京每天有數百人被打死︰8月26日，126人；8月27日，228人；8月28日，184人；8月29日，200人；8月30日，224人；8月31日，145人；9月1日，228人。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西城區一個區，有333人被打死。這些數字來自掌握居民戶口的北京公安局。事實上，有些人不可能被計算在內，因為他們被強製遣返后，在離開北京前往農村的路上被打死，其時他們的北京居民戶口已被注銷。另外，在9月底以后也還有人被打死，比如上文寫到的北京第六中學的退休校工徐霈田老人和北京吉祥胡同小學的邵慶玉老師。另外，盡管1，772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很多目擊者認為有理由認為被打死的人的總數大于1，772。但僅僅就這個數字來說，平均北京的每一所中學的紅衛兵打死6至7人。（抄家打人主要是中學紅衛兵做的。）
在1966年8月北京打人的高峰時期，在北京的中學裡流行著一句話︰“打死個人不就是28塊錢的事嗎。”28塊是當時火葬一具尸體的價錢。而且，那些被打死的人的火葬費用要由他們的家屬支付。他們的骨灰不準保存。當時除了被打死的人，還有大量的人在被打被侮辱后自殺。由于突然增加的大量死亡，北京的焚尸爐一度供不應求。成批運去的不標姓名的死尸堆在一起，火葬場在尸堆上加大量冰塊也難以防腐。
從1966年8月開始，紅衛兵得到免費車票去全國各地旅行以進行所謂“革命大串連”。北京的紅衛兵把暴力行為帶往外省市。比如，1966年8月27日，北京第二十八中學的三個紅衛兵串連了上海上海中學的紅衛兵到上海郊區梅龍公社牛行大隊“斗地主”。結果，一名前地主被打死。[15]在上海外國學院附中，1966年8月16日，該校紅衛兵就發起對附中和上海外語學院的教師和干部的殘酷“斗爭”，8月下旬北京來的紅衛兵到了那裡以后，那裡又對老師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毒打。老師被打傷后血流在地上。他們強迫老師用舌頭把地上的血舔干淨。
一位被訪者，前上海中學紅衛兵成員說︰
“北京紅衛兵南下，穿著軍裝，系著武裝帶，非常神氣，對我們說︰‘你們這裡怎么這么文質彬彬，一點革命氣氛都沒有?’我當時弄不懂他們說的“革命氣氛”是指什么。一個北京來的女紅衛兵從腰上解下皮帶就開始示范怎么抽人。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北京紅衛兵的樣子。”
從本文所附的學校名單，我們可以看到從北到南，從大城市到鄉村，學生攻擊教師和其他“敵人”的現象到處發生。在湖北省省會武漢，根據官方統計，1966年夏天，紅衛兵打死了62人，還有32人因被打斗而死亡。〔16〕廣播和報紙對紅衛兵的宣傳，以及“革命串連”，是把暴力從校園帶到社會、從大城市發展到全國的有力推進。
3.主要的折磨方式
(1)用拳頭、棍棒打，用腳踢。
(2)“高帽子”和“游街”。毛澤東在其“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一文中描述了農民斗爭地主的這一方式。這篇文章印在毛著普及本中，很多學生讀過。1966年8月3日在南京師范學院，上文寫到的吳天石和李敬儀夫婦就主要是在”游街“中被折磨死的。
(3)掛在被打成“敵人”的那些人胸前的“黑牌子”。在牌子上寫有“黑幫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反動學術權威”等等罪名。罪名下面是這個人的被打了紅“×”的名字。這一象征手法被使用，是因為在法院的公告上，被判處死刑的人的名字上通常標有紅“×”。許多教師被強迫必須在公眾場合掛著這種牌子。開始的時候，這種牌子多由兩尺見方的硬紙板做成。但是后來有學生製作了沉重的牌子以加深身體攻擊和侮辱的程度。在北京第一中學–這是一座靠近北京老城牆的學校–斗爭校長劉啟明的時候，有學生甚至用細鐵絲把一塊巨大的城牆磚掛在她的脖子上。
(4)“坐飛機”或“坐噴氣式”。這兩個名詞是“文革”中廣泛使用的。在“斗爭會”上，被斗的人被強迫站在台上，低頭，彎腰，雙臂后舉，身體形狀如噴氣式飛機。“斗爭會”常常持續數小時，長時間保持這種姿式是很困難的，特別是對那些年紀大的人來說。
(5)“陰陽頭”，形似中國古代的“陰陽”圖案。學生把教師的頭發剃去半邊，因而命名。這一方法常使用于女老師身上作為特別的懲罰。不僅中學生，大學生也這樣作。
(6)用銅頭皮帶打。紅衛兵的時興裝束是一身黃軍裝，腰束皮帶，加上紅色袖章。皮帶也被用來抽打人。軍用皮帶有銅頭，可以造成嚴重的傷害。幾位被訪者都提到有些紅衛兵曾交流和炫耀用銅頭皮帶打人的經驗，包括鞭打的方向和角度，以及怎樣才能“一打一個血窟隆”等等。(6)用銅頭皮帶打。紅衛兵的時興裝束是一身黃軍裝，腰束皮帶，加上紅色袖章。皮帶也被用來抽打人。軍用皮帶有銅頭，可以造成嚴重的傷害。幾位被訪者都提到有些紅衛兵曾交流和炫耀用銅頭皮帶打人的經驗，包括鞭打的方向和角度，以及怎樣才能“一打一個血窟隆”等等。
(7)“抄家”。學生不要需任何搜索証便可以老師家中搜查他們的私有財物。紅衛兵的“破四舊”運動發生在1966年8月至9月。教師一般都有很多書籍。除了馬列毛著作和自然科學書籍外，其他書都被視為“四舊”沒收或者燒掉。南京師范學院西方美術史教授秦宣夫的畫冊全部被來抄家的紅衛兵倒上煤油燒掉。一位教師被訪者收藏的很多關于中國象棋的書，也全部被沒收和毀掉了。
(8)“牛鬼蛇神隊”，又稱“勞改隊”或“專政隊”。每個學校都有老師被打入其中。這種隊被認為是“敵人”集體。隊中的人必須做臟的、重的工作。如掃廁所，拾垃圾，等等。他們也必須總是掛著“黑牌”。在“勞改隊”裡的老師隨時可能被侮辱、被打。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有14個教職員在“勞改隊”中。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有三個“勞改隊”。這三個“勞改隊”是按照所謂“罪行”的嚴重程度來劃分的。其中“勞改一隊”6人，“勞改二隊”12人，“勞改三隊”6人。當時全校教職員工有一百來人。
很多被訪者估計，在1966年被正式趕入“牛鬼蛇神隊”的老師的比例超過百分之十。1985年前后在北京編寫的五所中學的簡史顯示︰在北京第二十六中學，46名教師曾被趕入“牛鬼蛇神隊”中並被毒打。〔19〕在北京101中學，63名教師進過“牛鬼蛇神隊”。〔20〕在北京育英學校，二十多名教師進過“勞改隊”。〔21〕在北京育才中學，16名在“勞動隊”中的干部和老師都被當作“黑幫分子”毒打。〔22〕在通縣(北京郊區)第一中學，學生剃了四個女教師的頭發，76名老師中的53名被強迫進入“牛鬼蛇神隊”，在皮鞭下每天勞動14-15小時。〔23〕
(9)唱“牛鬼蛇神歌”。此歌又被稱作“嚎歌”，因為被強迫唱此歌的教師已不被視為人類而被視為動物。在“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被強迫一日數次唱這個“歌”。如果唱得不被紅衛兵滿意，他們可能被打或被罰。這個“歌”由北京第四中學的學生所作並流傳全國。此“歌”詞曲如下︰
│1 5 1 2 │3 1│1 5 1 2│3 1 │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
│0 0 0│0 0 0│
我有罪，我有罪，
│6 5 3 3 │2 1 │3 3 2 3│5 5│
我對人民有罪，人民對我專政，
│6 5 3 3│ 2 2│
我要低頭認罪，
│3 3 2 3 │5 5 │6 5 3 3│ 2 1 │
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
│3 3 3 2 3 │ 5 5 6 5 3 3│2 1 │
我要是亂說亂動，把我砸爛砸碎，
│5 5 │6 6 │0 7 7 – -||
把我砸爛砸碎。〔18〕
以上方式，在本文附錄中所列的學校中都幾乎都被采用過。還有別的方式在部分學校被采用。其中相當普遍的方式之一是在校中設立牢房關押教師。比如，在北京第一中學，一位姓龔的老師被關押在學校幾個星期，他被毒打，以致他的一個學生看到他時都認不出他來。在北京第五中學，校長呂清寰被關在樓梯下面的小黑屋裡幾個月。北京第十三中學，北京第三十一中學，北京清華園中學，北京外國語學校，都設有專門牢房關押人。北京第四中學和第六中學都把原來的音樂教室改建成了監獄。在北京第六中學，如上文已經寫到的，紅衛兵設立的監獄關押老師和別的人長達三個多月。在1966年夏天，很多學校的紅衛兵前往北京第六中學學習“革命經驗”。據一位北京景山學校的紅衛兵說，他們因被指責為“斗爭性不強”而去參觀。她看到監獄中遍地都是血跡。
各式各樣的折磨方式被使用。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有學生用塑料包的鋼絲繩打老師。據一位受害者說，這種塑料包裹的鞭子不會象銅頭皮帶那樣造成皮膚上的明顯傷害，但是導致更加嚴重的疼痛，“疼得鑽心”。在南京南市小學，一位女教師被強迫站在一只放在椅子上的凳子上聽批斗。批斗完后，有人把凳子下的椅子抽走，把這名教師摔到地上。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有教師被紅衛兵強迫互相打。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101中學和北京師范學院附屬中學，紅衛兵強迫老師打那些已經被打死的同事的尸體。當他們拒絕這樣做時，紅衛兵責罵他們“同情階級敵人”，將和被打死的人“同樣下場”。
甚至連那些有幸免于進入“勞改隊”的老師也生活在恐懼中，因為時常有學生來要錢和糧票。據幾位被訪者說，在1966年夏天，北京101中學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一些老師白天呆在學校附近的農田中，直到半夜才敢回家，以免受到學生的騷擾。
4.誰被打?
從1966年6月初開始，教師成為“文革”的打擊目標。工作組進駐學校后，學生遇見老師，不再向老師問好。他們不禮貌地呼叫教師的全名，以代替過去帶有敬意的“姓＋老師”。大多數教師都在大字報上和“揭發批判會”上受到語言攻擊。被揭發批判的老師不被允許替自己辯護。在8月初“工作組”離開學校之后，學生可以用任何方便的理由毆打教師。當老師遭到身體攻擊時，他們得不到任何保護。不過，並非所有的老師都被打。一般來說，下列四類老師被打︰
(1)學校的負責人，包括學校一級(在大學裡，系一級也在內)負責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被指為“反革命黑幫分子”或“教育界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在他們之中，學校的最高負責人以及主管教學工作的人受到更嚴重的折磨。舉例來說，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除了一名教育程度較低並只主管學校總務工作如建築物維修的副校長外，其他五名校一級領導都被毒打，而學校的最高主管人卞仲耘被打死。卞仲耘當時是第一副校長。假使學校當時有正校長在職，這個正校長可能先于卞被打死。
(2)學術上較有成就教學業務上較強的教師，在“文革”中被指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斗爭”。在大型大學裡，幾乎所有的老教授都成為“反動學術權威”，不論他們的專業在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領域。在一般大學裡，一個講師也會被指為“反動學術權威”，只因為那兒沒什么人有更高級的職稱，而且在1956年以后很少機會有職稱提升。級別低的青年教師中學術成就較高者也象老教授一樣被斗。事實上，在幾乎所有的大學、中學、小學甚至幼兒園裡，教師中級別相對較高或業務能力較強的老師都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而加以攻擊。每一個學校都需要找出它自己的革命打擊目標。
(3)被認為有“政治問題”的人，比如有“海外關系”的人，和國民黨曾有關系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等等，即使沒有証據說明他們有意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在1957年有相當一大批教師被打成“右派份子”，這些人在文革中又首當其沖被攻擊。教師隊伍在“文革”前已經多次被清洗，文革又一次從中找出新的打擊目標。在相當多的地方，當學校的黨政負責人自己還沒有被“打倒”的時候，他們先領導攻擊了這部分人，直到他們自己也進了文革的打擊對象圈子。
以上三類人是在“文革”的指導性文件中設定的目標。他們因此難逃攻擊。
(4)曾經得罪過紅衛兵學生的老師
紅衛兵擁有的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使得個人可以趁機報複私仇。比如，邵慶玉，上文寫到的北京吉祥胡同小學校長，是被已經畢業上了中學的學生回到學校報複時打死的。在北京第六中學，副教導主任單承佐被當作“黑幫分子”斗爭時，一個學生凶猛地打他並說︰“你還記得你以前處分了我嗎？現在是你倒霉的時候了。”在北京第十五中學，一位普通女教師被一個初二的學生毒打，在地上爬行並慘叫，僅僅因為“文革”前這個女教師到這個學生的班上代教一節課時批評過這個學生。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有一個七十來歲但相當健康的老校工，平時對學生比較嚴厲，被學生打得渾身青紫不能起床。
“文革”開始以后，“牛鬼蛇神”一詞常被用來指稱那些斗爭對象。對文革起了重要指導作用的《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的社論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牛鬼蛇神”一詞出自古詩，原意是指化妝游行中的一些角色，在“文革”中未作清楚的定義就成了打擊對象的總稱。這一詞意的模糊性導致了很多老師被打的隨意性。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體育老師遇到幾個紅衛兵學生，問她每月工資多少，然后就按照工資數用皮帶抽了她那么多下。在北京師范學院附屬中學，一位年輕的女教師發表過幾首詩而且人很漂亮，因遭嫉妒而批斗爭。另一方面，在南京第二中學，有一位老師因長得比較丑也被打，因為學生覺得他象電影中的反派角色。
在中學裡，每個班有一個班主任，管束學生是班主任的主要工作之一。1966年夏天，這部分老師比其他老師更易遭到學生的暴力攻擊，雖然他們既非學校的“當權派”也不是“學術權威”。比如，在北京第八中學，初中一年級的一位班主任，一個二十來歲的未婚女性，被剃了“陰陽頭”。在北京第二中學，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剃了五十來歲的女班主任的頭發。由于相似的原因，相當多的曾經給過一些學生不及格分數的老師被打得非常厲害。
訪問教師時，我曾經問過，被打時你們的反應是什么?事實上，他們全都無聲地忍耐了種種殘酷的虐待。華東師范大學的一位教授，當他被從家裡拖出去游街、頭上戴著“高帽子”、腳上沒有穿鞋子的時候，他想這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胡鬧，于是就不把這些放在心上。他的道家哲學幫助他承受了侮辱。為了在心理上保護自己，他讓自己相信種種暴力行為都只是一場荒唐的鬧劇。他不是這樣做的唯一教師。龔浩然，廣州第二十五中學的教員，自稱在“文革”前練過武功並知道怎么在這種情況下保護自己。當學生打他的時候，他蹲下，雙手抱頭，以武功的方法調整自己的呼吸。他總算被傷得不算厲害。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的物理學教師孫菊生，曾被北京第八女子中學和北京第三十一中學的紅衛兵關押在家中毒打數日。他說，他的經驗是被打時要盡可能保護身體不動，這樣可這樣可以減少疼痛和傷害。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韓家鰲，被打傷后不能從醫院得到治療。他用“雲南白藥”– 一種傳統的治療外傷的中草藥–治療自己。這種藥需要與白酒同服。在此之前他從未喝過白酒。從1966年夏天之后他便天天喝酒。開始是為了治傷，后來則是因為形成了習慣。他一直喝了下去。
沒有一個人采取公開行動抗議或反對這些暴行。這並不是因為老師們全都怯懦，而是因為抗議幾乎是不可能的。有三個明顯的原因︰(1)警察已經收到了命令不干涉學生的行動。〔24〕沒有人幫助受到暴力虐待的人。(2)這些打人的學生是受到官方支持“紅衛兵”組織的成員，而老師卻是些互相隔絕孤立的個人。(3)任何個人性質的抵抗會帶來嚴厲的報複並導致更多的死亡。比如，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崇文區有一名叫李文波的男子，他被抄家並被打。據紅衛兵在當時宣稱，李文波用菜刀攻擊了來抄家的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的紅衛兵，然后自殺了。（文革后有知情者透露李文波沒有刀砍紅衛兵，只是要求讓他的妻子上廁所。）李文波死后，紅衛兵在全城發起了以“討還血債”為借口的更大規模的暴力行動。從第二天–8月26日–開始，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的數字從兩位數跳到了三位數。還有很多人被打后自殺。上面寫到的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劉樹華老師就是在那一天晚上被打后自殺的。
此外，藏匿或逃跑也是不可能的。一個人若沒有戶口，不能住在任何地方，而紅衛兵卻無處不在。一位教師被訪者說，秘密逃離北京或中國的念頭曾在他頭腦中閃過，但他很快就認識到這樣太困難也太危險，所以不能做。孫菊生，上文提到的物理教師，在家中被附近中學的紅衛兵打時，他的姐姐孫啟坤，一個退休會計，來跟他道別。她的丈夫是北京鋼鐵學院的教授，在其學校中被打，他們就一起離開了家。孫啟坤在孫菊生的家中被紅衛兵抓住，但她拒絕說出她的丈夫藏在哪裡。1966年8月27日孫啟坤被打死。唯一從北京成功地逃到香港的教師是中央音樂學院的馬思聰。在受到侮辱毆打之后，他在1966年11月秘密離開了北京。在他逃出境外后，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專案組來調查此事。那些被認為幫助過他以及跟他有過接觸的人受到了殘酷的審問。這些人中有的自殺，有的死在長期關押中，。這樣一來，沒有人敢于幫助他人逃跑，也沒有人敢自己逃跑。
在這種情況下，一只鎖牢的鐵籠子已被造成，教師們無處可逃。面對未有先例的侮辱和暴力，教師們除了忍耐並把自我欺騙當作心理避難所之外，沒有別的選擇。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地理老師，目擊了許多同事被毒打。在恐懼中，她跪在家中地上並叫她的兒子打她，來練習如何承受痛苦。她覺得沒有這種“彩排”，她將無法承受折磨。
如上文提到的，老師們在6月裡曾被“工作組”劃為四個類別。在工作組撤離學校后，這種政治身份仍在某種程度上保留了下去。“文革”所宣稱強調的要“區別”對待“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和“敵人”的政策，〔25〕也有效地分裂了老師，防止了教師團結起來抗議暴力行為。在卞種耘老師被打死以后，校中一位老師用偽裝的筆跡匿名給卞的丈夫寫了一封信表示同情和哀悼。其他老師均保持沉默。
有的被認為“沒有問題”的老師，和學生一起斗爭別的老師。在訪談中，聽到有老師挑動學生打其他老師以報私仇的故事。
5.誰打老師?
在1966年夏天，教師隨時可以被罵被打。這些行為在當時被當作“革命行動”，不受法律、規定或常規的束縛。然而，通常並不是所有的學生，而是只有“紅衛兵”組織的成員，被允許參加在學校中打教師及在學校外打“牛鬼蛇神”的暴力行為。在當時，參與打人被認為是一種光榮或者特權。
一位被訪者–當時是北京第四女子中學的學生–說︰“我媽媽是‘革命干部’，可是我爸爸在1957年被劃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不夠格當紅衛兵也不能去抄階級敵人的家。那時候我為自己覺得很遺憾。”
紅衛兵組織規定，只有出身于五種家庭的學生才有資格成為其成員 。這五種是“革命干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貧下中農”。但是在北京這樣的城市裡，沒有農民，因為按照政府政策農民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間都是絕對不準搬進北京城裡的。北京也沒有很多工廠和工人。另外，按照北京紅衛兵組織的規定，只有在1945年以前參加共產黨的干部（那時一般都已經是相當高級的干部）可以算作“革命干部”。因此，在紅衛兵運動最早興起也最為活躍的北京的海澱、西城、東城區，實際上只有“革命干部”子女成為紅衛兵成員，這些人只占中學生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比如，在紅衛兵組織的誕生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在全校一千五百多學生中，紅衛兵成員不到三百人。這個比例在其他中學如北京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也大體如此。在北京第三十一中學，這個比例甚至更低，因為這個中學的干部子弟少。構成城市人口主體的人，如商店工作人員，各種專業工作人員，普通的機關工作人員，技術員，工程師，教師(如果他們還未被劃入“牛鬼蛇神”)，等等，他們的子女不被準許參加紅衛兵，只可以參加一種叫作“紅外圍”的組織，支持和協助紅衛兵。從“壞家庭”出身的學生則遭到人身侮辱及折磨。下一節中將談到他們。但是少數紅衛兵學生在當時得到了極大的權力，控製生殺予奪，所以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和后果。
在多數情況下，打人是一種集體行動。一群紅衛兵一起行動，煽起敵意，互相鼓動。有時候，打人發生在幾百人幾千人面前。在這種場合中，每個人均要顯示對“敵人”的痛恨與無情。另一方面，在這種情況下打死一個人的時候，這一群打人者都不認為是他們哪一個人的責任，也不擔心犯了殺人罪。比如，卞仲耘，1966年夏天北京的第一位受難者，是在被許多學生打了以后死的。。在數小時長的折磨期間，這個學校的1600名學生中沒有人曾試圖說服打人者停止這種非人道的行動。在打人過后的那天晚上，在學生食堂中有學生高聲談論他們如何強迫她吃廁所中的臟東西以及如何用開水燙她。那裡沒有犯罪感，只有興奮與輕浮的氣氛。
有相當多的女紅衛兵曾經猛烈地、殘酷地鞭打折磨老師。北京的第一位受難者卞仲耘是被一些年齡在14-19歲之間的完全是女性的學生打死的。從我的調查所涉及的學校的名單中，也可以看到很多死亡是發生在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手中的。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學生不但打死了校長沙萍，而且發明了各種方法折磨在“勞改隊”中的另外十三名老師，包括跪帶溝槽的洗衣板，彎腰到地，在地上爬，用塑料鞋底扇耳光，摸死人，等等。在北京第八女子中學，有學生命令“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們排成一列，然后用錘子挨個打他們的頭。北京第五女子中學的學生多次用繩子把校長李一茹吊起在樹上，然后突然松開繩子，把李重重摔在地上。李的肋骨被打斷三根，還留下了其他后遺症。在男女合校的學校中，比如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女學生在打他們的女校長時起了重要作用。據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韓家鰲說，在這個學校中，男女學生都打了他和其他老師，但是一般男學生比女學生打得凶。
在中學和大學中，“牛鬼蛇神隊”通常置于紅衛兵的領導人之一的分管之下。這個人的年齡在14-24歲之間，有很大的權力控製教師的命運。這個人可以隨意決定折磨的等級。于是，在某種程度上，折磨的程度取決于這個人的道德和心理狀況。另外，據一些被訪者說，在很多學校都有這樣的一批學生，他們在暴力行動中非常活躍，而且似乎欣賞暴力施用本身，把打人當作樂趣。在一個學校裡，這樣的學生越多，老師遭受的折磨就越多。
據被訪者說，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裡，最早和最嚴重的暴力行動發生在有較多政府和軍隊干部子女的學校，比如北京的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第六中學和北京外國語學校,上海的複興中學和南洋模范中學。明顯地，這一現象和紅衛兵運動的起源相關。這一運動是由出身于高級干部家庭的中學生開始的。
也有教育工作者的子女跟隨學生打了自己的父母。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當紅衛兵打學校的負責人姜培良時，姜的兒子–這個學校初中一年級的學生–用一根棍子打了父親。在姜被打死后，這個兒子精神失常。據一位在1994年見過他的被訪者說，他仍然未能恢複正常。另一個例子是北京戲劇學校負責人江楓。江自殺了。
四、同時發生的迫害同學
從七月到八月，一副“對聯”先在北京的學校、繼而在全國各地迅速傳播開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1966年夏天，這副對聯意味著那些父親是“革命干部”的學生天然地是文革的“好漢”，而那些來自“反動家庭”的學生則是“混蛋”。這副對聯最早出現于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隨后貼遍了各個校園。事實上，這副對聯也是紅衛兵組織成員的資格評定標準。一些人有一個錯誤印象，以為整個年輕一代在1966年參加了紅衛兵運動並且稱他們為“紅衛兵一代”。這樣的看法與發生的事實不相符。在紅衛兵運動的發生地北京，多數青少年不被允許參加紅衛兵，有的學生還象他們的老師一樣被他們的同學迫害。
比如，1966年8月4日，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初二(四)班的紅衛兵召開“斗爭會”斗同班同學。在這個班的45名同學中，十名“家庭出身好”的紅衛兵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壞”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其他學生則在斗爭會期間坐在地板上。大標語“打倒狗崽子”貼在教室牆上。“狗崽子”在當時被廣泛用來指“家庭出身壞”的青年。一根長繩子繞過被“斗爭”的十個學生脖子，把她們拴成一串。他們被命令逐個“坦白交代”他們的“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的父母的“罪行”，還必須重複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該死。”紅衛兵用拳頭打她們，把墨汁潑在她們身上。與此相仿的斗爭會在這個學校的其它班級中也發生過。在同一天，校長卞仲耘也被打。卞被打死于第二天。
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這副對聯的產生地，很多“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的學生萬紅，父親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她被強迫站在教室裡的一把椅子上任由皮帶抽打。打的過程中，有同學把椅子從她腳下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朱同是高三學生，他的父親也是“右派分子”。有一天晚上他爬著回家，因為被嚴重打傷不能走路。
在紅衛兵的產生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有相當數量的“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被欺負，他們的私人物件被搗毀。多名女學生被剃了“陰陽頭”。一位名叫郭蘭蕙的學生，父親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不能忍受侮辱，服毒自殺，死時19歲。楊愛倫，初二學生，出身于“右派”家庭，試圖在學校附近臥軌自殺。她被火車撞傷，但幸而未死。
在北京第一中學，不但有由教師組成的“牛鬼蛇神勞改隊”，而且有一個由兩百名學生組成的“狗崽子隊”－－“狗崽子”是被廣泛使用的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的侮辱性稱呼。這些學生被強迫“勞改”。一天晚上“勞改”過后，一個高中一年級的學生在“斗爭會”上被斗。會議結束時，幾個紅衛兵把一只貓放進這個學生的褲子。貓抓他咬他。這個學生慘叫了一夜。很多人聽到他的慘叫，但無人為他說話。
1966年8月25日，曹濱海，北京師范大學附屬第二中學高三的學生，和前來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紅衛兵發生爭執。據說他拿菜刀砍傷了一個紅衛兵同學。結果，曹的母親樊希曼在那天被打死。曹濱海精神失常，以后從未恢複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學，學生任松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歡書法，在舊的《紅旗》雜志上練習毛筆字，被同學發現在毛澤東的名字上寫了“墓”字。紅衛兵強迫他從家裡象狗一樣爬到學校的“紅色刑訊室”中，他被關押在那裡並且被多次毒打。初中三年級的學生武素鵬被綁在一條麻袋裡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學，高三學生王光華出身于“小業主”家庭，他未得到紅衛兵的準許就去外地“革命串連”。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進學校的監獄之中。他在那兒被十多個紅衛兵幾次毒打。王光華死于第二天，9月28日，時年19歲。幾個已經在這個監獄中被關了一個月的老師把他的尸體抬出了監獄。
在上海外國語學校，學生王一民因其父親曾是資產階級，被同學毒打和侮辱。王一民自殺。
由于“紅衛兵”組織擁有的如此特別的地位，“冒充紅衛兵”當時成為大罪名甚至被作為借口打死學生。北京師范學院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數學教師田欽的弟弟田悅，123中學的學生，“理由”是他“冒充紅衛兵”。在上海複興中學，一個外地來的學生被複興中學紅衛兵打死，“理由”也是他“冒充紅衛兵”。
前述“對聯”傳遍了全國。在我調查所及的學校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遭到了來自他們的同學的語言侮辱、暴力攻擊甚至凶殺。在1966年夏天的北京，沒有一個對聯的受害者能在公開場合反對這副對聯，也沒有一個對聯的受惠者拒絕參加紅衛兵以反對其組織原則。
五、為什么對教師的暴力攻擊會產生?
1.毛澤東的引導和推動
從“文革”一開始，毛澤東就決定了教育製度和教育工作者是“文革”的主要打擊目標之一。1966年5月7日，在給三個月后被指定為他的“接班人”的林彪的信中，毛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1966年5月16日，由毛澤東發出了中共中央委員會的“通知”，這個“通知”在當時只傳達到共產黨的高級干部，一年后才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在這個“通知”中，毛寫道︰“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一些高級干部被派往北京大學，動員寫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領導。毛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1966年6月1日晚廣播了北京大學的大字報並在后來稱其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26〕隨著這張大字報的發表，全國的學校停止了日常課程，學生們立即開始了對學校當局和教師們的攻擊。
1966年7月，毛澤東下令撤出在各學校的“工作組”並批評他們把文化大革命運動搞得“冷冷清清”，雖然在“工作組”控製學校運動期間暴力行動已經發生了。正式通知于1966年7月28日發出。在那一天，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北京海澱區中學學生代表會上轉述了毛澤東關于暴力行動的話︰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一群名為“紅衛兵”的學生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一群名為“紅旗戰斗小組”的學生，給予他們“熱烈的支持”。〔27〕在這封信裡，毛特別提到了“紅旗戰斗小組”的頭頭彭小蒙的名字。彭小蒙在江青和北京大學一萬多人面前用銅頭皮帶打了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如上文提到的，這兩所學校比其他學校更早開始了大規模的暴力行為。8月5日，中共中央發文正式撤銷了由劉少奇在6月20日批準下發的文件。那個文件支持北京大學工作組製止發生在6月18日的大規模暴力行動。〔28〕毛澤東說6月18日的事件是“革命的”。這樣一來，1966年8月5日的文件事實上直接支持了對教師的暴力行為。（29）就在這個文件下發的同一天，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卞仲耘被學生打死。
在紅衛兵把一些人打死之后，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紅衛兵以慶祝文化大革命。宋彬彬–來自北京最早打死老師的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這張象征著毛對紅衛兵的支持的照片被印刷出來並且廣泛流傳。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意思時，毛說，“要武嘛”。此后，宋彬彬發表了一篇文章介紹毛和她的談話，並把她的名字改為“宋要武”。〔30〕
事實上，卞仲耘被打死一事立即被報告到到了高層當局。在“內部報告”中，北京市公安局也每日向上報告被打死的人的數字。但是，毛澤東未說任何特別的話批評在他對紅衛兵表示熱情支持后惡性蔓延的暴力行為。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甚至把紅衛兵學生稱為“小太陽”。在北京，正是在毛澤東8月18日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和8月31日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之間，暴力行為迅速升級並在8月底達到了最高峰。至今還沒有一個接近毛澤東的人提供任何當時未曾發表的毛評論8月的大量死亡事件的資料。明顯的是，從上述的公開發表的指示來看，暴力行動是他引導推動的結果。
在1966年8月初，毛澤東已經剝奪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權力，軍隊的重要領導人林彪得到了一個新的頭銜“毛主席的親密戰友”而成為權力結構中的第二號人物。教師們沒有力量也沒有表示反對文化革命。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其功能只能是營造進一步的“紅色恐怖”。劉的某些孩子在八月中作為紅衛兵成員參加了暴力行動，但幾個月后，1967年1月3日，一些人進入劉的住處並召開“斗爭會”斗爭劉和他的妻子。〔31〕以后他們遭到進一步的折磨。沒有人出來說如此對待“國家主席”是違反憲法的，因為大量的更嚴重違反憲法的對平民的暴力攻擊和殺害不久以前剛剛發生過，那時也沒有人出來說那是犯法的。8月初對教師的凶猛攻擊作了暴力行動的開端，后來的種種暴力迫害就順理成章地持續進行。
2.紅衛兵組織的興起
如上文所描述，是紅衛兵學生在1966年夏天用暴力攻擊了教師。這些暴力攻擊被當作他們的“革命行動”的一部分，並且通常不是由單個的學生而是由一群紅衛兵進行的。紅衛兵組織在暴力行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紅衛兵”和類似的學生組織，在1966年6月1日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之后出現于中學之中。1966年6月2日，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名義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的標題是“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這張大字報說︰“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著什么旗號，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統統都要砸得稀爛。”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斗小組”稍后作的“造反歌”詞是“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這樣的語言是典型的“文革”風格，不但無理、夸張、煽情，而且充滿暴力性。這種語言暴力和后來的大規模的行動暴力也顯然有關聯。
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紅衛兵之后，紅衛兵組織在各地迅速成立。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和對教師的暴力攻擊是同時發生的。比如，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工作組一撤，“紅旗戰斗小組”就在校園裡大規模開打老師。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組織建立于7月31日，卞仲耘校長被打死于8月5日。隨著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先后八次接見一千萬來自北京和外省的紅衛兵，暴力攻擊教師的波浪從北京擴展到了全國。比如，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到貴陽，打了貴陽的劇團演員，還用銅頭皮帶把貴州省文化局幼兒園的園長打得滿背血漬。
紅衛兵持有強烈的破壞性哲學。他們聲稱在建立一個新世界之前，必須先把舊世界徹底砸爛。
1966年8月初，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在卞仲耘校長被打死之前，學生把校園裡尚未成熟的梨和蘋果都從樹上采下並吃掉，甚至連苦澀不能吃的青柿子也全被打光。教學樓裡掛的畫和入口處的正容鏡都被破壞。校園裡彌漫著一片惡毒的氣氛。在北京101中學，有一個噴水池，其中有一只白鶴。紅衛兵先砸了白鶴，后來又在噴水池裡殺死了美術老師陳葆昆。打陳葆昆的同時，還有十幾個老師被強迫在煤渣路上爬。有一個學生腳穿皮靴，伸腳重踩一個正在地上爬的女老師的手。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紅衛兵自稱自己的行為是“造反”。在傳統的意義上，“造反”當然意味著破壞，但是還要反對皇帝和承擔風險。紅衛兵實際所作，是在最高當局的全力支持下，砸毀器物及毆打殺害不能還手反抗的人們。
從打老師開始，紅衛兵先掌管了學校，然后，又走向校外。他們掌有生殺大權，凌駕于法律之上。在北京，紅衛兵建立了糾察隊，以確立紅衛兵的權力機製。1966年8月25日，北京“東城區紅衛兵糾察隊”在北京第二十六中學打了46名“牛鬼蛇神隊”中的教師。校長高萬春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凳子上。高幾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萬春在這樣的“斗爭”之后自殺。“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發出過十個“通令”。他們規定和命令要抄哪些人的家，要驅逐哪類人離開北京城去農村等等。他們的“通令” 用大號鉛字印刷出來，到處張貼，像政府法令一樣有權威性而且通過暴力來執行。按照他們的一項“通令”，在1966年夏天，有八萬五千居民被從北京市區驅逐出去，占人口的百分之二。這些人失去了一切財產，在其后十多年間過著極其艱難的生活，其中相當一部分在遣返路上或到達農村不久就死了。紅衛兵執行了這一最大規模的迫害平民的行動的全過程，包括抄家，注銷戶口，沒收財物，押送上火車，以及處理死尸。“西糾”的“通令”也在其他城市如上海、廣州等地張貼或散發，指導那兒的紅衛兵的行動，引起一系列暴力迫害行動。毆打老師實際上是更大規模暴力行動的最初練習和實踐。
紅衛兵把家庭背景強調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們把家庭出身當作成為其成員的首要的也幾乎是唯一的條件，並且絕對排斥某些家庭出身的學生。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初二的一些學生成立了一個活動小組起名“梅花”，因其各種家庭出身的學生都有，被紅衛兵強令解散。由于“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一思想占了絕對統治地位，平等的同學關系被破壞了，一些年輕人可以迫害另一些年輕人。如上文所寫，最早和最厲害的暴力行為發生在那些有較多高級干部子女的學校中，那裡的紅衛兵也比別的學校更為活躍。對家庭出身的絕對強調給了某些年輕人巨大的特權。這特權甚至包括打死同學和別的人的權力。這種特權刺激了暴力行為的產生。如果每個學生都被允許平等地參加紅衛兵運動，這個組織可能不會如此狂熱與暴力化。
“紅衛兵”的名稱說明他們是毛澤東的衛兵並要保衛他。這裡不討論當時毛澤是否需要被保衛，而是要指出紅衛兵確實掀起了“文革”中對毛澤東的群眾性崇拜的第一波。他們也開始了一套新的禮儀︰在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隨身攜帶《毛主席語錄》本，跳贊頌毛的舞蹈，到處張掛毛的畫像及語錄，每一次講話都以毛的一段語錄開頭，並以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結束。
作為一個青年組織，紅衛兵的三個主要特點–把家庭出身這樣一個先天性的條件當作組織成員的資格審定標準、強烈的領袖崇拜以及集體性的暴力行為–的結合，在歷史上有過先例，因此也更值得思考。(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