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2日訊】宗璞《東藏記》取“東躲西藏”之意，以抗戰期間西南聯合大學的生活為背景，生動地刻畫了在民族危難時刻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們對親人朋友的大善、對祖國人民的大愛、對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對亡國之禍的大痛，在這部小說中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宗璞有著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和西方文學的修養，文字淡雅，筆墨委婉，如同一支“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的腊梅，含情脈脈而芳香襲人。她的文字有點像剛剛去世的台灣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靈動，婉約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厚。這樣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經很難看到了。
西南聯合大學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奇跡，它在九年間培養的杰出人才甚至超過了此后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所大學半個世紀所培養的杰出人才的總和。為什么在警報和烽火中、在飢餓和寒冷中，西南聯大能夠創造一個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宗璞寫的是自己少女時代的一段親身經歷，她的父親馮友蘭那時正在聯大任教。小說中諸多人物多可以找到生活中的原型，几乎都是學界名滿天下的大師。《東藏記》以其特有的方式揭開了這個謎底：西南聯大其實是抗戰的第二戰場，每一個教授、每一個學生都是戰場上的戰士。他們保存、傳播和發揚著我們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的命脈。只要這一命脈不斷，中華就不會消亡。
宗璞的文字里飽含了那個遙遠時代的溫熱，然而在某些特別的片斷里卻暗藏著閃閃的机鋒。總體風格的溫婉与某些片斷的銳利，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對立，讓人感覺到某种“不協調”的味道。小說中有一對留洋歸來的青年教授尤甲仁、姚秋爾夫婦，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謠生事著稱。他們剛剛登場的時候，“說話都有些口音，細听是天津味，兩三句話便加一個英文字，發音特別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齒，不時互相說几句英文”。有教授想試他們一試，詢問《詩品》中“清奇”一章，話還沒有說完，尤甲仁便將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誦出來。問到一處疑難，尤甲仁馬上舉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講述得很清楚。這時，其妻姚秋爾面有得色。對方又問：“這几家的見解听說過，尤先生怎樣看法？”尤甲仁微怔，說出來仍是清朝一位學者的看法。寫到這里，宗璞忍不住借書中另一個人物之口發表議論說：“讀書太多，腦子就不是自己的了。這好像是叔本華的話，有些道理。”
小說中好几處提及這對年輕的教授夫婦。本來是“春江花月夜”，突然轉成了“高祖還鄉”，缺乏必要的“起承轉合”，總是有點突兀。雜文的筆法隱約可見——“他們以刻薄人取樂，他們這樣做時，只覺得自己异常聰明，凌駕于凡人之上，不免飄飄然，而毫不考慮對別人的傷害。若對方沒有得到信息，還要設法傳遞過去。射獵必須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閉門說說會令趣味大減。”作者對這對夫婦的諷刺意味非常明顯。小說中還寫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講，他講“莎士比亞和湯顯祖”，大段背誦莎劇和《牡丹亭》的片斷。雖然內容丰富生動，卻沒有說出比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藝術上有什么差別。同學們听了，有人贊嘆，有人茫然。
對中國現代學術史略有了解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這兩個人物是在影射錢鐘書、楊絳夫婦。我一向不喜歡錢鐘書夫婦。雖然他們學識淵博，但他們何嘗對現實中的苦難和罪惡發過言？《東藏記》中說：尤甲仁素來不發表帶有政治色彩的言論，有人說他清高，有人說他自私。他卻攻擊一位批評國民政府壓制輿論自由的教授說：“現在民主人權很時髦了，無怪乎以前有人說某某教授善于投机。這可不是我說的。”這段話模仿錢鐘書的口吻，真是惟妙惟肖。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一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真的能夠超越黑暗的現實政治嗎？真的能夠躲避暴虐的專制權力嗎？
錢鐘書自以為聰明、自以為超凡脫俗，但在“文革”時代，他還不是拼命討好清華同學胡喬木，靠著這個以“理論權威”自居的文化弄臣的關系，討得了一個翻譯紅寶書的差使，這才得以躲過浩劫。正如論者所云：“錢的淡泊名利是做給社會看的，同時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對苦難和社會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國，面對那么多苦難与無恥，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其實，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無恥——一种生存策略。無論多大的學問家，一旦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將喪失自己的良知。”在各种學者之中，我最不喜歡的就是這种冷血的人物。我認為，再大的學問也提升不了他們的人格魅力。
小說中還有一處寫夫婦兩人的互相吹捧，有些晚清小說的風味。姚秋爾說：“甲仁在英國說英文，英國人听不出是外國人。有一次演講，人山人海，窗子都擠破了。”而尤甲仁說：“內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報》上，火車上都有人拿著看。”錢鐘書可曾想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后”，自己在《圍城》里刻薄地嘲諷別人，也有人在小說中以同樣的刻薄來對待他？真可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這對夫妻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屬，夫唱婦和，好不讓人羡慕。但是，我卻感到疑惑：兩個刻薄的人生活在一起，能夠真的相愛嗎？我不相信錢鐘書夫婦那矯揉造作的“愛情”。刻薄是人類最惡劣的品質之一，刻薄的人不知道什么是愛情，不去愛他人，也得不到愛。后來，在“文革”之中，錢鐘書夫婦与林非一家為著鄰里糾紛大打出手，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此次爭斗，后來雙方均寫文章大肆攻擊對方，而在我看來，他們并無好坏是非之分。人必自辱，然后他人辱之。与其他許許多多深陷于苦難之中的知識分子一樣，他們都值得怜憫和同情。而于廣大“錢迷”來說，听到這個事件，簡直就如同經歷了一個神話破滅的過程。其實，知識的淵博与人品的崇高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明白了這個道理，也就不必迷信那些學問家的神話了。
錢鐘書去世之后，媒體廣為報道，若干位高權重的人物還親自打電話給楊絳表示慰問。由此可見，錢氏在當政者心目中乃是“國師”的地位。聯想起最近李慎之先生的逝世，卻是另外一番情景。李慎之先生是一位終身關怀民族前途命運、畢生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家，他從來不忌諱對現實進行尖銳的批判。李老去世之后將近一個月，新華社才發表了一個廖廖几行、不冷不熱的消息。正像我的朋友徐晉如所說的那樣：“李先生逝世后，當然不會有人給他夫人打電話囑其保重身體，就像當年錢鐘書逝世時有人給楊絳打電話那樣。然而，我卻以為，李先生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一定在錢鐘書之上。”李慎之對風雨蒼黃的五十年有切膚之痛并在晚年全盤推倒自我，因此我尊重他；而錢鐘書一直以《蜀山劍俠傳》中“凡人打仗，事不關己”的姿態冷眼看人，因此我不會尊重他。李慎之對中國的專制主義政治傳統的不遺余力的批判，對作為“先進文化”的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本土化”的努力，無不燭照后人且薪火相傳；而錢鐘書一味刻薄人間的小說《圍城》和一味炫耀博學的專著《管錐篇》，并不能构成當代文化的有机資源進而促進中國人生存狀態的“自由化”。我一向對所謂的“錢學”不敢苟同，而楊絳則在為《錢鐘書集》所寫的序言《錢鐘書對<錢鐘書集>的態度》一文中寫道：“錢鐘書絕對不敢以大師自居。他從不廁身大師之列。他不開宗立派，不傳授弟子。他絕不號召對他的作品進行研究，也不喜歡旁人為他號召，嚴肅認真的研究是不用號召的。”前面几句話看上去無比謙虛，其實都是為最后半句打伏筆。最后半句顯然是皮里春秋、微言大義——雖然錢鐘書不主張、不號召別人對自己的作品進行研究，但依然有那么多人自愿將研究“錢學”作為畢生的“志業”；既然“嚴肅認真的研究是不用號召的”，那么如今蔚為大觀的“錢學”顯然就是“嚴肅認真的研究”。這种吹捧方法當然又比小說中的人物更高明，簡直就快達到“羚羊挂角、無跡可尋”的地步了。
什么時候我們不再盲目崇拜錢鐘書之類的“知道分子”了，什么時候我們完成了對李慎之、吳祖光這樣的真正的“知識分子”的“普及工作”了，我們文化啟蒙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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