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5日訊】金庸的輝煌前輩
讀過《蜀山劍俠傳》﹑《青城十九俠》兩部古典俠怪小說的人都會為作者的非凡想象力而驚嘆﹕神奇的宇宙﹑各種奇形怪狀的生命﹑瑰麗多彩的仙魔世界﹐火山與海嘯爆發的驚天動地﹑各種人類想象不到的空間﹑億萬倍于氫彈爆炸的宇宙能量的噴發。
從俠士周淳與採花賊毛利和尚的結仇寫起﹐由簡單到複雜﹐由劍俠而劍仙﹐由劍仙而展開神魔世界﹐一路任靈感馳騁﹐每天報上發表一段﹐現編現賣﹐情節可以隨意﹐我父曾勸他說﹕“周淳是好人﹐別把他寫死”﹐於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保留了周淳的性命﹐始終沒有寫到他的死。
金庸小說以歷史背景寄託現代價值觀念﹐還珠樓主李壽民則由人間的正義斗邪惡步步提昇到宇宙中的神魔戰鬥。而作者在人間卻遭遇了真正的魔﹐他在序言中談到上世紀三十年代江西兩湖的大規模„o匪﹕中共“殺豬出谷”震撼全國。這可能激發了他的靈感﹐深化了他的思維﹐由人間中共的邪惡深入到宇宙的複雜而氣象萬千……
五十年來大陸橫行的高干子弟採花賊比花和尚毛利要野蠻得多﹐人間的共匪比綠腦袋的邪魔更偽善更邪惡。
北京音樂界前輩郝蔭裳講故事﹕
我從小就聽人說“共匪”﹐就不明白問父親﹐他聽過李壽民講過許多﹐“匪就是共﹐共就是匪”﹐再問﹐只講了還珠樓主筆名的來由﹐原來李壽民先生學富五車﹐才高北斗﹐被一位紳士慕名託人聘為家庭教師﹐大家閨秀發生師生戀﹐誓死不嫁他人﹐被紳士趕出家門﹐小姐與李壽民結為連理﹐經人說合﹐終於合好﹐“還珠”于岳父之家﹐故別名“還珠樓主”。
郝蔭裳先生名字頗有藝術美﹕綠蔭內深藏的海棠之果。但說話語帶譏鋒﹐上世紀四十年代在北京許多中學兼音樂課﹐被學生起外號叫“好小子”。有一次課上講他的故事﹐談到在家鄉﹐身家性命要靠自己保護﹐黑夜他趴在高牆后土袋堆上打一槍﹐馬上得滾下來。土匪的槍法極准﹐看見開槍的火光﹐馬上還擊﹐動作稍慢﹐就會擊穿腦殼。現在想來他家可能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地主土圍子”幸而當時當地的土匪只有槍沒有炮﹐所以沒有攻破。
後來看到陳忠實先生所著《白鹿原》描寫的陝北土匪攻破財主“土圍子”﹐搶掠一空﹐十分可怕。比五年來大陸流行的警察抄家還是遜色﹐網上見到河北省贊皇縣抄法輪功練習者的家庭﹐連桌子﹑板凳都沒有留下﹐家徒四壁。
這種土匪抄家故事﹐在中國曆史上不斷重複﹐現在中國大陸更現代化﹐“合法”化。
三﹑《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這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創編的一出平劇﹐我看到張雲溪﹑張春華﹑雲燕銘等人在北京護國寺人民劇場的演出﹐為演員精彩表演鼓掌。現在想起來很不是滋味。竊賊金毛犬段景柱﹐偷來一匹照夜玉獅子馬﹐去獻給佔山為王的匪首宋江﹐（史稱﹕宋江等 36人橫行河溯）作晉見禮。途經祝家莊被截奪﹐宋江就傾巢出動﹐攻打“土圍子”﹐雖沒有現代的碉堡﹐但迷宮一樣的盤陀路說明即使豪強地主為保護自己的財產﹐防禦土匪也費盡心機。
只為一匹好馬﹐攻打三次﹐雙方傷亡無數﹐最後屠了祝氏全家﹕祝朝奉和三個兒子及滿門家眷。黑旋風李逵一板斧劈死了祝彪﹐宋江還把人家的未婚妻﹐送給了矮腳虎玉英﹐亭亭玉立的一丈青扈三娘只得屈就矮丑的侏儒王英﹐不知扈三娘本人作何感想﹖
《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在“楔子”中說有人在仙山道觀中誤掀缸蓋放出108匹黃蜂投生世間﹐寓意是36天罡與72地煞﹐作為“上帝之鞭”為懲罰腐朽墮落的人世而殺人越賃﹐造反禍亂世界。
沒有階級鬥爭學說﹐意識形態的招牌只是“替天行道”﹐所以攻不進首都﹐不能成事。
流寇不流﹐造反有理﹕
我自幼聽保姆說﹕“黃巢造反﹐殺人800萬”﹐這句話歷經千年而留傳﹐而且在農村流傳很廣﹐可見對農民創痛之深﹐為害之烈。
意識形態更簡單﹐自號“沖天大將軍”﹐其實他是個投考狀元落地﹐灰心絕望﹐另尋出路的知識分子﹐去搞農民“革命”。
中共有了舶來品意識形態包裝﹐但斯大林明確指出﹕“中國革命實質是農民問題”。毛澤東談到了他和流寇策略上的區別說﹕“流寇主義沒有根據地﹐等於人沒有屁股﹐坐不下來。”
中共在各方面滲透﹑灌輸﹐舞台也不例外﹐滴水不漏﹐所以選擇“造反有理”的《三打祝家莊》改編平劇（現稱京劇）。又如《連鐶套》一劇中﹐把山大山“坐地分髒”一句﹐改為“除暴安良”﹐而寨主竇爾墩稱讚黃三太﹐黃天霸父子的一句臺詞﹕“老子英雄兒好漢﹗”被中共高干子弟組成的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利用來進行階級鬥爭﹐配下聯“老子反動兒混蛋﹗”用以打壓非紅色出身的大﹑中學生﹐現代蓋世太保國家恐怖主義組織6﹑10辦頭目劉京當年在北京工業大學為這副對聯辯護的演講詞﹐為文革史家王友琴女士收存﹐併發表在人民報網上。當時﹐北京六中學生王光華就因為批駮這副對聯被十幾個“紅”衛兵圍在中間練刺殺﹐被十幾根木槍活活戳死。
毛澤東總結馬列原教旨為一句話﹕“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千言萬語﹐歸根結底一句話﹕造反有理。”這在文革中廣泛應用于屠殺滅絕黑五類以及各地兩派的武鬥。
五﹑“殺豬出谷”再現于文革﹕
“殺豬出谷”是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攷察報告》中對農村痞子帶頭搶劫富人的稱謂﹐成了紅衛兵經典﹐當時共產黨還沒成事﹐毛灌輸階級鬥爭意識﹐在湖南農村辦起農會﹐富農以上不准加入﹐已初具對黑五類專政的雛形﹐不准入農會的地主﹑富農登記在“另冊”﹐即壞人﹐牛鬼蛇神花名冊﹐即流氓無產者專政對象。
“殺豬出谷”顧名思義﹐那就是靠人多勢眾﹐不管法律﹐沖進富裕公民之家﹐把圈裡肥豬殺光吃盡﹐打開糧倉﹐搶走所有糧食﹐因為“馬克思主義”等於“造反有理”。
四十年後﹐全國各地中學生到北京取造反之“經”﹐向北京紅衛兵學習﹐汲取經驗﹐北京各中學紅衛兵教他們如何半夜翻牆﹐敞開大門﹐蜂涌而入﹐從被窩裡揪出主人﹐罰跪﹐皮帶抽打﹐翻箱倒櫃﹐抄家﹐沒收存摺（活期存款﹐不須證件﹐持摺取款）﹐可惜當年紅衛兵很少懺悔﹐沒留下慘烈事實。
萬維讀者論壇2000年8月20日﹐作者胡瓜回憶﹕“回憶一下那個夜晚﹐那個有星星有月亮的夜晚﹐我們無端地沖進一個平民百姓的家﹐將一位善良的少婦拉出被窩來﹐逼她交待她自己也無法弄清的罪過﹐直到把她打死在如水的月光下……
回憶一下上海的那個臨街的窗口﹐和那個窗口上垂掛的兩具遺體﹐當代最有骨氣的文化人和最傑出的文學翻譯家﹐（可能是音樂家傅聰的雙親傅雷夫婦﹐作者未寫名字）﹐與妻子一道﹐用這兩具聖潔的遺體﹐表達他們對一茬茬泛赤民族的失望與悲憫。在相隔不遠的另一寓所裡﹐當代最傑出的女鋼琴家﹐跟母親和弟弟一起﹐告別了那一片鋪天蓋地的喧囂﹐走了一條寧靜的死亡小徑。”
劇作家吳祖光寫“3x位藝術家之死”記錄了周信芳夫婦﹑馬連良﹑李少春﹑裘盛戎﹑老舍﹑言慧珠等30幾位在文革中的慘死。作者因此被開除黨籍﹐打入“另冊”。
但掛一漏萬﹐據我所知電影演員胡慧深﹑籃馬﹑石揮﹑上官雲珠﹑顧而已﹑嚴鳳英……
作家﹕趙樹理﹑田漢﹑楊朔﹑羅文斌﹑李廣田﹑海默……
學者﹕吳﹑傅雷﹑翦伯贊﹑葉以群﹑劉盼遂﹑陳夢家﹑李平心﹑李達﹑陳笑雨﹑劉綬松……
乒乓球世界冠軍容國團……
共產黨內的知識分子﹕邵荃麟﹑侯全鏡﹑陳璉（蔣介石秘書陳布雷之女）
民主黨派﹕南漢辰﹑章伯鈞……
至於普通公民更無法統計﹐北京東單三條牙科醫師夫婦活活被打死﹐小樓被沒收。只因平時不讓檢查衛生﹐被街道以特務嫌疑率領紅衛兵沖進去。
北京東四牌樓以南本司衚衕中間﹐遠遠便可以看見兩層灰樓﹐上刷廣告“萬靈虎骨高﹐張氏追風丸”主人之子﹐在藥店被 “公私合營”後政治學習中﹐響應向黨“交心”號召﹐說了心裡話。說合營﹐實際上是沒收﹐定期給點利息是象征性的﹐曾想刺殺毛﹐被捕專政。
老兩口文革又面臨喪失房產（當時房屋管理局以造反派名義威脅有私人房屋者交出房契﹐否則格殺無論）﹐街道幹部率領紅衛兵又來批鬥打殺。二老決心自盡﹐老婦先讓老人把自己勒死﹐老人再放火燒樓自焚﹐不給共產黨留下。正好街道積極分子率領紅衛兵沖進扑滅了火﹐老婦已死﹐老人被捕入獄﹐房屋沒收﹐至今廣告仍在灰樓招徠過往行人。只有老鄰居知道這段來歷。
至於批鬥不死﹐熬過暴打的各界名流﹐如四大名旦中梅蘭芳與程硯秋幸而早死﹐剩下尚小雲﹑荀慧生都被本劇團造反派宣佈“殺豬出谷”﹑“掃地出門”轟出家門﹐不發工資﹐兩人無活路﹐去拉排子車（即人力代替騾馬﹐駕在轅上﹐替人搬家﹑運貨）﹐武生名宿楊小樓高徒李萬春下放內蒙淪為乞丐﹐飯館職工看他可憐﹐免費供灑喝。
毛在二十年代《湖南農民運動攷察報告》中提出的新名詞“殺豬出谷”在四十年後文化大革命中又大顯威風。
六﹑羅素爵士的判斷在土地改革中被證實﹕
我沒參加過土改工作隊﹐但聽一位營長說﹕“東北的小地主只有一條破棉被﹐按土地法規定不親自種地照樣被流血鬥爭。”
這讓我想起了孫中山的話﹕“中國只有大貧和小貧之分”﹐中國確實沒有歐美的大種植園與拖拉斯。
沒有政權之前是“殺豬出谷”﹐有了槍桿子之後﹐在井崗山拉起隊伍（與當地土匪王佐﹑袁文才合併﹐後來又把兩人設計殺掉）。
馬克思說﹕“物質力量必須用物質力量打倒。”
這物質力量首先是錢﹐然後才能武裝工農做暴徒。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國共產黨如何籌款《蘇聯共產黨教程》中諱莫如深。我上小學時在一本兒童讀物上看到大本連鐶畫中斯大林幾個人在„o一輛銀行運款車﹐這大約是可信的﹐光靠列寧到德國駐瑞士使館領間諜津貼是不夠用的。
至於中國﹐在井崗鬧革命﹐唯一財源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說是土豪﹐我看凡是有田地﹑財產可奪的富人都在其中﹐至於如何打與分﹐沒留下記錄。（陶鑄夫人曾志寫回憶錄也沒寫到）
怎樣使老實貧苦農民變成搶人的土匪﹐最初上世紀二十年代毛澤東在廣州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就在傳播湖南農民運動的經驗。當然首先得依靠痞子即流氓無產者﹐農村稱作二流子。我的農村親戚說土改更具體﹕有許多村根本沒人去搶劫﹐勉強分到的衣服浮財﹐老實的農民夜間又給原主送回去。尤其象歐美一樣的慈善家﹐中國城鄉都有﹐稱“大善人”修佛積德﹐濟困扶危救濟鄉親﹐這樣的農村﹐流血鬥爭煽動不起來。這時流氓﹑痞子便成了毛所說的“革命先鋒”名為幫助落後村﹐斗倒本村地主後﹐幾十輛馬拉大車到外村„o掠一空﹐一把火便把鬥爭地主普及﹐不趕快鬥爭本村地主﹐財物都會被“革命村”大隊人馬搶光。
至於流血鬥爭﹐如何煽動﹐河北省薊縣一位親戚說﹕當年土改隊員在鬥爭會上問大家﹐該不該打死﹖齊答﹕“該﹗”一個老實農民說﹕“迫不得已”﹐馬上被石頭棍棒砸死。
53年在朝鮮﹐遇到過一位幹部助理員﹐營級（大尉）很清秀漂亮﹐他是地主兒子﹐靠參軍留下一條命﹐家鄉土改隊到軍隊要人﹐軍隊不給﹐若交出便沒命了。
清華大學一個學生回家﹐勸父親主動獻出土地﹐反被打折了腿﹐被好心人偷偷地放了﹐憤而參加國民黨軍隊﹐不到一年又被共軍俘虜﹐和我在軍校同一個中隊學習。
號召分土地的農民孩子為了“保田保家”﹐踴躍參軍﹐內戰中死的多是這些農民﹐不到三﹑五年﹐土地全部收歸國有﹐公社農民掙工分﹐月薪幾角人民幣﹐城市8級工人月薪40元﹐土匪與奴隸主合二為一。
而台灣國民黨的辦法是“耕者有其田”﹐先實行三﹑七五減租﹐即地主收租不能超過耕者收穫的三分之一。後由政府出錢收買地主土地﹐分給無地農民﹐地主得到股票紛紛轉為工商業者﹐轉為資本家﹐蔣經國十大建設為流通開路﹐經濟起飛。而大陸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等十大建設都是為壯門面﹐修成先請各國使節參觀﹐大搞宣傳。
兩岸對照﹐英國哲學家羅素博士判斷顯然正確﹐共產黨走得是一條暴力掠奪公民財產的邪路﹐被煽動暴力革命的工農現在生活最慘﹐被壓迫在最底層。幾十萬涌向北京“上訪”。
六﹑公開掠奪的理論根據﹕
對這種暴力掠奪﹐馬克思說是“剝奪剝奪者”﹐他不承認工廠主﹑企業家的腦力勞動﹐認為私有財產都“剝奪”來的。
馬克思給生產關係的定義是﹕生產﹑流通（交換）﹑分配﹑消費。
蘇聯實行變革生產關係﹐斯大林定義為﹕1﹑生產資料所有制﹐2﹑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關係﹐3﹑產品如何分配。從此﹐生產關係成了人為的可以操作甚至操縱的主觀範疇﹐可以用強權改變。
林彪說得露骨﹕“有了政權﹐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一夜之間就可以打倒”﹐一語道破共產主義的實質﹕暴力掠奪。楊斌逮捕﹐仰融逃亡﹐這都是富人榜上前幾名﹐企業家鄭明芳﹑王玉芝一夜之間可以抄光﹐變為一無所有。江氏剛掌權就說﹕“我要把個體戶罰得傾家蕩產”﹐因為個體戶們曾支援過靜坐的學生。
七﹑大私有主義﹕
孫中山曾派蔣介石到蘇聯攷察。孫中山稱共產主義是“大私有主義”。在蘇聯工業為全民所有﹐農業為集體所有。毛要消滅兩種所有制﹐農村成立人民公社﹐財產由生產隊所有﹐再過渡到大隊所有﹐將來全公社所有（即全鄉所有）﹐全縣所有﹐全省所有﹐一步步最後達到全國所有﹐這就是張春橋循毛思路提出的全國工農﹑知識分子一律月薪人民幣30元﹐200元以上存款沒收。消滅了人民的私有制﹐共產黨魁將成為全國以至全球最大資本家﹐完成大私有主義。毛夫人江青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有女皇”﹐更是畫龍點睛﹐要言不繁。
毛在世﹐他是全國第一富﹐稿費40萬人民幣﹐28年來利滾利已翻了幾翻﹐毛死﹐鄧報復說是黨產﹐毛子女不得享用。
鄧在世﹐鄧朴方﹑鄧質方是太子黨中首富。
江在世﹐江綿恆是天字第一號首富。江氏血債纍纍﹐為留後路狡兔三窟﹐人民報站披露2002年5月到9月間中資銀行把30多億美元轉移到加勒比海地區分支機構﹐只承認轉移80多億港元﹐另一筆20多億美元偷轉到加勒比海江氏個人帳號被發現。
在瑞士銀行﹐江手下人給江存了4億5千萬美元﹐並在某國購置豪華別墅。
江綿恆名為與臺塑大王——王永慶之子王文洋合辦公司﹐實為江家獨資﹐王文洋早已被父開除門庭﹐江財神把住國庫鑰匙﹐一次就批給長子25億美元。毛鄧當年財勢已是小巫見大巫。不僅古巴黨酋卡斯特羅國外巨大存款前幾年已被揭露﹔北朝鮮晚年窮得餓死200萬人﹐金正日卻建有幾十個豪華別墅﹔其子金正男在日本揮霍無度﹐全家使用進口貨﹔越南共魁黎筍闊到可以到西德尋美女做夫人。
而且傳染到中國近鄰緬甸奈溫將軍也學中國﹕五十年代末一舉把全緬甸工商業收歸國有﹐至今軍人專政﹔伊拉克薩達姆也學大私有主義﹐他的統治工具也叫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黨﹐把民族復興與社會主義兩大招牌全佔了。
有的評論家已經指出江氏就是中國的薩達姆﹐江的殘忍之深廣度比金正日﹑薩達姆有過之而無不及。
假如毛的理想全球公有制實現﹐那在大私有主義最高魔王統治下﹐共產主義的全世界將是怎樣的黑暗地獄﹖
江氏曾對身邊人說﹕“我可以在任何時間讓任何人做我要他做的事情”。（見《欺世謊言》）如果共產黨實現了全球共產的野心實在不堪設想﹖
1989年4﹑5月份﹐6月4日屠殺之前﹐我在電視上看到中央電視臺元老﹐資深主持人趙忠祥胸前掛着大紙牌﹕“我欺騙人民40年﹐自己也被騙40年。”
6﹑4之後﹐在批判“6﹑4暴徒”的展覽會外場地上我還看見了各界名人對絕食學生的物質支持﹐包括相聲演員姜昆捐助的小臥車﹐已被燒成爛鐵。
一旦取消信息封鎖﹐人民是會明白的。
當時一位師級軍隊離休幹部的兒子提到他頑固的父親說﹕“老共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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