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社會進步是靠精英的嗎？

【大紀元1月31日訊】茅於軾是我很尊敬的先生，在我們組織的全國高校大學生回鄉支農調查活動中，無論是出發前的培訓會還是回來後的總結表彰會，我們都請茅先生參加。在孫志剛和孫大午事件中，茅先生發揮了民間領袖作用，正是在茅先生的鼓舞下，我才寫了《孫志剛替我而死》、《孫大午該不會有事的》。

但讀了茅先生祭念毛主席的文章──《紀念毛澤東誕辰110週年有感》，我很感到意外。我感到意外的不是茅先生對毛主席的評價。對茅先生徹底否定毛主席我早就領教過，那是在2002年的一次大學生調查報告頒獎會上，茅先生是我請去頒獎的嘉賓，我在安排下期調查時，建議同學們認真讀讀毛主席的幾篇農村調查報告，學習毛主席的調查方法。茅先生立即糾正我的建議，教育同學們不要看毛澤東的書，說毛澤東這個人不是好人，是中國的罪人……。茅先生對毛主席的徹底否定我是可以理解的，就像理解很多人崇拜甚至迷信毛主席一樣。但這次茅先生對毛主席好像沒有徹底否定,看來茅先生是與時俱進的。

但茅先生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週年有感》文中，有一句結論──「社會進步是靠精英的。」我感到很迷茫，不能不請教茅先生：

第一，茅先生所指的「精英」是一些什麼人。從茅先生的文章中看，被毛打倒的人全是「精英」，「毛把精英全打倒了，最後只剩下毛一人了」。在茅先生的眼裡，毛時代的沒有被打倒的十億人都不是精英。那現在什麼人是「精英」，什麼人不是「精英」呢？「精英」就是指政府官員、學者、專家、留學歸國者、資本家嗎？「精英」就是指那些處於社會圈中心掌握政治霸權、經濟霸權、話語霸權的人？我想請問孫志剛在不在「精英」之列呢？孫大午在不在「精英」之列呢？冒死搞承包的小崗村的農民在不在「精英」之列呢？八十年代初期，冒著風險搞投機倒把、發展鄉鎮企業的千千萬萬農民在不在「精英」之列呢？八十年代中期，千千萬萬衝破壁壘闖世界的農民在不在「精英」之列呢？千千萬萬為了維護權益、追求正義、千里迢迢到北京告狀上訪、住在二元錢一晚甚至住樹下和雪地裡的農民、工人，他們在不在「精英」之列呢？那些千里迢迢從四面八方趕回家參加步雲直選鄉長的農民工和那些不參加人大代表選舉的大學知識分子相比，怎麼能用「精英」與「非精英」去評判呢

第二，茅先生說「社會進步是靠精英的．」那我請教茅先生，八十年代初期農村草根主導的「聯產承包經營和經營體制多元化」改革與九十年代「精英」主導的「糧食流通體制和農業產業化」改革，哪一個成功呢？哪一個對社會進步作用大呢？浙江民間創造的民間金融服務與「精英」主導的農村信用社改革哪個成功，哪個代表者前進的方向呢？

第三，茅先生一貫主張民主，一貫主張人民當家作主。如果說「社會進步是靠精英的」，那茅先生平時主張的民主其實是極少數人的民主、極少數人為人民當家作主了。茅先生且不是主張等級制、不反對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權利的壟斷和施捨？

第四，從茅先生一貫的言行來看，茅先生早先是主張少數「精英」先富起來的，不光明正大也是可以的。茅先生自以為是一個利他型「精英」，以為所有的「精英」都會像茅先生一樣是利他型的。但時間告訴茅先生不是那麼回事。我想請教茅先生，當這個社會被利己型「精英」主導的時候，茅先生有什麼辦法保證依靠利己型「精英」來推動利他型「精英」所主張的社會進步呢？茅先生雖然有利他的精神，可是茅先生卻從來不敢公開聲稱自己是和「草民」站在一起的（最近幾年有了很大變化，經常幫助窮人做事和說話），茅先生總是自覺不自覺的和利己的資本站在一起。所以，茅先生「社會進步是靠精英的」所言，其實就是為資本家代言。

我常常認為，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高低貴賤、「草根」「精英」，用某種視角做出是非評判，會不會僅僅只是我們內心主觀的需求呢？而這種主觀的東西是不是在不尊重他權的潛意識下產生的呢？難道人就只能按所謂「精英」和「非精英」區分嗎？我常常為這樣的區分而痛苦。可能士大夫世家的人沒有這樣的痛苦，我們這些普普通通的平民家庭卻是無法擺脫這種痛苦的。

每當我回到我父親、母親的身邊的時候，回到我祖母的墳前的時候，我就憤恨這些主流的話語？祖父去世的時候，我父親才十六歲，祖母帶我父親、兩個叔叔、兩個姑姑一條破船一張網，風裡來雨裡往，日夜辛勞在洪湖上，把他們養育成人。到了六、七十年代，我的父輩們用他們的生命治理長江、洪湖水患，有了今天旱澇保收的江漢平原大糧倉，我的父親、母親養育了我們六姐弟，其中三個人上了大學，兩個人成了大學教授。當我回到生我養我的故鄉的時候，我是「精英」，我的親人和鄉親們是「草民」嗎？這樣分多麼的可怕啊！讓我感到極端的無恥。

我家鄉的一個200多人的自然村，兩年有12人死於疾病，「精英」主導的醫療產業化導致了家鄉醫院的破產，難道這是社會進步嗎？「精英」主導的教育產業化改革，導致我家鄉的大多數孩子和天下千千萬萬的孩子讀不起書，難道就是進步嗎？「精英」自覺不自覺的漠視了他們的「草民」的權力，甚至剝奪了「草民」的權力。這個社會靠「精英」，怎樣保證「精英」所要的社會進步是「草民」的社會進步呢？

近幾個月，我作為香港樂施會的一員在雲南的少數民族地區扶貧。我最大的感受是：貧困的根源是權力的貧困。生活在中緬邊界的少數民族也能夠種鴉片，他們會貧窮嗎？為了讓緬甸種鴉片的地區不再種鴉片，聯合國安排了數億美圓的資金幫助他們調整種植結構，有數億美圓的資金幫助，我們的邊民還窮嗎？在少數民族地區，修一公里的沙石公路只要7－8萬元，修路後，邊民的羊子每只能多賣250元；邊境的原始森林大多是80年代以後砍伐的，這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原始森林中的人們他們得到了什麼呢？不給他們的補償的理由是森林是國有了，這些理由都是精英的理由；在北京，一畝土地可以在國家銀行裡抵押貸款數百萬元，農民的一座大山在國家銀行裡一文不值，其實，這不是什麼經濟規律，從根本上講，這就是「精英」的強勢。九十年代「精英」經濟大發展，欠數千億農民工的血汗錢，這是社會進步嗎？

拉祜族有一個叫扎約的貧苦孩子讀了高中，家裡為他讀書欠了近一萬元的債，要知道，在人均年收入600元的貧困山區，一個家庭欠10000元的債靠家庭的農業收入是永遠也還不清的。扎約讀了書，能說公話（漢話），終於走出大山到一個城市打工，可是工廠每月開的工資才400元，扎約打工已經9年了，家裡的欠債還有2000多。扎約30了，沒有娶媳婦，他說還完了債再考慮娶媳婦的事。由於壓抑和工作長期處於超時狀態，扎約的身體很差，他說，再干5年等還完了債、手頭有2000元的積蓄後就回家，再不出來打工了。人人都說教育能改變人的命運，扎約小的時候父母支付了教育的成本，年輕力壯的時候出來打工，把他最黃金的時間奉獻給了城市，快40歲的時候，帶著一身的病痛不得不回到那個貧困的大山。教育改變了什麼呢？教育的成本由貧困的地區的窮人支付，推動了發達的地區「精英」們的進步。扎約的父母付出了，扎約付出了，誰推動了他們的進步呢？

我以為只靠「精英」是靠不住的，社會進步要靠人民。靠制度賦予所有人平等的權利，人人擁有平等權利的社會制度才是社會進步的根本保證。如果說靠「精英」能建立起人人擁有平等權利的社會制度，我想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精英」政治就該萬歲、萬歲、萬萬歲了！我想請茅先生倡導沒有歧視的話語、沒有歧視的視角、沒有歧視的制度，倡導知識分子站在勞動者之中、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茅先生是可以擔當此任的人。

我無意得罪茅先生，我很尊敬茅先生。我之所以胡言亂語，是我有人格分裂的痛苦，我無法接受「精英」桂冠，更無法給天下衣食父母披上「草民」的蓑衣。希望茅先生能理解我、開導我。

(中國勞工)(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